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艦事件”是國共兩黨第一次公開的大衝突，也是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對蘇俄與中共“挖心戰術”的第一次公開大反擊。由此國民黨乃得救，由是共產黨則註定了它在一九二七年失敗的命運。是故，國民黨稱之為“蔣中正救黨”，共產黨則從此對蔣介石恨之入骨。
　　七十餘年來，國共兩黨對“中山艦事件”各執一說，中外史家更是莫衷一是。用相互指責的辦法既不能誠服眾心；用索引與考據的研究亦難使雙方黨人悅服。在中國大陸，中共歷史學家乃眾口一辭，以黨言為立言。即便是八六年後，大陸新一代歷史學者已經越來越走上了“過度美化”¹¹ 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道路，但對該事件的評價，仍因中共領袖曾明言欽定，所以至今尚無人敢公開推翻中共定論。至於暗中、私下或在民間，自然早已是“各抒己見”。在中國台灣，隨着言論由小限制走向大開放，對這一歷史事件早已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不論是國民黨的鐵杆忠臣，還是某些要“淡化歷史”的史家，他們對該事件的研究與判斷，仍然和中國大陸頗多區別。為此，筆者將根據國共雙方和兩岸史家對中山艦事件的看法，並從中山艦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和歷史後果出發，以尋求歷史的公正結論。

第一、國共兩黨及兩岸學者對中山艦事件的看法

　　一、中共領袖周恩來指“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一手製造。”¹²
　　二、國民黨元老陳立夫稱：“三月二十日所發生的中山艦事件，是一次陰謀，完全是針對蔣先生而來的。”¹³
　　三、一九八六年於中國大陸出版的《中國現代史》是這樣敘述“中山艦事件”的：三二零事件發生前，蔣介石支持下的孫文主義學會分子到處散布謠言說共產黨要暴動，推翻國民政府，組織工農政府，以惑亂人心，煽動反共。三月十八日，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通知海軍局，謂奉蔣介石命令，調派得力兵艦二艘開赴黃埔，聽候差遣。海軍代理局長李之龍（按：青年軍人聯合會負責人，共產黨員）即派出中山、寶璧二艦前往。但十九日晨軍艦到達黃埔後，蔣卻聲稱並無調艦命令，隨後因蘇聯參觀團要參觀兵艦，李之龍經請示蔣，又將中山艦調回，十九日下午六時半該艦駛抵廣州。中山艦得往返開動，本是奉命行事，但蔣介石卻說這是“ 無故生火達旦”，是“擾亂政府之舉”，亦即誣衊共產黨要暴動。蔣以此為藉口，於三月二十日凌晨擅自宣布戒嚴，調動大批軍警，斷絕廣州市內外交通，逮捕了李之龍，占領了中山艦和海軍局，扣捕了黃埔軍校和第一軍中做黨代表及政治工作的共產黨員，並包圍了蘇聯顧問團住宅和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了兩處衛隊的槍械。¹⁴
　　四、一九八八年台灣出版的《中國現代史》，則對該事件做了另一番敘述：三月十八日晚代理海軍局長李之龍（共產黨員），令蔣校長座艦中山艦由廣州駛回黃埔，準備劫持蔣中正直駛海參威，送往俄國。三月二十日，蔣採取斷然措施，拘捕李之龍，扣留中山艦，包圍俄國顧問住宅及共黨機關，收繳共黨分子所操縱的罷工委員會槍械，是為“中山艦事件”。中山艦的調動，系聽從俄國顧問的命令。事發之後，俄國顧問季山嘉等被遣送回國，共黨同意解除中共分子在軍校中擔任的職務，並解散“青年軍人聯合會”，軍校教務長鄧演達的職務亦被解除。¹⁵

第二、“中山艦事件”發生後中共與蘇俄的態度

一、中共態度
　　其一、中國大陸出版的《中國現代史》云：中共中央和蘇聯顧問對蔣介石採取了妥協退讓的方針。張國燾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廣州。他一面動員中共廣東區委執行妥協方針，一面對蔣進行所謂親善訪問，表明中共繼續支持蔣的態度。¹⁶
　　其二、一九八九年前的中共歷史學家在其專著中亦云：陳獨秀主張妥協退讓，對蔣介石的這一背叛行為非但不予指責，反而表示“抱歉”，批評共產黨人“太急進”，不應“包辦”太多。¹⁷
　　其三、一九八九年後的中共歷史學家在其著述中稱：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陳獨秀在《嚮導》上發表了“中國革命勢力統一政策與廣州事變”一文，說：“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根柱石，共產黨若不是帝國主義的工具，絕不會採用這種破壞中國革命勢力統一的政策。”¹⁸
　　其四、該歷史學家又稱：進而，在六月四日，陳獨秀寫了三封信發表在《嚮導》上。信中寫道，“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蔣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而且表示，“中國共產黨若陰謀倒蔣，就應該起來打倒共產黨，共產黨員若陰謀倒蔣，就應該槍斃”。¹⁹

二、蘇俄及其顧問態度
　　其一、中國大陸史書云：四月底，蘇聯顧問鮑羅廷在回國三個月後返回廣州，他主張對蔣作最大的讓步，承認蔣於三月二十日以來所取得的權力。²⁰
　　其二、《陳立夫回憶錄》稱：那時（指中山艦事件發生時），俄國方面也不願意和蔣先生關係惡化。後來在北平大使館的文件中，發現當時俄國顧問（指季山嘉），受莫斯科的責備，稱他們輕舉妄動。……他們明白如果國民黨一旦在廣東失敗，那共產黨也將無法生存。 ²¹
　　其三、中共黨史專家引述：中山艦事件後不久，蘇俄駐廣州領事館，即派人拜詣蔣介石，詢問中山艦事件是針對某些個別人還是針對整個中俄關係？蔣當即回答是“對人”。不久，蘇俄乃令季山嘉等回國，中俄關係仍舊。²²
　　其四、台灣歷史學家云：俄顧問看汪精衛不行，只好棄車保帥。經過協議，給汪留點面子。三月二十二日，大家齊集汪公館開政治會議，其中有一項決議說：“汪主席患病，應予暫時休假。”從此一直休到十六年四月。即一九二七年四月。²³
　　其五、日本《產經新聞》曾連載的《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稱：事後（指中山艦事件後）蘇聯顧問團成員曾經自行檢討，承認失敗而有如下的自責：一是俄國人對中國風俗習慣不注意，引起中國人反感；二是中國共產黨不知盡力於組織國民黨，默然轉移，只知以顯明地擴充共產黨為工作總方針，欲在各處把持一切指揮之權，招致國民黨員之反擊。季山嘉等一部分人，於二十四日自廣州處分歸國；國民政府復於四月二十四日解除俄國顧問十餘人的聘約。這才削弱了俄國人的控制力。²⁴
　　應該說，中共與蘇俄在事件發生後的“態度”，已能表明這個事件的“蹊蹺”所在，亦已經能夠揭示這個事件的事實性真相。

第三、中山艦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與歷史後果

一、歷史背景
　　重大歷史背景之一：中山艦事件發生在國民黨“二大”之後。就國民黨一方而言，是孫中山先生在“聯俄容共”做法上的失誤，才留下了蘇俄與中共對國民黨施行“挖心戰術”的歷史契機；是廖仲凱的“左派”幼稚病，才使得大批共產黨員能夠在國民黨內攫取權力，並造成了汪精衛的上台；是汪精衛為代表的“左派”權力病，又使得蘇聯顧問成了國民黨“左派”的太上皇，使蘇俄與中共竊奪了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領導權，更將國民革命逼向了共產革命的危險邊緣。就中共一方而言，其突出的表現，據中國大陸史家稱：在國民黨二大以前，在廣東工作的共產黨人毛澤東、周恩來、陳延年等（均是參加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曾決定對國民黨採取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大左派的政策，計劃在大會上（按：即國民黨二大）公開開除戴季陶、孫科等人的黨籍，爭取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名額中共黨員占到三分之一，少選中派，多選左派，使左派占絕對優勢。²⁵
　　中共《中國現代史》亦云：國民黨“二大”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至十九日在廣州舉行。到會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其中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代表約占五分之三。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在大會上占了壓倒的優勢，從而保證了大會的正確方向。……大會駁斥了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的攻擊誣衊，進行了反擊右派的鬥爭。大會作出了“彈劾西山會議派”和“處分違反本黨紀律黨員的決議”，對西山會議首要分子鄒魯、謝持“永遠開除黨籍”，居正、石青陽等因列名“國民黨同志俱樂部”（由國民黨老黨員馮自由、馬素等組織的團體）“予以除名”；其它分子被書面警告，限期悔改，對戴季陶也發出了“促其猛醒、不可再誤”的警告。大會選舉中央委員三十六人。……在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各有共產黨員七人，會後譚平山、林祖涵（兩人均是共產黨員）繼續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和農民部長，毛澤東為宣傳部代理部長。各部做實際工作的秘書均為共產黨員。同時，各地方黨部（國民黨黨部）大多數由共產黨員主持。²⁶
　　中共史學家的上述文字，無疑是蘇俄與中共如何對國民党進行“挖心戰術”的一份“自白書”。對此，台灣史家的證詞云：所選出的三十六名第二屆中央執委，絕大多數屬於汪系和共派的人馬。再由三十六名委員，選出九名常務委員，他們的名次是汪兆銘（精衛），譚延闓，譚平山，蔣中正，林祖涵，胡漢民，陳公博，甘乃光，楊匏安。上列九名中，汪系三名，即汪、陳、甘；共派三名，即譚、林、楊；其餘三名無所屬。譚延闓與汪較近，胡在莫斯科，蔣被孤立起來。這個名單使人們有“黃鍾毀棄，瓦缶雷鳴”之感。²⁷
　　上述事實已經十分清楚地證明：正是在國民黨的“二大”上，即“中山艦事件”發生三個月之前，中共已經在蘇俄的指使和汪精衛的配合下，基本上達成了對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領導權的竊奪。更何況歷史早已證明：七十餘年來中共從不曾允許過任何一個其它黨派的人入它的黨，做它的秘書，任他的委員、部長、常委，更不曾將各級地方黨委都交由它黨人士去把持，也不可能任由它黨的人在共產黨內開除共產黨的元老，訓令共產黨的骨幹，奪取共產黨的權力……。
　　重大歷史背景之二，是在國民黨“二大”之後。此時，中共與親共派即“左派”，已如其願望地在國民黨內占據了絕對優勢；反共派與遠共派即右派和中派，已被打擊和孤立；國民黨中央的黨權，已基本上被共產黨人所纂奪；國民黨各地方黨部，亦已大部分為共產黨人所把持；國民革命軍六個軍的軍政治部主任，有五位由共產黨員擔任，²⁸ 海軍局政治部主任是共產黨員李之龍……。是時，因底定了廣東、鞏固了廣東革命根據地，而被倚為“長城”和“柱石”的蔣介石先生，如能夠俯首貼耳地聽命於蘇俄，又能夠甘當“左派”，並與中共聯手，一起來把中國國民革命徹底變成為俄國的共產革命，把國民黨也徹底地變成共產黨，或乾脆將國民黨徹底消滅，則蘇俄與中共大約也就不會把蔣介石先生視為眼中釘、肉中刺，而非打倒他不可了。
　　但是，蔣介石既於廖案發生時，保護了國民黨元老不受蘇俄顧問的逮捕；又於“二大”召開之際，主張對國民黨中的元老派、即反共派從寬；在黃埔軍校，又不支持中共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進行陰謀地下活動；（按：中山艦事件後，蔣將其解散）；尤其是在國民黨“二大”和二屆一中全會上，他又數次提出了北伐的建議，堅持要求提前北伐；特別是他握有實權、即軍權；這就使得蘇俄、中共和汪精衛不僅對他疑忌重重，而且深感他的威脅。因此，如何使蔣手中的軍權變成汪精衛手中的實權，並能為蘇俄顧問所指揮，便成為“二大”以後，蘇俄、中共和汪精衛所一心要謀求的了。此其一。
　　其二、國民黨“二大”前，如果說蔣介石的某些作為，還未能及時引起蘇俄對他的足夠警惕，蘇俄軍事顧問團還僅僅將他認做“中派”，只孤立他而未打擊他，那麼，待到蔣介石在“二大”和二屆一中全會上一再堅持提議北伐，卻犯了蘇聯顧問的大忌。蘇俄認為，一是中共剛剛在廣東依靠國民黨而立足，既未立穩，更未獨立；二是其影響與勢力，尚遠未及華中與華北地區，倉促北伐，只可能使他們有“得不着湖北，反失了廣東”之虞（參見下卷第一章）。因此，繼續發展與鞏固中共在廣東的力量與地位，以在北伐前能夠於華中及華北地區建立蘇俄與中共的社會基礎，這才是蘇俄顧問與中共雖深知全中國人民正在翹首盼望北伐，卻決心反對北伐的真正原因。而要反對北伐，就必須打擊堅持提出北伐，並且已經享有威望和擁有實力的蔣介石。由是，在汪想擠蔣、俄想壓蔣、中共想倒蔣的局面之下，則汪、俄、共合流以打蔣，也就勢所使然。自國民黨“二大”召開直至“中山艦事件”發生，蘇俄、中共以及汪精衛用以對付蔣介石的手段，一是針對蔣提出北伐，鮑羅廷立即率蘇俄軍事顧問團全體成員反對，鮑於會上即聲稱：“黨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後。”²⁹ 二是會下和會後，蘇俄立即聯合中共、汪精衛和左派發動倒蔣運動，既在廣州市區到處張貼反對北伐的傳單，又開始攻擊蔣介石是“新軍閥”，蘇俄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更在黃埔軍校竭力宣揚“北伐必敗論”，宣揚校長蔣中正“不革命”，³⁰ 進而聯合汪精衛煽動第一軍第二師師長王懋功叛變。³¹ 三是汪精衛想免除蔣的職務又不敢，故先暗示蔣離開廣東北上幫助馮玉祥練兵，後又暗示蔣出國赴俄考察，實際是想把他扣留在俄國。四是蔣鑑於此種處境，乃向汪提出辭呈，但汪既不批准又不慰留，置蔣於進退兩難境地。³² 由此可以想見，此時的蔣介石如果還要硬頂下去，則蘇俄、中共和汪精衛下一步“打蔣”的辦法，又將是什麼呢？
　　重大的歷史背景之三，乃是蔣介石個人的思想基礎與國民黨及他本人在“二大”後的處境。一九二三年，孫中山先生雖派了一個“最能幹”的人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考察，但是，這個最能幹的人蔣介石赴俄考察歸來，不僅撰寫報告書給孫中山先生和國民黨中常委，如實呈述蘇俄的“主義與事實”有別，要求孫中山和國民黨警惕蘇俄的目的和野心，而且，他還專門寫信給傾心蘇俄的廖仲凱，敦勸說：“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對兄言俄人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之言也……其對中國之政策專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成者，絕無此道……所謂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³³ 可以說，正是赴俄考察，才奠定了他一生作為“反共先覺”的思想基礎。並且，他的正確也已為歷史的發展所完全證明。然而，蔣介石鑑於他對孫中山先生和國民黨的忠誠，和他對孫中山重視“俄援”的理解，他才一方面為顧全大局而赴粵任職，一方面則用韜誨之計以存身、建軍和助黨。然而，孫中山逝世後，面對着蘇俄、中共對國民黨所加劇的種種分裂和竊奪手段，他雖然在盡其所能地回護着本黨的利益，保護着本黨的人士，發展着本黨的革命軍事事業，但是國民黨在自己“二大”上被人“挖心”的慘劇，和他本人在“二大”後日漸成為蘇俄、中共和汪精衛眼中釘的處境，終於使他有了護黨的強烈願望和本能的自衛要求。尤其是當他身處“辭職既不獲准，赴俄心又不甘”的境地時，³⁴ 他“內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³⁵ 此時此刻，如果再有人唆使他的部下對他操槍叛變，並且當真要劫持他赴海參威而予以軟禁時，他作為一名軍人的責任心、自尊心與榮譽心，自然決定了他“反擊” 的完全可能性。而作為一位忠於孫中山、忠於中國的國民革命，曾因“底定廣東”而被倚為“長城”，更一心嚮往北伐，以求實行孫中山遺志與全國人民願望者，他終於藉機挺身救黨和保衛國民革命，雖則是“逼上梁山”，卻更是“責之所在、義之所存、使命之所然”了。

二、歷史後果
　　其實，當我們已經明白“中山艦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之後，我們對“中山艦事件”的真相也就應該有所“真知”了。不論稱它是蘇俄與中共要倒蔣的“陰謀”，或是稱它為蔣介石要護黨或自衛的“製造”，我們都已經有了這個“陰謀”和“製造”的“背景根據”。概而言之，它若不是蘇俄、中共與汪精衛“倒蔣”的必然一着，便是蔣為“護黨和自衛”而被迫予蘇俄、中共和汪精衛的第一次大反擊。至於汪精衛本人因中山艦事敗乃為俄所棄，和蘇俄同意將軍事顧問團連團長季山嘉在內的十幾位軍官撤回國中，尤其是中共黨魁陳獨秀和張國燾等人的一再道歉、賠禮和自責，也就更能說明它的“根由”與“底蘊”。但是這一切還不能說明“中山艦事件”的根本性質。因為我們只有看清了“中山艦事件”所產生的歷史後果，我們才能真正明白“中山艦事件”的本質。那麼，“中山艦事件”的歷史後果又是什麼？
　　其一、它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人，趁機對蘇俄與中共借國民黨“聯俄容共”而分裂和竊奪國民黨黨權，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的第一次大反擊，並且獲得了成功。
　　其二、它是中國國民黨自有“聯俄容共”做法以來，第一次對黨內的“親俄護共派”危害本黨、危害國民革命、阻礙中國國民革命進程之錯誤和罪惡的第一次沉重打擊，並從此於國民黨中凝聚起一股反擊蘇俄和中共的正義力量，為蘇俄與中共的嗣後反撲，打下了反擊的基礎。
　　其三、正是中山艦事件的發生，才使得大部分國民黨人重新認識了本黨的目標、理論、綱領和路線，從而開始意識到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和共產黨的共產革命之本質區別，意識到“聯俄容共”做法的重大失誤和“走火入魔”，已經使中國的國民革命陷入了怎樣的困境。
　　其四、也正是中山艦事件，才在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後，當中國國民革命就要被誘逼成俄式共產革命的歷史關頭，中國國民黨卻在自身隊伍中，崛起了一個要堅決保護中國國民黨和推進中國國民革命的新領袖 —— 蔣介石先生，從而使蘇俄與中共要繼續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的陰謀，遭遇到了強有力的抵制和反擊。
　　總而言之，如果中山艦事件純屬蘇俄、中共和汪氏要“倒蔣”的共同陰謀，則這個陰謀卻逼出了一個“中國國民革命的正面效應”，達到了蔣介石能夠藉機反擊蘇俄僭權和中共篡權的目的；退一萬步而言，如果中山艦事件完全為蔣介石一手製造，則它無非是蔣介石在萬般兇險之下，為自衛救黨和保衛中國國民革命而厲行的一個手段，則同樣達到了反擊蘇俄僭權和中共篡權的目的。因此，不論中山艦事件事出何因，何人，它發生的背景與後果，都證明了這個事件的歷史效應是正面的，而非反面的；是正確的，而非錯誤的；是前進的，而非倒退的，是革命的，而非反動的；是中國國民革命抵制和反擊蘇俄及中共對它實行誘逼的第一次大成功。由是蔣氏的功績才理應為之一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