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二　　国民党政权在内战中失败的原因

第一、日本侵华战争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历史原因

　　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盖其根本的原因，为日本帝国对我国的十四年疯狂侵略。这是因为：
　　一、正是日本帝国长达十四年的侵略，不仅给刚刚统一的中华民国带来了无穷外患，更为中共在苏俄指使下的持续叛乱造就了“天赐良机”，尤使因阴谋策动“西安武装政变”而绝处逢生的中共，终因全面抗战的爆发，而获得了图存和扩张的大好历史条件，从而导致了国、共两党力量的相消长。中华民国几为抗战而将“国底掏空”，相反，中共却在“一分抗战，两分宣传和十分发展”中“成长壮大”起来了。⁰⁵
　　其一、在军事上，国民党军队的惨重伤亡已如前述（参见第六章）。相反，中共却在决策“日蒋火并”和乘国难以扩张的“抗日”总方针下，从不足二万人马发展成了拥有一百二十万正规军队和二百万民兵的农民造反力量。所谓战争的“创伤”和战争的损失，在中共只是一句笑谈而已。加之中共既不打日本，日本也就不打中共，双方甚至暗通款曲，互相默契（参见下卷第四章）。由是，日本只对远在重庆的蒋介石黄山官邸进行轮番轰炸，一再发动大举攻势以叩重庆门户，却从不对近在咫尺的延安稍作进攻；只将国民党军队、主要是中央军当作他们狠狠打击的对象，甚至咬牙切齿地叫嚣“务必鹰惩蒋政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叫喊“集中火力消灭国民党中央嫡系部队”，却声称“对地方杂牌军则不必理会”。⁰⁶ 整个抗战中，日军共击溃中华民国政府军七十五个师，中央军即占三十五个师。所以，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军队与中共军队的比例虽是四：一，但国民党军队已主要是“地方杂牌”。
　　其二、在经济上，八年抗战庞大的军费开支和长时期的战争破坏，造成了中华民国政府在经济上的极大损伤。一九三七年政府收入为八七零百万圆，军费开支却为一一六七百万圆；一九四一年政府收入为二零二四百万圆，战争费用为一九三三百万圆；一九四五年政府收入为二一六五一九百万圆，战争费用为一二六八零三一百万圆。这种情况，除掉逼迫政府借外债和内债以外，只好大量发行钞票，如此又为战后的通货膨胀和经济的恶化带来了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相反，中共既无对国家的责任，又因不打日本而无战费的巨大负担；既能不断要求扩编军队而获得国民政府所给予的军费，又能自己开展“大生产运动”，即种鸦片、卖鸦片以买枪、买炮准备内战；既不需要维持和发展战时国家经济，却能依靠劫夺地主土地、财物和强迫农民交物纳粮，而获得相当可观的收入。战后，中共既无通货膨胀经济恐慌之虞，却有苏俄的大量军援和经援之获。因此，中共的“穷家”，也就实在比国民党的“穷国”要容易对付得多（参见下卷第五章）。
　　其三、在统治区域上，中华民国政府虽然因为坚持八年抗战而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亦获得了最后的光荣胜利，但是，胜利后的中华民国却迎来了所谓“国统区”和“解放区”之分。在八年抗战中，被中共到敌人后方去开辟的“抗日”根据地，竟已成为从中华民国政府手中“解放”出来的“解放区”。在中华民国，非但“一国已有二主”，而且中华民国政权竟已变成了仅仅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国家政权，统辖的人口不仅比战前少了四分之一，统辖的地区亦比战前少了四分之一强。由是，因抗战，而使中国成了一个破碎的中国，更使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一个破碎的政权，其力量之大大被削弱，也就可想而知。相反，在战前，仅剩下二万乞降人马和仅“统辖”了数十万人口的中国共产党，却在抗战伊始便拥有了陕甘宁和晋察冀这两个合法的和独立的边区政府，战后更拥有了面积达一百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一亿以上的统治区域。至一九四四年，中共从一九三七年发展起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在全国发展到了十六个活动基地，其中五个有各级政府，八个设立了行政委员会，三个为军事区域。其势力已远远超过一九一一年以后任何一家持枪称乱的大军阀。
　　其四、在政治上，由于中共使尽了“宣传”的伎俩，因而，在中华民国有舆论自由，而在延安却绝不容许有任何言论自由的前提下，中共才不仅骗取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不明真相者的同情，而且它的在野党地位，和它有枪、有地盘、有实力、更有“共产主义美好理想”作为欺骗的旗号，又使许多不明真相者和深怀野心者与之相互勾连，狼狈为奸，并利用它来要挟政府和反对政府，甚至恃共产党以挟国民党。就前者而言，国民党在明处，共产党在暗处，故国民党有错，举国皆知，甚至举国皆反；相反，若共产党有错，则举国无知，也就更不可能反了。是时，姑不论共产党在实际上不抗日，假抗日，甚至做出了种种“联日反蒋”的卖国行为，单就延安的“整风运动”，“抢救失足者运动”和“深挖国民党特务的运动”，及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杀人如麻的情形，在“国统区”就非但无人揭露，甚至连知道的人也没有。但这些事情若发生在“国统区”，为国民党所为，则不知要给共产党和所谓的民主人士们闹到怎样的地步。苏军在东北不知蹂躏了我多少同胞女子的惨事，竟不为人所知，更无人敢讲，但由中共一手制造的所谓美军强暴中国女学生沈崇案，却能把全国闹得天翻地覆。就后者而言，即那些曾拥共产党自重，而敢于大骂国民党、大骂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的所谓民主人士们，他们虽然认共产党为民主，指国民党为独裁，为共产党做尽了帮凶、帮忙和帮闲的勾当，但他们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不是被共产党送掉性命，就是被共产党强迫劳教、劳改、流放，或终于成为巴儿狗的悲惨命运，实在将当年他们敢于大骂和横骂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的“勇气与风采”，抛到了九霄云外，从而成为今日中国大陆人民所极端不齿的形象。因而，在国民党统治区乃是民主的和开放的，在共产党统治区却是专制的和封闭的这样一个极不相同的历史状态下，中共的舆论欺骗实在是欺骗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和无数的国际人士，尤其影响了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而舆论作为一种积极有用的武器，再加上为所谓的民主人士们操之在手，它就在促成国、共两党政治力量的消长上起到了极端重要的作用。嗣后，尝足了制造舆论甜头的中共一旦夺取了政权，也就绝不容许任何舆论的存在了，直至连人民说话的自由也全部为他们所剥夺悖尽。
　　二、八年抗战虽然使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获得了战胜日本法西斯的辉煌胜利，但是，却使它立即面临了内战爆发的巨大内忧，更使她立即处于“战、和两难”的极端困境。因为中共在长期不抗战中种种图谋反叛中华民国的表现，尤其是它在日本投降之日就立即制造种种赤裸裸军事行动以发动内战的行径，早已将它要夺权的野心，诉诸在不可遏止的欲望之中。但是，刚刚结束了长期外患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面对共产党逞之不及的全国性叛乱，不打则势将被中共所颠覆，打则不仅要顶内战的罪名，而且，因八年全面抗战的胜利而刚刚得以喘息的军队和人民势必厌战。再加上内战一开，长期战争的创伤非但来不及平复，特别是经济上的创伤就更是没有可能迅速抚平，此无疑又为国民党政权增加了一个至为重大的罪名。如前所说，国民党在阳面，共产党在阴面，国民党稍有战争动作，则全国反对之，为共产党在“国统区”所一再策动的“反内战”示威游行，便会随时随处爆发；相反、共产党早已发动了内战，甚至已经大打特打在前，却无人知其真相。即便是你美国来的调停人要视察，它也只给你看它愿意给你看的，或将那些早已做好了样子的给你看。因此，国民党在此被动局面之下，一方面只能主动地和一再地邀请共产党和谈，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美国人来调停，留下庞大席位以敦请共产党参加两个“国大”，从而对和平存侥幸心理；另一方面又在中共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的内战行动面前，不打不甘，打又不敢，捆手搏脚，羞羞答答，以至一再诒误战机，坐失良机。这就给共产党的一个党、一家军队和一心一意地要打内战、打江山，带来了对于对手的绝对优越性。
　　三、仅仅在三年半之前、即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曾致电蒋介石，对中国人民在蒋领导下独立坚持四年半抗战尤表敬佩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居然就能为了敦促苏联对远东用兵，以使自己能够及早地退出战争，便能轻易地将战胜国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当作“贿赂的礼品”，悄悄地送给了新沙皇斯大林。这个贿赂的“礼单”就是“雅尔塔密约”。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必须维持（即继续逼迫中国放弃对外蒙的主权）。
　　（二）将一九零四年由于日本背信弃义攻击（即指一九零四年日俄战争）所受侵害的帝俄旧有权利予以恢复：一、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的一切岛屿，都必须还给苏联。二、保护苏联在大连商港的优先利益，并应该使该港国际化；以及恢复作为俄国海军基地的旅顺港租借权。三、东清铁路（满州里 ——绥纷河之间的横贯线）、南满铁路（长春 —— 大连之间的踪贯线）应由中苏设立合办公司，共同经营，但须保障苏联的优先利益。同时，则使“中华民国在满州保有完整的主权”（引号为作者所加）。
　　中华民国虽因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才获以废除不平等条约，然而，此刻，一纸“雅尔塔密约”，竟又使她重蹈了晚清时代丧权辱国的境地。无怪乎蒋介石在得悉“雅尔塔密约”的部分内容后，曾痛彻心脾地说道：“就只是这些问题，已经是足以置我们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不仅此也，就连美国本身而论，在今后百年之间，也将很难探寻到在亚洲安全与和平的日子”。“未来的世界情势，又在重蹈第一次大战后霸道竞争的历史覆辙了。”⁰⁷ 斯言之痛，世界历史的发展已经给予了最为确凿的证明。
　　斯大林正是手拿着这样一分“密约”，以所谓五项先决条件（雅尔塔密约的数条内容）作为前提，才愿意对日宣战，更以消灭日本关东军为诱饵，来迫使同为战胜国的中华民国政府与之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然而，直到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之后才对日本开战的斯大林，不仅由此而在我国东北捞到了无数的战利品，而且如其所愿地将整个东北交给了中国共产党（参见下卷第五章）。这就在国、共两党的整个战略态势上，决定了中华民国政府完全可能失败的命运。
　　总而言之，仅从上述三个方面看来，我们就可以确凿无疑地认定，如果没有日本帝国的侵略，则既不可能有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中国内战的爆发，也就没有中华民国政府第三度统一中国战争的失败。中国人民既不会因此而遭受较之日本侵略更为漫长与痛苦的共产专制复辟，亚洲亦不会在战后成为苏美“冷战”的战场，而世界也决然不会是今天的这副模样了。追根究底，二十世纪上半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实为造成中国人民痛苦历史的万恶之源。今日中国大陆老少妇儒皆能道的一句话，恰恰就是：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哪有共产党。

第二、 苏俄蓄意颠覆是国民党失败的重大外在原因

　　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的另一个重大外在原因，诚如胡适之先生所言，便是“苏俄对中华民国长达二十八年的蓄意颠覆”。本书上卷第三、第四及第五章已经指证了苏俄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阴谋，和它持续命令中共武装颠覆中华民国的罪行。本书下卷还将进一步揭开上述阴谋罪行的事实，以及二战结束、内战开始以后，苏俄支持中共发动内战以武装颠覆中华民国的阴谋行径，藉以说明新沙皇俄国的蓄意颠覆，乃是国民党失败的重大外在原因。此处不再赘述。

第三、土地问题未能解决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现实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在内战中失败，有一个根本的现实原因，就是未能实现“平均地权”的理想。她虽然在一九三零年就颁布了一个十分进步的“土地法”，并且，即便是在艰苦抗战的岁月里，也始终在摸索着和实验着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是，一因内乱频仍，二因外患连连，三因重视不够，才造成了只有土地改革的进步纲领，⁰⁸ 而不能向广大农民兑现。然而，辛亥以来直至抗战胜利的三十四年间，年年战争所给中国农民带来的痛苦和负担，非但未能稍减，却常常是急剧加深。这既是北伐时期中共就能够煽动农民造反的最重要原因，又是抗战时期中共能够于敌后夺地扩张的最重要条件，更是中共能够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下，发动起一场传统型中国农民战争的重要社会基础，特别是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之所以遭遇巨大失败的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现实原因（参见下卷有关章节）。

第四、中华民国从未真正统一是国民党失败的重大内在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会在内战中失败，还有一个重大的内在原因，便是中华民国在实际上只获得过形式上的统一，却从来不曾获得过内在的统一。
　　一、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到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东北“易帜”初获统一，直至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其间十年，内有包括西安事变在内的新、旧地方军事势力十三次公开武装叛乱，外有日本帝国对于中国侵略的逐步扩张和东北等地的先后沦陷，以及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的相继爆发。虽然内部的武装叛乱，在性质上为残余专制势力对于民主革命再造成功的再反扑，并且次第被中华民国政府所平息、所荡平，但他们的叛乱对于中华民国的统一和中华民国在政治、经济及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都起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作用。至于外部敌人 —— 日本帝国对我国的侵略和扩张政策，不仅造成了对中华民国统一与和平的最大破坏，更为国内残余封建军事势力的反叛，带来了“假国难以谋乱”的天赐良机。
　　二、一九二七年七月，在汪精卫的武汉“俄国政府”亦实现“分共”以后，中共在苏俄直接策划下，欲变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阴谋虽遭失败，但是，在苏俄的直接命令、策划与指挥下，中共遂在南方农村持续了十年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并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俄属“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嗣后，虽经中华民国政府军的历次围剿而惨遭失败，但是，中共又因策动西安事变成功和全面抗战爆发而绝处逢生，从而导致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形成。这不仅是对中华民国统一与和平的持续破坏，并且终因对日抗战的长期性和艰苦性，而使之成为对中华民国的致命威胁。
　　三、虽然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的重建是北伐打倒军阀的成果，次第荡平李、冯、阎等新旧军阀的大规模叛乱又巩固了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然而两度由武力征讨所得到的统一，虽然使政权获得了较为稳固的基础，但十七年军阀混战的影响，不仅带来了小型叛乱的继续发生，而且埋下了残余军阀们朝附夕叛的重重危机，从而带来了以所谓“和平手段实现和平统一”的后遗症。并且，正是这些朝附夕叛的地方新旧军事势力，才会在内乱必定分裂的定数之下，为保存一己的势力，因时适势地制造了一系列对于中华民国的反叛。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出版的现代史研究著作已经指出，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内战中反叛中华民国的十九位著名“国民党叛将”中，除极个别有特殊背景者外，几乎均为残余军阀及其势力这一特质，实在不能不说是国民党遭遇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具体名单见本章注释）。⁰⁹
　　四、正因为在名义上归顺中华民国的新旧地方军事势力，乃是以枪杆子来维持实力和维护其一姓统治的地方封建势力，所以，凡是由新旧地方军事势力所统治和控制的地区，其社会状态非但与民主无涉，甚至较之正常的和统一的专制王朝更坏。这种状况，不仅是对中华民国共和国体的讽刺，而且造成这些地区的人民对于中华民国政权的不满和不信任。这就给口称革命和民主、高喊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和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奠定了又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