批鬥會結束後，他們被分開看管。他們最後又見了一面，那是八月五日，毛《炮打司令部》一文問世一周年。蒯大富計劃大搞一場批鬥會，組織幾十萬人，“把劉少奇揪到天安門廣場，搭一個大平台，把他們抓出來斗。江青支持我們的意見，她把意見整個地原封不動地轉給中央。”蒯大富連台子都搭好了。可是毛掂量再三，否決了這個做法。他一直對外國人聲稱野蠻低劣的批鬥方式和語言都是紅衛兵搞的。如果出現在天安門廣場，外國人無疑會認為這是毛的支使，對他“世界革命領袖” 形象將十分不利。外國“毛主義者”們許多已經對毛的大清洗非常反感了。西歐毛派中最老資格的共產黨人、比利時的傑克·格瑞巴（Jacques Grippa），自己曾在納粹集中營里受過刑，知道受折磨的滋味。他寫信給劉少奇表示支持。信寄到中南海，被退回來，上面寫着：“查無此人。”

毛還有一怕，怕劉少奇夫婦開口。迄今的批鬥已使他領教了他們銳利的反駁。斯大林在清洗政敵時曾搞過假模假樣的公開審判，因為他的政敵事前已乖乖就範。毛不敢對拒絕就範的劉少奇夫婦搞這套把戲。他只得決定在中南海內部由中央警衛團的戰士穿着便衣，跟中南海工作人員一道批鬥他們。
八月五日那天，中國第二、第三號最大“走資派”鄧小平、陶鑄，也在中南海自家的院子裡同時挨斗。毛要打倒他們，是因為他們不願同毛合作搞文革。毛仇恨他們的程度遠不如像對劉少奇，對他們的批鬥也就溫和了不少。陶鑄夫人曾志是毛早期的朋友，毛對她格外開恩。批鬥會上，當她丈夫被揪着“坐噴氣式”，挨打受罵時，她還可以坐着。曾志看見人群里有個女人跳起來要抓她，這時有人朝那女人搖搖頭，女人馬上就放開了手。曾志明白，這是毛在保她。

她也清楚，毛的保護是有條件的。當患癌症的陶鑄被流放外地時，汪東興問她要不要陪陶鑄去。大家都明白，曾志要是去了，就會惹惱毛，她和唯一的女兒也就完了。於是，她和丈夫商量後決定不去。陶鑄孤單地死在合肥。

劉少奇在中南海批鬥會上，沉着有條理地對衝着他咆哮的人群進行答辯，但很快就被震耳欲聾的口號聲打斷，小紅書向他劈頭蓋臉地打去。他和妻子被亂扯亂拉，頭髮狠狠地揪向後面，讓他們扭曲的臉對着照相機和電影攝影機。這些鏡頭是給毛看的。操縱批鬥會的中辦代主任戚本禹的秘書，擔心斗得不夠狠，怕拍到鏡頭裡“氣氛不夠”，一度宣布休會，重新布置。批鬥會再開始時，從電影裡可以看到，劉少奇被打倒在地，一堆人對他又踩又踢。

劉的孩子們，包括六歲的小女兒，被帶到會場看父母挨打受辱。毛的女兒李訥也在場，做毛的特別觀察員。

毛也許很解氣。但他不可能看不出，他打不垮劉少奇夫婦的意志。批鬥會上有一刻，王光美突然掙脫扭住她的人，撲到丈夫身邊，一把緊緊抓住他的衣角。在拳腳交加下，他們倆掙扎着死死地手拉着手，挺直身子互相對視。

王光美為她的無畏加倍付出了代價。一個月後，她被正式逮捕，罪名是“美國特務”，外加“國民黨特務”和“日本特務”。她在秦城監獄度過了十二個春秋。有相當長時間，她只許坐在鋪板上，不許走路，一年半沒有放過風，致使她多年腰不能直。專案組建議槍斃她，被毛澤東否決，毛要讓王光美生不如死。

王光美的親屬也受到牽連。七十多歲的母親被多次揪斗並關進監獄，幾年後死在裡面。劉的孩子被趕出家門，有的被批鬥，有的被關押，一個被逼得臥軌自殺。至於劉少奇本人，他備受煎熬的囚室，就是他在中南海的住處，離毛的房子不過一箭之遙。

劉這時快七十歲了，與妻子訣別後不到幾個月，身體就完全垮了。他多年來靠安眠藥睡覺，現在藥量被大大減少，同時又強迫他改變多年來為了與毛的作息時間同步而形成的白天睡覺夜裡工作的習慣，白天不准他睡覺。這使劉永遠處於一種無法睡眠、神思恍惚的狀態。他多次暈厥，一條腿拖拉着抬不起來，吃飯由臥室到餐廳，二十幾公尺遠，要走半個小時到四十分鐘。吃飯時，手嘴不能配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有關部門的報告說，原則是讓劉半死地活着：“能保證劉吃飽，餓不死就行。”致命的病，像肺炎、糖尿病，給治，醫生來診病時先罵劉一通。對劉神經病變引起的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等，則聽之任之，讓病況一天天嚴重。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九日的《劉少奇情況反映》，用毛澤東時代的典型語言寫道：“〔劉〕裝糊塗的事越來越多。比如用梳子、肥皂刷牙，襪子穿在鞋上，短褲穿在長褲外面，有時把兩條腿穿在一個褲腿里，裝瘋賣傻，盡出醜態。”

這年夏天，毛兩次通過汪東興對醫護、看守人員說，對劉“要把他拖到‘九大’，留個活靶子供批判。”治病不是為了救人，而是為了“保護活證據，向‘九大’獻禮。”毛想在“九大”上把劉開除出黨。要是那時劉已經不在人世，這幕戲就會失掉光彩。“九大”一過，就可以任“活靶子”死去。
到十月，劉少奇已是靠鼻胃管灌食維持生命，隨時都可能死亡。開“九大”的時機對毛還不成熟，毛只得匆忙召開了個中央全會，把劉開除出黨。“全會”不全，出席者只占中央委員的百分之四十七，其他的都被清洗掉了。全會還撤銷了劉的黨外職務——國家主席，連“人大”的過場也不走。

毛給劉定罪的調子是把劉打成“特務”。這樣既可以置劉於死地，又避免涉及到毛。毛怕人向劉提問，怕劉開口回答問題，連劉的專案組也不許審訊劉，甚至見劉也不准。這在辦案上恐怕還是件新鮮事。為了找“罪證”，專案組大肆抓人，五十年代由蘇聯設計的“中國第一政治監獄”秦城，在文革初期擴建一倍半，關的不少是跟劉有關的人。一九六六年第一名囚犯，代號“六六○一”，就是曾在劉少奇與斯大林之間做過翻譯的師哲，逼他交代的問題有“斯大林是怎樣發展劉少奇當特務的？”同時關在這裡的還有美國人李敦白，四十年代他與王光美有過一面之交，現在逼他承認是他把王光美，甚至劉少奇，發展為美國情報部門的特務。李敦白看得出來，審訊他的人儘管歇斯底里地叫喊，自己也不相信這一指控。被關押的國民黨特務頭子沉醉也反覆被審，要他說王光美是軍統特務。

被審的人大都盡了最大努力不撒謊。堅持說真話的人中有兩位是前中共領導李立三、張聞天。為此，他們和家庭都遭到監禁，兩人也過早地辭世。李立三夫人李莎是俄羅斯人，三十年代李立三在蘇聯大肅反中坐牢時，曾共過患難。這位為愛情付出巨大犧牲的女性，如今在毛澤東的鐵窗後度過了漫長的八年。

劉少奇專案組的成員也有不願造假證據的，專案組因此三次換人，兩名負責人鋃鐺入獄。當然，捏造證據跟拿不出證據一樣危險。毛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說：“整出來的劉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說他一九四六年冬季和美國勾結，組織反共同盟軍，要美國大規模出兵打共產黨，並且要沈其震經過司徒雷登介紹去見杜魯門、艾奇遜。有的材料是故弄玄虛，是騙我們的，耍我們的。美國大批出兵，當時國民黨都還不願意呢。”最後專案組只好羅列一串莫須有的罪名，說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這份《審查報告》由周恩來在中央全會上宣讀。專案組曾建議對劉處以極刑，毛不同意。要劉死他有別的法子。

劉死前的痛苦毛一清二楚。不僅有呈送給他的報告，還有為他拍攝的照片。從其中兩張可以看到，劉在極度難受中緊緊握住兩個硬塑膠瓶子，瓶子被他捏得變了形，成了兩個“小葫蘆”。“九大”開幕時，毛用完全無動於衷、連假慈悲也不屑於裝的聲音宣布：劉快死了。

劉少奇到死也保持着尊嚴。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一日，他曾為自己寫了最後一份答辯，中間提到毛早年就是個專制者，二十年代初期他在毛那裡開會時就“根本無法發言，最後，總是照毛主席的意見辦理。”為了這些話，江青等人氣急敗壞，批示說劉“惡毒的攻擊了偉大領袖毛主席”，“反革命放毒要批臭”等等。任這些人去暴跳如雷，劉少奇從此一個字不寫，一句話不說，用沉默表示他獨特的抗議。

一九六九年十月一個寒冷的夜晚，劉在一床被子下半裸着身體，被抬上飛機送往開封。當地醫生要求給劉透視診病，上面不准。在劉病危時要求送醫院或會診搶救，也被拒絕。死亡在十一月十二日到來。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時刻，劉的屍體被秘密運往火葬場火化，臉用白布包着。火葬場的人接到通知說死者患有急性傳染病，要他們全部離開，只留兩名工人看爐點火。火葬單上填的是假名字。
劉少奇的死極端保密，毛直到咽氣也沒敢對中國人民公布。權勢熏天的人在除掉政敵後往往喜歡張揚慶祝。毛卻怕人知道，怕劉的死訊傳出會激起人們對劉的同情。劉死後的這些年，毛不斷在媒體上批劉，給人印象劉還活着。毛雖然報了仇，但心虛已極。

除了劉，毛最恨的人要數彭德懷了。毛讓他也吃夠了苫頭，結果是同樣的不能令他稱心如意。文革開始後，毛派北京地質學院造反派到四川把彭抓來北京。造反派領袖朱成昭，在回京的火車上同彭德懷長談，彭把廬山會議的大致情況講給他聽。他幡然醒悟，佩服彭德懷，不僅一路保護彭，回北京後還給毛寫信，說整彭整錯了。信寄出後，朱成昭從幾十萬人的指揮轉眼變成階下囚。牢獄多年，他仍不後悔。另外一個造反派首領，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在批鬥彭時打過彭。後來韓對自己的行為非常後悔。

在北京，彭被幾十個單位輪番批鬥，被大皮鞋當胸踢，被木棍打斷骨頭，在批鬥台上昏過去、醒過來。由於毛懷疑他曾跟赫魯曉夫商討過倒毛，他被提審二百六十餘次，最後精神出現錯亂。在監獄裡，他寫下一生的經歷，對毛的指控做出堅決的反駁。一九七○年九月完成的自述結尾寫道：“我仍然挺起胸脯，大喊百聲，問心無愧！”

彭體魄強壯，他受的磨難也就比劉少奇長久——一直持續了八年，直到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終於倒在直腸癌下。像劉一樣，他的火化也在極端保密的狀況下進行，用的是假名字。像劉一樣，他的死在毛生前也沒有敢公布。(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