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利諾夫斯基事件使毛澤東疑心大起，懷疑中共高層有人跟蘇聯合夥要密謀推翻他。對毛來說，只要沒有蘇聯插手，中共黨內什麼樣的反對者他都能對付。彭德懷在一九五九年，劉少奇在一九六二年，兩次都未能動搖他的地位。可如果克里姆林宮下決心搞掉他，和他的黨內反對者裡應外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從外蒙古到北京只有五百公里遠，一路坦蕩平原，中國沒有有效的反坦克武器，無法阻擋蘇聯坦克的推進。就在馬利諾夫斯基事件發生的第二個月，根據毛的指示，中國軍隊開始在通向外蒙古的平原上堆築形同龐大碉堡的“人造山”，以抵禦蘇聯坦克。

這些人造山按設計每座高二十至四十公尺，正面寬二百五十至四百公尺，縱深一百二十至二百二十公尺。天文數字的錢投了進去，石頭和土方從遠方運來，在山裡建立了鋼筋水泥的工事。凡是見過這些山的人，包括美國前國防部長施萊辛格（James R Schlesinger），都認為靠這幾座孤零零的人造山來擋住蘇聯坦克大縱深、寬正面的進攻，根本不可能。後來這項工程不了了之。

毛相信明智的周恩來不會幹政變這種沒有把握的事。周從此更是戰戰兢兢地避嫌。離開莫斯科的時候，他感慨萬端地說，他以後將很難再來蘇聯了。的確，中共執政後他訪問蘇聯十次，這是最後一次。這也是毛在世時最後一個中共高級領導對蘇聯的訪問。就連跟蘇聯領導人在第三國會面也得迴避。一九六九年九月，胡志明去世，周恩來不得不去參加葬禮，這就產生了會碰上蘇聯領導人的問題。為了跟蘇聯領導人錯開，周恩來不顧越南人的反對，在葬禮前硬跑到河內去，向胡志明的遺體告別，然後匆匆飛走。胡志明葬禮舉行時，中國只派了一個級別較低的代表團參加。

在文革中，任何跟蘇聯的關係都被當作“蘇修特務”來嚴加審訊，尤其在中共高層。那位不幸被馬利諾夫斯基擋住說話的賀龍元帥，更是毛澤東疑心的焦點。賀和大批部下被抓起來審問，賀本人於一九六九年悲慘地死在囚禁之中。

賀龍一案受株連的最高將領是國防部副部長、裝甲兵司令許光達大將。在被關押的十八個月裡，他受審四百一十六次，多次遭到嚴刑拷打，最後死在馬桶上。許光達是在馬利諾夫斯基事件後唯一去過蘇聯的高級將領。那是一九六五年五月，中、蘇之間在原子技術合作方面藕斷絲連，總得有人去。許去了以後，毛又懷疑他在克里姆林宮與自己的政敵之間穿針引線，馬上撤回在蘇聯杜布納原子研究所（Dubna nuclear centre）的全部中方人員，與蘇聯核技術的關係從此一刀兩斷。

當馬利諾夫斯基事件發生時，毛並沒有叫周恩來馬上回來。周按原計劃繼續跟蘇聯領導人和一隊隊外國代表團會見。十一月十四日，周回到北京，毛率領全體領導人到機場歡迎。這是給莫斯科遞信號：中共的團結牢不可破。可是蘇聯人看出了破綻。在機場的蘇聯外交官觀察說毛看上去氣色糟透了，“好像要虛脫一般”。

這是毛最不安的時刻。劉少奇乘機鞏固自己的地位。他的辦法是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再度當上國家主席，同時藉助當選來造聲勢，樹形象，搞一點對自己的個人崇拜。

上一屆全國人大是一九五九年開的。本屆按憲法應該在一九六三年開，但毛不發話。他想在整劉少奇的時機成熟時再開，一開就把劉搞掉。馬利諾夫斯基事件發生後，在劉少奇的主持下，當月二十九日就做出了召開全國人大的決定，而且開幕時間定在十二月二十一日，還不到一個月的準備時間。劉算準了毛此時心中無底，不敢否決開會，也不敢否決當主席。毛看出了劉的用心，怒氣沖沖地說：“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

毛只拒絕在開人大之前照慣例召開中共中央全會，這在毛當權時絕無僅有，毛以此表示對劉的不認可。人大開幕的前一天，毛在政治局會議上以談“四清”為名，借題發揮罵劉：“有那麼多步驟，我就不贊成。”“你專搞老實人，不會辦事。”“中國的秦始皇是誰？就是劉少奇。”

會場外，毛對他熟悉的陶鑄夫婦發作道：“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尿！”陶鑄夫婦猜到他指的是劉少奇。幾天后是毛的七十一歲生日，毛破例地請劉少奇赴宴。毛幾乎從不請他的共產黨同事吃飯，與他們的社交僅限於在跳舞會上。那天吃飯前，毛的女兒李訥聽說爸爸要在人民大會堂請客，也要跟着去，毛對李訥說：“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罵娘。”席問毫無喜慶氣氛，在滿座鴉雀無聲的緊張空氣里，毛嬉笑怒罵，大講“有人搞獨立王國”，搞“修正主義”。稍知情的都明白他的鋒芒所指。

可是，沒有人順着毛說話，沒有人參加對劉的攻擊，只有毛從前的秘書陳伯達除外。陳伯達看到毛對劉不滿，在第二天的“全國王作會議”上發言，把毛的話從“理論”上加以發揮。毛對他的擂鼓助威感激有加，當夜把在安眠藥力下昏昏沉沉的陳伯達找去面授機宜，說他要搞掉劉少奇。陳伯達成了最早知道毛意圖的人。文革開始時，陳被毛提拔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中共第四號人物，根源就在這裡。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劉少奇再度當選國家主席。全國上下組織了歡慶活動，和他一九五九年首次當選時大不相同。街頭敲鑼打鼓的遊行隊伍拿着彩旗，舞着獅子，放着鞭炮，並排舉着毛和劉的像。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報導：“毛主席劉主席都是我們最愛戴的領導人”。很明顯，在中共高層，有相當多的人在暗暗為劉使勁。劉在制止饑荒上的功勞使他有了眾多支持者，就連毛的親信也覺得劉“行”，“有辦法”，跟他“感到對路”，而同毛疏遠。甚至還有人建議，劉當選時在天安門城樓掛劉的像，而不掛毛的！（當時毛的像只在節慶時才掛在天安門城樓上。）劉趕快否決了這個提議。

正在選舉劉的當兒，劉夫人王光美被召到人民大會堂的“一一八”。劉當選後走進來，看見妻子在場，一愣。毛劈頭蓋腦辱罵了劉一頓，仇恨之意溢於言表。劉跟妻子僵坐在那裡，默然對視。毛知道劉少奇夫婦相愛至深，他要王光美在場，看丈夫受辱，也是教劉明白他的妻子難逃厄運。

毛對劉的切齒痛恨部這麼明顯了，高層也沒有誰站出來跟毛一起罵劉。相反地，人們為“兩個主席之間的爭執”表示焦急，無所適從，出來“勸架”，叫劉少奇要顧全大局，要謹慎，要尊重毛澤東。劉去找毛作“自我批評”，又在政治局會議上檢討“對主席不夠尊重”。毛話中有話地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

斯大林曾針對鐵托說過：“我動一根小指頭，世界上就沒有鐵託了。”學斯大林學到家的毛澤東也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但事實上，眼下毛要打倒劉少奇並不那麼輕而易舉。他還真有點扳不動劉呢。

毛髮出宣戰的信號：上井岡山。六年前，當彭德懷起來反對他的政策時，毛曾威脅說：要是人們不跟他走，他就“上山打游擊”。他這次真上山了，警告聲分外響亮：我不是說說了事，說到做到！

毛從來出行都是說走就走，這次不一樣，上井岡山“醞釀”了好久，同事們都通知到了。蹲式馬桶準備好了，派人沿途走了一遍，途中的“階級敵人”關的關，送走的送走。

上路後，毛的座車預備了兩套，以轉移視線。隨行的中央警衛團官兵身着便衣，像好萊塢電影裡的幫會打手一樣，把槍支藏在樂器盒子裡。

毛一九六五年二月底離開北京。他走走停停，觀察劉少奇等的反應。四月九日在武漢時，消息傳來，跟他最親近的上海第一把手柯慶施，患胰腺炎被誤診，在四川成都死去。六十三歲的柯，偏偏在這個時刻死於醫療事故，不由毛不頓生疑竇。他在武漢住了下來，四月二十二日，把老搭檔林彪召來單獨長談，交了打倒劉少奇的底。毛要林把軍隊牢牢掌握住，不要讓在中央主事的劉插進手去。

五月十九日，劉少奇接見在北京召開的軍委作戰會議成員。林彪本來說身體不好不去參加接見，但臨時忽然出現。會見結束，劉宣布散會時，林站起來說他還有話要講。他批駁國家主席已經認可的與會者的發言，表明他才是他們的領導，劉少奇的話不算數。

有林彪在北京盯住劉，毛放心地於五月二十一日開始上井岡山。毛在山上住了七天，哪裡也沒去，就在賓館的附近散散步。本來他打算去從前住過的八角樓看看，正邁腳出車時，猛然聽見有響聲。這是遙遠的山坡上採石工人在砸鐵釺，但山里聲音傳得遠。毛馬上把已踏在地上的一隻腳縮回車裡，要司機即刻開走。

直到臨離開井岡山前幾分鐘，毛才接見了一些當地人。他們被組織起來在賓館外向毛歡呼，看着毛登車離去，到這時他們才知道毛在山上。從毛到來，到他走後相當一段時間裡，井岡山與外界的聯繫和交通全部中斷。

毛住的賓館是大躍進中為他修的，可毛不滿意。他走後又動工照他通常的標準重建了一座別墅。只是毛再沒回來過。

毛在井岡山上時，劉少奇在北京努力加強自己的形象塑造。五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頭版出現了一篇文章，用的完全是“個人崇拜”的語言和口氣：
山格外的青，水分外的綠……十三陵水庫的景色，呈現出從來沒有過的壯麗。

下午三點多鐘，兩輛汽車在水庫的西南岸停了下來。從車上步下兩位身材魁梧、和藹可親的人，邁着穩健的步伐，向水邊走去。

正在水庫里游泳的首都高等院校學生和解放軍戰士，遠遠就認出這是我們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和劉主席，人群中立刻響起一片歡呼聲：
“毛主席來游泳啦！”

“劉主席來游泳啦！”

青年們看到毛主席和劉主席紅光滿面，精神煥發，只覺得一股幸福的暖流傳遍全身。

毛主席和劉主席撥開萬頃碧波，肩並肩地向前游進。

游泳的事發生在一年前的六月十六日，不是什麼新聞。這時突如其來把它作為特寫發表在頭版，顯然是有意安排為劉作宣傳，選擇的時機是毛遠在井岡山上，《人民日報》負責人可以推說無法請毛過目。後來這些負責人在文革中都被整得死去活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