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是20世紀人類最大的罪人之一。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國家社會主義 (National Socialism)與斯大林、毛澤東、共產黨及其意識形態，有着共同的邪惡本性和類似的罪惡行徑，他們都以虛偽的民族利益或國家利益為幌子，傳播仇恨和偏見，鼓動迫害和仇殺，使用暴力強權，否定人權和人道主義。讀一讀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會使人們更清醒地認識到20世紀這兩大罪惡勢力的共同特性，同時深知為何共產黨政權要嚴禁此書。
簡單地了解一下希特勒其人及其文化層次，是有必要的。他讀書不佳，極想做個藝術家，卻通不過畫院的入學考試。這對年輕的希特勒是一大打擊，此時他又父母雙亡，一無所有，孤身飄零。之後5年，他謀生打雜，忍飢挨餓，經常處於失業的困境中。由於這些經歷，出於嫉恨，他瞧不起知識者，這與斯大林、毛澤東相似。希特勒譏笑、迫害文化人，以及摧毀文化的野蠻行為，雖然有政治目的，但他早年的卑賤經歷卻是不容忽視的心理根源。
對希特勒不能簡單地謾罵，而應當研究這個犯罪天才具有怎樣的心靈和頭腦，審視他的犯罪動機和根源所在，捕捉他的思維軌跡及其言辭，研究是怎樣的社會情勢和歷史條件使之得逞。
閱讀希特勒，最佳的角度之一是，看看他對他的時代、歐洲情勢及其政治對手，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人的評論，這或許會比研究者們的滔滔長論更能說明問題。
馬克思主義：精神的瘟疫
希特勒在他的自傳《我的奮鬥》中談到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時，犀利指出這一學說“由自私和仇恨構成”，是一種“斷絕人性”的“毀滅性的學說”：“我看到，這種學說是由自私和仇恨構成的，這種東西能夠像數學定律那樣引向勝利，為了取得勝利，就必須斷絕人性。與此同時，我還領悟到這種毀滅性的學說和人們天性之間的聯繫。”（Ralph Manheim英譯本1999年版第51頁；以下援引文字皆系此書英文版）“擠眉弄眼的馬克思主義者滿嘴社會辭藻，弄得雲遮霧障，其關於目的的那些錯誤概念以及這個政黨的主旨，在人們眼前像面紗似地飄落。”他指出：“馬克思主義是瘟疫，精神瘟疫，比古代的黑死病更可怕，民眾正在感染這種瘟疫。用不着說，那些知識層次越低的工藝匠人，他的心靈就越是一望無際的沃野，這種惡棍最後就成為一種垃圾分離器，把他的那些骯髒物潑在人類臉上。……這些拙劣的作者們像十分可怕的病菌攜帶者那樣毒害着人類的靈魂，毒害着他們的同胞。”
他看透這種學說具有一種瘋狂性及其經常運用的那種狡辯術：“起初，我還那麼幼稚，想搞清楚他們的學說為什麼有那麼一種瘋狂性……我講得口乾舌燥，以為最終我必定會說服他們，為什麼馬克思主義者們的瘋狂性有毀滅性作用，可是結果常常相反。看起來，他們似乎愈來愈懂得社會民主黨理論的毀滅性作用，可是結果卻增強他們的決心。我越是和他們辯論，就越是看透他們的辯論術。首先，他們依賴對手的蠢笨，其次當他們理屈詞窮時，他們自己就乾脆裝傻。如果這些手段沒有效果，他們就裝做不懂，或者如果他們受到挑戰，他們就趕緊轉移話題，援引一些陳詞濫調，如果你接受這些陳詞濫調，他們立刻就跳到完全不同的一些事物上，於是如果他們受到攻擊，就有了立腳點，假裝聽不大懂你在說什麼……”（同上：第62頁）“有時，我站在那裡被驚呆，對於他們那種口舌的敏捷和撒謊的技能，我真是驚訝得呆若木雞。我開始逐漸憎惡他們……。面對這群誘人上鈎者們那種惡魔般的本領，誰能譴責那些不幸的受害者們呢？在我看來，使這個到處都是滿嘴辯證法、能說會道的撒謊者的民族有點出息是多麼難！與這些把你嘴裡的真理歪曲得一塌糊塗的人們打交道，真是無聊之至，他們剛剛說出的話，就可以馬上食言，拒不承認，臉都不帶紅的，可是一分鐘後卻又對剛才那番話信誓旦旦。”
在他看來，只有那些“名副其實的魔鬼”才能夠創立這種給人類帶來災難的精神瘟疫：“基於對平凡的人生經驗的感受，我現在開始追蹤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來源……藉助我的想像力，我能夠預見結局。唯一的問題是，那些信條的創立者們心靈里是否對他們的行動將導致的結果早已有數，或者說，他們本身就是謬誤的受害者。我想，這兩種因素都有可能。一方面，每一個有思想的人都有責任努力使自己站在那種給人們帶來不幸命運的運動前面，這樣也許能夠改變這種災難趨勢；另一方面，那些民族中最早創立這種瘟疫的人肯定是名副其實的魔鬼。只有在鬼怪的腦子裡－－不是人類的－－才能夠策劃出那套計劃，使那種想法成形，他們的行為最後必定導致人類文明的崩潰，整個世界也將隨之瓦解。”（同上：第64頁）
他異常靈敏地洞悉，馬克思主義必將給人類帶來毀滅的命運：“馬克思主義否認人的個性價值，……因此抽去了人性存在的基礎和文化精髓。從根本上看，這一學說將導致人類智慧所能構想的一切秩序統統崩潰。把這樣一種東西付諸實施，只能帶來一團糟，說老實話，它只能導致這個星球上的生命統統毀滅。”
看來，希特勒對馬克思主義及共產黨那套手段和騙術感受極深，似乎曾生活在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我們必須研究那些人把成百上千各種各樣充滿最惡毒誹謗和詆毀的無數齷齪污物頃刻之間倒在那些衣着體面的高雅人士身上時使用的那種技巧，他們快得像是變魔術，我們不能不佩服他們通過新聞界那些惡棍們表現出來的那種無所不在的威脅力。為了達到他們的卑鄙目的，這些精神界的江洋大盜絕對是無所不為。他們會探入最隱秘的家庭帷幕，不達目的決不罷休，……如果費盡心機嗅來嗅去一無所獲，他們的獵物無論在私生活方面還是在社會生活方面都無可挑剔，那些惡棍索性就一門心思進行詆毀，儘管你一千次駁斥他們，那種罪名依然牢牢釘在你身上，而且他們那些幫凶們上百倍地重複那些誹謗之言。就受害者方面而言，他的任何抵抗都無濟於事。必須記住，這類低劣傢伙動機卑鄙，他們從來不做那種情理之中的事，人類中除他們以外的人們根本無法想像或理解他們的行為。他們的行為，蒼天不容！當這些渣滓中的一個攻擊起他所敬愛 的戰友時，會使用那種最卑鄙的手段，這隻勢力龐大、無所不在的大章魚卻用一副體面的樣子和那種花言巧語把自己裝扮起來。”（同上：第86頁）
80年來，斯大林大清洗，毛澤東詆毀“胡風集團”、“反右”運動、製造“文革”大批判運動，誣衊“四五”民主運動，鄧小平等人誣衊和鎮壓“八九”民主運動、製造天安門血案等等，往人權勇士和知識份子身上潑髒水，往他們的同僚諸如彭德懷、胡耀邦、趙紫陽身上潑髒水等等行為，以及各國共產黨玩弄的類似手段和卑鄙行為，都在至今不斷地為希特勒這番論斷提供證據，驚人地顯示希特勒對這種邪惡的政治流氓勢力看到骨髓里去。共產黨玩弄的政治宣傳，耍弄的政治手腕，做事的不擇手段，以及深入個人私生活以尋求整人材料，卑劣地從事各種誹謗和抹黑活動，把人間正道和志士仁人妖魔化，人們有目共睹。
希特勒感嘆，那些跟隨共產黨走的人早晚要落入陷阱，成為一種邪惡的勢力：“我真是不能理解，人們怎麼能夠這麼盲目地跟隨馬克思主義者們，跳進他們有意製造的這個陷阱，這早晚有一天會發作，成為一種邪惡得可怕的勢力。”（同上：第155頁）不知多少人吃過這個苦頭而後悔不迭。那些跟着他們去斗人、批人、陷害人的人，活得像只狗，沒有人格尊嚴（後來周揚一再向他當年掌權時受到迫害的人們道歉和懺悔），感到自己一生被釘在恥辱柱上。當年文革中的數百萬紅衛兵，今日也應當為自己當年的愚昧和暴行而有所悔悟。
希特勒自詡是一個“熱愛自由的人”：“我常常憎惡議會，但是議會本身作為一種制度，我並不恨它。恰恰相反，作為一位熱愛自由的人，我甚至不能想像任何其他可能有的政府體制，就我對哈布斯堡王朝的態度而言，我以為任何一種專制制度的構想都是對抗自由、對抗一切理性的一種罪行。”他似乎也看到人類需要一種嶄新的精神理念來對抗那伙邪惡的敵人：“任何企圖與一種和暴力手段相聯繫的哲學做鬥爭的嘗試，最後都要失敗，除非是以一種嶄新的精神態度從事戰鬥。”（同上：第172頁）
他甚至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越是考慮到政府必須對現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歸依的社會民主黨改變態度，就越是認識到缺乏一種實用的學說來取代馬克思主義學說。如果把社會民主黨打垮，那麼應當給群眾什麼東西呢？”希特勒所說的社會民主黨，即歐洲共產黨前身。
馬克思主義：政治宣傳術
從列寧、斯大林到毛澤東及其後輩，都把宣傳視為他們的生命線，這與他們手中把持的軍隊構成兩手，即所謂兩條戰線。前者是對人民進行精神上的瞞和騙，蒙蔽和控制，後者是對人民進行肉體上的摧殘和消滅。他們不知做了多少關於宣傳工作的所謂講話，不知建立了多少宣傳方面的組織和機構，不知培育了多少干將嘍囉，加強這一手段；如今為了對抗高科技時代的科學進步，他們又配備了數十萬網警網特，監控人民的思想和言論，抓捕言論犯和思想犯。希特勒的政治本領和手腕，很大一部份來自他的政治對手即馬克思主義者們。人們大約忽視了這一點。請聽希特勒怎麼說：“自從投身政治運動，我就對宣傳活動極感興趣。我發現主張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對這一工具把握嫻熟，玩兒得技巧驚人。”“我們沒有做成功的，敵人卻以驚人的技巧和出色的算計而做成功了。我本人，從這位敵人所拿手的戰爭宣傳上學到極多東西。”“我進入德國工人黨之後，立刻接管宣傳工作，我把它視為最最重要的工作。”
希特勒從他的對手那裡學的這一手，就是宣傳術。希特勒寫這本自傳時，還未掌權。掌權後，他和戈培爾們大大發揮了這套宣傳術。追根究底，這套手段來自馬克思主義宣傳家和共產黨的革命家。法西斯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在欺騙、仇恨、暴力以及大規模迫害和集體屠殺等等邪惡手段方面，如出一轍。
希特勒的狡猾，從他談論宣傳的對象即已透露：“第二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問題是：宣傳應當面向誰？是面向具有科學訓練的知識份子，還是面向那些受教育少的群眾？宣傳必須經常而且是完全面向那些群眾。”這與共產黨的宣傳路線和組織路線，如出一爐。他們要面向貧下中農、大字不識一斗的城市貧民和無產者們這些廣大群眾。希特勒對宣傳的妙用理解頗精：“宣傳的內容不是什麼科學，它不過是一種招貼的藝術。這種招貼的藝術依賴於設計者在吸引群眾時運用形式和色彩的那種才能。一個用來宣傳藝術展覽會的招貼，必須抓住公眾的注意力，把他們引向正在展覽的藝術品。在這方面，它越是成功，招貼所宣傳的藝術品就越有魅力。招貼應當使群眾對展品的重要意義有一個感知，它不應當取代展覽品。”（同上：第180－181頁）
他對操作政治宣傳時的種種技術手段頗有研究：“宣傳的作用並不在個人的科學訓練，而是在喚起群眾注意某些事實、進程和必然性等等，使這些東西的重要意義第一次進入群眾的視野。所有這種藝術在於操作時十分講究技術，使每個人都相信這個事實是真實的，這個進程是必然的，這種必然性是正確的，如此等等。可是，因為宣傳不是而且也不能是必然性本身，因為它的作用就像招貼那樣，在於吸引群眾的注意力，而不在於教育那些有知識的人們或是那些努力使自己有教育和知識的人們，所以針對絕大多數人，宣傳的作用必須集中在情緒上，它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水準上針對那些所謂知識者。一切宣傳都必須走俏時髦，而且它的智力水準必須面向最低心智水平者。因此，宣傳所動員的群眾數目愈多，宣傳本身的真純心智水平必然就愈低。”宣傳是招貼，宣傳要集中在情緒的鼓動，宣傳要面向心智水平低的人，這些都是訣竅。注意他說的一句大實話：“宣傳所動員的群眾數目愈多，宣傳本身的真純心智水平必然就愈低。”這樣的大實話，他的政治對手們是永遠不肯說出來的。
（待續）
轉載自《中國人權雙周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