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卷

共產革命、農民造反與中國共產黨

第六章

　　中共之所以敢於在中國大陸倒行逆施，但看上去又似固若金湯，亦得力於它的一整套用人制度，或曰無制度的官吏選拔制度。而所謂無制度，是指中共向未建立起一套“官吏選拔制度”。它既不像成熟期的中國君主專制王朝，尚有科舉等一整套開科取士的標準和辦法，更不像西方現代國家和中華民國，已逐步地成熟了公務員和文官考試制度。中共雖然是一個獨尊馬列的教政合一式專制政體，但它卻不以“馬列取士”。八十年代，因民眾對中共選官拔士物議洶洶，中共才開始表示“要實行公務員制度，規定公務員考試辦法”。但是，時至今日，時間已經過去了若干年，文件發了數十起，試點試了幾多回，沒有學歷、文憑的未來公務員們，也早已將“學歷、文憑”準備好了，但是，公務員制度和公務員考試仍邈不知其蹤影。其根本原因是因為它行不通。而之所以行不通，還是因為官場中儘是不可雕的朽木，一旦當真實行公務員制度，其整個的統治基礎就會面臨全面變色、甚至全面崩塌的危險。當然，形式上的公務員考試與公務員制度，不得已時也同樣會實行，但無非是“走過場”，做做樣子而已。現任各級官員更難有“落第”者。在上有政策和下有對策的今日中國大陸，什麼事情都會走向它反面的成功。
　　但是，指中共沒有用人制度，卻並不等於說它沒有用人辦法，其官吏選拔的根本辦法是﹕
　　第一、用人權歸黨權和黨權歸書記。中共黨政兩方面所有的官吏選拔，均由中共中央組織部與中共各級黨委的組織部直接管轄。各單位在本行業和本系統，亦全部歸黨委、黨總支、黨支部分管組織的書記——常常是第一把手主管，並逐級受管於黨委的組織部門。各級黨的組織部，一般由各級黨委的第一把手、即書記掌控。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除文革初的短暫混亂以外，所有中共官吏，包括各行各業的官吏選拔，均由黨權處之。這就造成了黨對官吏選拔的絕對權力。
　　第二、任人唯黨和任人唯親。所謂任人唯黨，即非中共黨員，不得提拔與任用。除掉人大、政協與各級政權需要極個別作為配相的“統戰花瓶和民主花瓶”以外。如前所說，即便是八個民主黨派的各級負責人，也必須由中共的“地下黨員”擔任。所謂任人唯親，即既然人權歸黨，黨權歸黨的組織部，組織部權歸書記，因此，中共中央及各級地方黨委，以及各行各業黨的主要負責人，便由此獲得了管轄範圍內的用人權。中共自中央至地方，直至各行各業黨政兩套領導班子中永無休止的互斗即內訌，蓋因人權而起。因為人權才是黨權的根本權力。一位市委秘書長曾感慨萬端地說﹕“書記、副書記、常委們，他們所有的精力，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用在為自己安插親信上面。因為這才是他們真有權和假有權的分水嶺。”至於“黨政機關親連親、公檢法父子兵”的“親親風範”，亦早已形成為一朝“國風”了。
　　第三、時期不同而選拔各異。基於上述用人原則，即組織路線，中共亦隨着各個歷史時期的不同，而採用不同的官吏選拔手段。
　　一、建國之初，根據農民造反打天下就必須坐天下的需要，中共遂於建立政權後進行黨內分封，使參加過中共革命者，人人大小有個官做。一是建立官位、權力和“爵位”的終身制度，二是形成了“天下是我打的，天下就該我坐”這樣一個普遍的黨人心理。這就使任何對中共的不滿或反對，都會被視作“要搶它的江山”，從而被中共深惡痛絕之，更要嚴刑擊殺之，直至屠城亦在所不惜。一九八九年鄧小平叫囂“江山是我們用鮮血換來的，要搶，也要拿血來換”和“殺二十萬保二十年”，即是上述中共黨人心理的突出表現。
　　二、建國之後直至一九七八年，中共在組織路線上一是任用所謂出身好者，二是任用無文化和低文化者，三是強調所謂“外行領導內行”，四是採取將工農兵送到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去“摻沙子”，五是大量提拔歷次政治運動中的積極分子，說穿了，就是提拔曾積極向共產黨告密者和幫助共產黨整人害人者。今天，充塞在中國大陸黨政各級權力崗位上的老共產官員，基本上都有一段整人或助黨整人的歷史，其中有大多數人欠有血債，甚至是大筆血債。文革十年，上述種種被提拔者中的大多數，曾上打走資派、即打過提拔他們的恩人，下打過知識分子和一般群眾。其中有不少人因摸透黨脈而能隨機應變，故文革後仍能據高位，善始終。
　　三、一九七八年以後，因鄧小平表示要重用知識分子“奔四化”，中共的組織路線亦開始有了改變。在一九八三年的“機構改革”和“調整領導班子”中，中共各級黨委組織部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開始不計出身地提拔並重用了一批知識分子。但是，這一任用和提拔知識分子的政策，在名額上既有限制，其比例由中共各級組織部門控制；在使用上亦有區別，主要是企、事業單位居多，行政、黨政和要害部門居少；在目的上亦有明確劃分，有的純為對外統戰的需要，諸如特別提拔在海外和在台灣有影響的華人國內親屬。在被提拔和重用的知識分子中，有一些人成為對黨感恩戴德者，有一些原就屬於品學不夠高者，還有一些是野心、權力和欲望較強者。用普通人的話來說，即“混混”多而賢者少。當這樣一些“內行”一旦走上領導崗位，其對於真正內行的“控制與壓迫”，常常並不稍減，有的已經完全墮落為中共的幫凶。
　　四、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共的組織路線又發生了一次重大轉變。這個轉變是基於對知識分子的不能信任與重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中共各級黨的組織部對被提拔起來的知識分子幹部進行了一次考查。對其中一些參加了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者，進行了堅決的清洗，包括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對其中態度曖昧、立場不穩、有同情學生運動言行者，則採取調職的辦法，使其脫離重要崗位，或加派信得過的幹部去進行領導和制約。例如，在歷來由共產黨員作家和藝術家擔任主席和書記的文學藝術界，中共自中央到地方各級黨的宣傳部門，就派出了大批黨棍和政客去“加強領導”，使文藝界出現了“外行領導內行”的突出局面。一九八九年後，中共一方面修正了提拔知識分子的組織路線，一方面執行了一條“唯壞人和小人是舉”的政治路線，即凡是人民痛恨者，人心厭惡者，便會成為它要提拔與依靠的對象。民間所謂“雞魚肉鴨不再用，烏龜王八爬上台”的比喻，便是因此而發。目前中國大陸的各級黨政機關和各行各業各單位都提拔了這樣一批“領導幹部”。中國共產黨終於走到了“只能赤裸裸地依靠流氓惡棍以治國制民”的絕路之上。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九八九年不僅促成了中國大陸人民的徹底覺醒，而且使其黨人中的大部分開始走向了醒悟。這種醒悟，一方面表現在“及時行樂和搞錢留後路”的消極作為上，一方面則表現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執行策略上。特別是對“六四 ”之後，按中共中央“層層清查”的要求應予以處罰、處分和清洗的對象，各級黨政機關與各行各業的大部分黨政領導，除掉對其中突出者不辦不足以交差外，其餘都是能將就者則儘量將就，能幫其隱瞞者便儘量幫其隱瞞“過關”。雖然其中也不缺少效忠者。
　　五、特別要指出的是，如果說毛澤東和他的中共曾認為自身的“革命江山勢將千秋萬代永不變色”，那麼，到了鄧小平時代，鄧和他的中共則已日漸喪失了這樣的自信。因此，由最高權力和層層權力的交接，所帶來的對“接班人”的選擇，就成為中共江山如何傳宗接代的大問題。由是，自八十年代上半期第一次機構改革始，中共中央就開始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子弟中物色接班人，以李鵬、李鐵映為代表的一大批“太子黨”遂開始接班掌權。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創的革命事業由他們的後代來接班，他們最放心的理論，亦在黨內公開出籠。八十年代，中共中央組織部已在每一位部長以上幹部去向“馬克思報到”以前，向其詢問由他的哪一位子女“接班”為最好。從此，中共各級黨委紛紛仿傚。一九八九年前太子黨譜系既已繪成全圖，新一代大官、高官和官倒也都已登台亮相。一九八九年後，由於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中共的未來江山憂心忡忡，從而加速了其子女在權、商兩個方面的全面接班。甚至連所謂民主黨派的領導人，也一樣要其子弟來接班，他們才能放心。被殺的李濟深之子即是一例。¹¹ 由是，而使五十年代對於“老革命”的革命分封，變成了八十年代對其子女的全面加封。中國共產黨由是而在中國漫長的封建專制和君主專制的歷史上，開創了層層級級和方方面面均由兒子女兒、侄兒侄女、女婿媳婦全面接班的“嶄新歷史景象”，不僅全面復辟了秦以後在中國君主專制的歷史上早已沒落了的封建制和分封制，而且將這一封建制和分封制推向了史所未有和世所沒有的荒誕地步。因為中國自秦以後的歷朝歷代，除掉皇位由皇子傳承以外，對皇室也只是封王位，晉爵位，而不授實權和官職。至於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僚，即便因其功大，皇帝要加封晉爵，一般情形下亦同樣不能不經過考試而“子繼父業”。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壞當權宰相秦檜，其子就因為在殿試中落第，狀元即被安徽一個貧民知識分子張孝祥所得。
　　中國共產黨雖因他的一整套組織路線，而幫助它鞏固了黨權和政權，並得以苟延殘喘，然而，這一整套組織路線，作為其專制權力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亦開始隨着其權力結構自身的鏽蝕，而就要瀕臨徹底崩解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