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卷

第二章

　　誠如導論第二章所述，凡是爆發過民主革命的專制國家，都普遍存在着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反覆較量這樣一個艱難歷程。以辛亥革命為勝利發端的中國民主革命，於辛亥之後遭遇與專制復辟長期、反覆、甚至是激烈的較量，也就勢所難免。但是，偉大的中國民主革命，要想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復辟，卻有着特別的艱難性和複雜性。這是因為：
　　第一、農業社會與專制歷史過於漫長。顯然，漫長的傳統農業社會與悠久的中國專制制度，為歷代統治者所發展、加固、完善和強化起來的專制統治方式及手段，歷代統治者從未實行過教政合一、卻有某些君主實行過開明專制的影響，和“民本思想”、而非“民主思想”對於專制統治所起到的柔化作用，以及落後的蠻族兩度入主中原，對中國社會發展所產生的阻礙⁰¹ —— 這一切，既維繫了中國數千年的專制統治，又創造了燦爛的中國古代文化，亦阻扼了中國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應有進程，更為復辟的欲望和潛力，奠定了久遠而又廣闊的社會基礎。因此，既然君主專制制度不足千年的英國，其王冠之下民主政體的建立，尚需歷經四十八年革命與復辟反覆較量的艱難歷程；經歷了一百年的思想啟蒙，近九十年反覆較量，才使得君主專制歷史同樣不足千年的法國最終地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特別是君主專制的歷史不過數百年的俄國，其於革命名義下的專制復辟居然長達七十餘年，並且復辟的危險至今尤存 —— 那麼，由數千年的專制統治所孕育、所完善、所強化、所加固起來的中國君主專制制度，當真只需要八十餘年前武昌城頭的那一聲槍響，就可以使它頃刻消亡、灰飛煙滅嗎？
　　第二、傳統農業經濟形態遠未解體。應該說直至十九世紀上半期，中國傳統的農民小生產，即傳統的農業經濟形態，都從來未有改變。十九世紀下半期至辛亥前，清王朝歷經二度、歷時五十年的改革開放，雖然催生了中國的自由主義工商業，然而，一是改革開放的根本宗旨，乃在維護專制統治；二是窮國弱兵又不能抵禦列強對於中國自由經濟的壓迫和鉗制。因而，中國的自由經濟也只是處在發生階段，而遠未獲得發展和成形。⁰² 辛亥之後，中國自由經濟雖然得到了相當迅速的發展，市場經濟亦開始走向成形，但它僅在沿海和沿江地區發展的區域限制，特別是軍閥復辟混戰的影響，不僅給它帶來了發展和成形的巨大困境，而且對傳統農村的觸動更是微乎其微，甚至連事關廣大農民切身利害的土地問題，也沒有和來不及予以解決。這就不僅為辛亥之後歷次專制復辟帶來了重要的農村社會條件，更為嗣後那一場要在共產革命名義下打天下的現代中國農民造反，既保存了復辟的社會基礎，又提供了造反的社會力量。
　　第三、專制的思想文化自成體系、源遠流長。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專制的思想文化體系，及其對於世道人心的鉗制力量，乃是造成反覆辟歷史任務尤其艱難的重大原因之一。辛亥之前，共和主義的思想運動雖然藉助兩度革命和改良的論戰而有所普及，但是，這個普及，也還沒有真正觸痛整個專制思想文化體系本身。辛亥之後，於革命與復辟的反覆較量之中，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勢力一再號召“尊孔讀經”，甚至要求“定孔教為國教”，即要藉“綱常名教”以推動復辟的種種倒行逆施，無非是要將孔孟思想文化中專制的思想文化體系，當成鼓吹專制復辟的思想力量和精神法寶。
　　第四、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交相併作。猶如世界許多國家的民主革命曾伴隨着或交叉着民族、種族等革命一樣，雖然常常是“一損俱損”，卻也常常能“一榮俱榮”。其對民主革命而言，或損或榮，便要看這個國家民主革命爆發的歷史條件。如前所述，中國的辛亥民主革命，先天的弱勢固多，卻伴隨着民族革命的巨大推動力量。再加上這個民族革命又具有外反列強瓜分和內反少數民族專制統治的雙重意義，因而，這個民族革命的助力，也就在相當程度上，促成了辛亥民主革命的迅速成功，所謂一榮而俱榮者。但是，它加速了成功，也帶來了問題。
　　問題之一，是因清王朝垮得太快太易，從而渙散了革命派的銳氣，不僅造成了“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不利狀況，而且造成了“革命黨消、革命軍也消”的危險狀態。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對於袁世凱的輕信和讓權，特別是革命派自撤南京留守府和主動裁撤革命軍隊的做法，實為嗣後反覆辟的艱難鬥爭埋下了巨大的隱患。
　　問題之二，是因滿清王朝崩解過速，從而造成只垮了朝廷，而各級官僚集團、特別是舊王朝軍隊未垮這樣一個嚴重禍患的存在。一方面，因許多舊官僚只需喊一聲“擁護共和”，便能搖身一變而成為新官僚，所謂用“銀桃子”取代了頂戴花翎，換湯而未換藥；另一方面，因舊王朝的軍隊已立即裂變為中央和各地軍閥的私家軍隊，從而導致來日各路軍閥混戰的發生，更作成了袁世凱擁遺朝之兵以復辟帝制的先決條件。可以說，辛亥之後直至南方革命軍北伐之前，其間十數年，革命要想戰勝復辟之所以如是艱難，無非是因為遺朝有兵而革命無軍罷了。
　　問題之三，是因滿清王朝垮得過快，從而造成大部分政治改良者於轉瞬之間便完成了立場的大轉移。所以，不少人就只可能“新其貌”而不能“新其心”。特別是一些著名的改良人士，曾因滿清統治集團的“請進和趕出”，即抬舉和打擊，又造就了他們的名聲，所以，事當袁世凱再造帝制、張勳再造復辟和北洋軍閥再造“假共和、真復辟”之時，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便立即成了推動專制復辟的能臣大將，和一批在思想文化界鼓吹專制復辟的先鋒，如著名的康有為、楊度等。他們之要救滿清，和滿清雖已不救，卻仍然要救君主制度的言行，實為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的痛苦較量，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局面。
　　第五、專制列強和民主列強的聯合圍剿。辛亥革命雖因歐風美雨、即歐洲民主革命和美國獨立革命的影響，而確立了它鮮明的民主革命目標和明確的民族革命目標，並受到了極大的鼓舞，但是，中國的民主革命卻遭遇了一些專制列強和民主列強的聯合阻撓、反對、甚至是粗暴干涉。武昌起義後幾天，列強便在武漢江面集中了十餘艘軍艦，以監視中國革命勢力的活動。駐北京的外交使團則立即接受美國駐華公使嘉樂恆的建議，促使清政府重新起用已被罷黜兩年的袁世凱，以撲滅中國的革命。俄國駐華公使郭索維茨在對“四國銀行團 ”美國代表司戴德夫人的談話中，更是坦率地承認他“唯一的意見，就是要使中國衰弱不振，並始終反對中國能夠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⁰³ 一九一二年初，當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接受孫中山的建議，決心北伐以反擊袁世凱對革命的軍事反撲，並在安徽、河南、湖北，尤其是戰略重鎮徐州屢敗和大敗清軍時，列強 —— 不分專制強國或是民主強國便又聯合起來，公然出面支持袁世凱。其各國軍艦不僅在長江游弋以向中國的革命軍示威，而且於渤海灣阻止中國革命軍登陸。駐京各國外交使團甚至蠻橫宣布：“不准革命軍在京奉鐵路兩側十里內戰鬥”。俄、日兩國尤藉機增兵東北與內蒙，然後又做出“中立”的姿態為南北和談“牽線搭橋”，終於逼迫南京臨時政府將剛剛誕生的共和政權，向假言“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的袁世凱拱手相讓。其後，德國皇弟亨利親王還曾親赴青島公然向溥偉表示，“ 他的皇帝陛下，及他本人，將竭力支持清王朝的復辟”。⁰⁴
　　此後，當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意圖愈趨明顯，中國人民反對袁氏復辟的鬥爭也日趨激烈之時，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竟於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公然向袁提出“二十一條”，並以“中國如欲改國體為復辟，則必贊成”作誘餌。袁世凱的法律顧問、日本人有賀長雄還公開發表了“共和憲法持久策”一文，鼓吹“中國應由袁世凱做皇帝，總攬大權，復辟帝制”。袁世凱的憲法顧問美國人古德諾，亦公開在《亞細亞報》上發表了“共和與君主論”，宣揚“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其後，不論是在北洋軍閥屢悖混戰的痛苦歲月里，還是在南方國民革命軍北伐推倒軍閥統治的輝煌年頭，世界專制帝國和西方民主強國，無一不為了他們在華的利益，不是成為混戰中各派軍閥的支持者，便是公然地反對中國革命軍北伐統一中國。可以說，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直至一九二八年中國革命軍二度北伐成功，中華民國獲得初步的統一為止，世界一些專制帝國和一些民主強國，特別是日、俄兩個專制惡鄰，實無一家不是一貫地和賣力地反對中國革命和中國統一者。
　　第六、遭遇共產革命所造成的歷史混亂。辛亥革命成功之日，正值國際共產主義思潮東渡，俄國實現共產專制復辟的“革命異變期”。由列寧對俄國民主革命的背叛，所造成的民主政體向共產專制政體的倒退，不僅將以革命名義實現專制復辟的願望與手段，由它的“一聲炮響”便送到了中國，而且為正在堅持民主革命而反對專制復辟的中國，製造了由革命性質、革命理念、革命目標、革命主體和革命手段的不同，所帶來的極大思想混亂和革命混亂。由是，世界共產革命終於在尚未解體的中國傳統農業社會，尋找到了它絕好的“ 革命土壤”；中國的傳統農民革命更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找到了它最為誘人的現代形式；形形色色正在向民主革命與共和國體實行瘋狂反撲的專制勢力，固已得到了它所需要的歷史混亂；而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所帶來的思想解放和輿論自由的局面，又為馬克思主義復辟哲學和共產革命思潮在中國的傳播，帶來了絕好的時代條件。再加上不論是世界專制帝國，還是西方民主強國，他們在對華利益關係基礎上所結成的，反對中國民主革命的“神聖同盟”，又一再地激怒了善良的中國人民。於是，馬克思主義旨在批判西方民主制度與西方自由經濟的思想和理論，也就在中國找到了它又一片廣闊的天空。由是，民主革命的理念被模糊了，民主革命的對象被轉移了，傳統農民“均貧賤、等富貴”的大同思想，輕而易舉地便與馬克思主義“人人有飯吃、個個有衣穿”的共產革命目標一拍即合。而以先進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國民革命陣營遂產生了動搖，發生了分裂。其中一些人更為自身傳統知識分子的本能所決定，搖身一變就成了“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並且立即為蘇俄發現、青睞、支持和扶植。從此，中國國民革命在其與形形色色專制復辟的艱難較量歷程中，又遭遇了一個更加具有社會基礎，並且直接受到外國顛覆勢力數十年支持和指使的“紅色”專制勢力，在革命名義下對她的瘋狂反撲，從而為中國民主革命戰勝專制復辟，製造了一個更加艱難和痛苦、更加複雜和危險的時代環境。
　　第七、日本帝國的長期和瘋狂侵略。中國國民革命雖然遭遇了上述種種艱難較量，然而，給中國國民革命進程帶來了最大災難的，卻是日本帝國對中國長達十四年的侵略戰爭。這一場侵略戰爭在中國所造成的直接後果，便是在辛亥之後，當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已經為中國人民所艱苦戰勝以後，卻為共產專制復辟在中國的成功，帶來了絕好的歷史契機和歷史條件。中國國民革命，因此而再一次遭遇了最為嚴重的挫折；辛亥革命的主要民主成果，由此而被徹底推倒；近現代中國由專制向民主的過渡，從此被阻扼在共產專制復辟的厄運之中；中國大陸人民更因此而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里，遭受了曠古未有的殘暴專制統治。從而使得中國國民革命即中國民主革命的最後成功和全面成功，被拖延了半個世紀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