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宴會”

我沉浸在別離知心朋友的痛苦之中,深夜難眠,給齊家柳寫就一封告別信函,也給了他一個“後會有期”的所謂安慰。

齊家柳隨郵路捎回了他給我的一封告別信,至今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信中說估計我刑期不會太長,叫我出監後,一定到重慶鐵路醫院找一位名叫金志芳(這也是用的真名實姓,原因同樣是我喜歡同美籍華人打跨國官司)的女醫生,她是他終身不渝的戀人。他叫我會見金志芳後,把他的前因後果向女醫生一一轉述,雖然我不敢苟同他對我“刑期不會太長”的估計,但我仍然把金志芳三個字深深地刻入了我的腦際。

下午4時,剛剛吃完了晚飯,沿貓步通道又傳來“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的口哨聲,我將“核彈頭”投過去好長一段時間還未聽到齊家柳收拾妥當後的咳嗽信號,甚至於我都開始懷疑是不是線路上出現了什麼故障。心想這可能是“核彈頭”最後一次服役,難道真如四川民諺所說：“天亮了來泡尿在床上”麼。狐疑中終於聽到了齊家柳的兩聲咳嗽,我便開始拉拽“核彈頭”,手感上的明顯異樣是負重量相當大,我小心謹慎地將它拉到了我的身邊,卸下後我發現是兩個用手絹包着的灰黑色饃饃,捏着它時感到很鐵實,顯然不是用麵粉製作的。齊家柳寫了一張便條在裡面：“把這美味佳餚奉獻給我們的告別宴會吧”。若干年後齊家柳告訴我,這是頭天晚上他用自己的毛衣,冒險和送飯的炊事犯人交換的,“沒想到那傢伙用四個糠饃饃來騙我。”在監獄像這類受騙上當的事遇到了只有自認倒霉,“投訴”的傻瓜,無一不是以兩敗俱傷頭破血流而告終。

糠饃饃的味道的確不敢恭維,只有用它來證明飢不擇食這句成語的千真萬確。此外還得補充一個“泥沙俱下”的特殊感受---糠裡面的泥沙使牙齒倍受折磨,但想到家柳的良苦用心,這一切又變得親切可口了。

包饃饃的手絹又別出心裁,手絹的一角繡着一支黑色的箭簇洞穿着兩顆重疊的紅心,在西方國家,這常常是象徵愛情的圖標。在這種條件下,他能有不同顏色的線來繡花嗎,我估計他是把戀人給他的紀念品送給了我,使我倍感不安。

第二天清早,他離開了看守所。

                  關於“網友”的題外話

1980年我平反以後,回到了我那右派誕生地南充,通過朋友間輾轉用信函打聽,直到1982年初,才得知齊家柳在重慶一家圖書館工作,南充到重慶還不足5小時車程,很快地我們就擁抱在一起了。

在蔡園壩鐵路員工的宿舍里,我見到了齊家柳的妻子金志芳女士,在得知齊家柳平反的消息後,是這位堅貞的女士跋山涉水去到邛崍縣南寶山勞改農場將他接回重慶舉行了婚禮,我為我的朋友能獲得這份幸福而衷心地高興。以後凡是我出差到重慶,他的家仿佛就是我住宿的旅店,那裡有五星級大酒店都吃不到的精神大餐。

大約是1987年左右,有一陣子很時興在一些單位用民選加領導批準的方式產生負責人,他在全館工作人員的鼓掌聲中,就任了這個圖書館館長,成為九點五品的芝麻官,我曾賦打油詩頌賀,他高興得眼淚長淌。

1989年夏,齊家柳夫婦決定移居美國,行前他們夫婦因為到美國領事館辦簽證來到了成都,在我家住了3天,他告訴我美領館工作人員得知他曾經是右派份子後,臉上頓時展開了美麗的笑容。3天后我又帶着妻兒和他們夫婦一起到重慶市他的新居里住了3天,我聽見他對鄰居們說,幾年後他還會回來,但我相信他不會回來了,這就意味着永別。我們這一對什麼話都能談的朋友,卻都沒有勇氣談這個回不回來的話題,其實我倆心裡都很明白一個道理：世上唯有精神筵席是經久不散而且越吃越豐盛的筵席。

在重慶,他去和他的同事們辭行回來後對我說,館裡的一位黨務工作者竟私下對他說出一句令人費解的話：“這下子你好了。”齊家柳故作不解地對我說：“我到一個腐朽的資本主義國家去定居,怎麼會‘好了’?”我則回答他說：“我和你相交25年,直到今天我才看出你這個演員的面目。”我們相視而笑。

我也和我的某些中國同胞一樣,也恨美國,但我恨她的理由卻和他們不盡相同,那是因為美國用她國名的“美”字,奪走了我最好的朋友。

在我近60年的交友經歷中,只有兩個想起他們就會讓我流淚的朋友,齊家柳便是其中之一。

                         判 決 前 後

1965年早春,我終於收到了盼望己久的判決書,判處我有期徒刑18年。我當天便進行了上訴,我知道這個上訴不可能產生正面效果,但我必須對這荒唐的判決表明我的態度。在等待裁定的日子裡,終於派我參加了一次勞動,這就是說給了一個多吃一碗米飯的機會,我沒有理由不接受它。那天的勞動是跟隨所里管生活的幹部到一個磨坊里去拉豆腐渣,只花了兩個多小時就換得一碗飯和半句話,回到看守所那位管生活的幹部對我說：“你關了這麼多年還有這樣的體力……”不知道他下面還將接下去說什麼,如果他要問我是怎樣保養的,我決定會將每天3000步的原地跑步法交流給他,這不一定從有備無患這個不祥的角度去理解,作為生活經驗,多一樣總比少一樣好。

事實上一個多月後,我在萬家煤礦勞改時,突然發現我早已認識的灌縣看守所的原所長,這位十分強調“只准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的彪形大漢,自己卻“亂動”了一下,竟然也站在犯人隊列里。當年的我才30多歲,不至於出現老眼昏花的症狀。找了個消息靈通的犯人打聽,原來那年有一位年輕女犯關在小監里,前所長今犯人以權謀私,多次悄悄進入監房進行“非法傳宗接代”(此詞系本人斗膽杜撰)的罪惡活動,該女犯的案子又一時判不下來,鐵證如山的肚皮卻一天天膨脹起來,乃至於東窗事發,判了前所長5年勞改。為了尊重他的隱私權,雖然在礦里經常面對面,我們都假裝不認識。

按看守所的規定,凡參加勞動的犯人,當晚就必得參加學習討論,討論就必須發言。我的發言時間還不到5分鐘,在這短短的時間裡,不知為什麼,我突然感到有一股股汗水不斷從我腋窩裡流向手臂。此時是嚴寒的早春季節,心情也並不十分緊張,怎麼會出現這種異常,它成為我經歷中的十萬分之一的為什麼,至今未解。

第二天,我沒有了嗓音,變成了准啞巴,找新近才換上的獄醫看了看,他問了我的情況後對我說：“三年多的獨居生活,你的聲帶已經萎縮,昨晚上你突然發言,萎縮的聲帶不堪重負,因此有了今天的症狀”。然後非常慎重地對我說：“從現在起,你必須少說話或儘量小聲說話,使你的發聲功能慢慢恢復,否則你將終身成為啞巴,要不然就是那種因聲帶撕裂而嗓音沙啞的所謂沙喉嚨。”經過幾個月的調理,我才慢慢地恢復了說話的功能。---這可以說是灌縣看守所給予我的一個最後的回憶吧。

不久,我收到溫江地區中級人民法院的裁定書,果然不出所料,維持原判18年。接着就開始了我漫長而艱辛的勞改生涯。

                     附  記

我在成都已住了十多年,從成都到都江堰市(即灌縣)可以說近在咫尺,即便說都江堰是成都市的後花園也並不過份。1988年,我在《星星詩刊》函授部擔任教務長(此外本人還曾在北京某報社當過副社長,和這個教務長一樣,都是在離開正式工作崗位以後由朋友聘任的。坦率地說,我這輩子當的時間最長而又得到上面認可的“官”就是勞改隊的班長。在任期間,本人也曾可恥地以權謀私,我順便在這裡向當年在我極權統治下的眾犯表示歉意)。按規定函授部每年都得召開一次星星詩會,當年的詩會就在灌縣召開,從選定會址到安排觀山望景,事無巨細,無一不由本一把手親自敲定。從那時起直到今天,我以各類頭銜陪同外地來川的各類頭銜的人士去到都江堰旅遊觀光不會少於20次,我從來沒有一次去到過陳家巷,甚至我的至親好友,也不知道我和陳家巷有過這樣漫長而深切的歷史淵源,這說明我在骨子裡仍有它脆弱的一面。

我不知道那些歲月是傷疤或者是財富,我把它寫下來的目的既不是展示傷疤也不是炫耀財富。我只是想讓後人們知道,生活的道路上確實有許多艱辛。只不過,再苦澀的艱辛中,也仍然會含着一絲甘美,它也許就是受難者選擇生存而不選擇死亡的唯一理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