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宴会”

我沉浸在别离知心朋友的痛苦之中,深夜难眠,给齐家柳写就一封告别信函,也给了他一个“后会有期”的所谓安慰。

齐家柳随邮路捎回了他给我的一封告别信,至今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信中说估计我刑期不会太长,叫我出监后,一定到重庆铁路医院找一位名叫金志芳(这也是用的真名实姓,原因同样是我喜欢同美籍华人打跨国官司)的女医生,她是他终身不渝的恋人。他叫我会见金志芳后,把他的前因后果向女医生一一转述,虽然我不敢苟同他对我“刑期不会太长”的估计,但我仍然把金志芳三个字深深地刻入了我的脑际。

下午4时,刚刚吃完了晚饭,沿猫步通道又传来“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的口哨声,我将“核弹头”投过去好长一段时间还未听到齐家柳收拾妥当后的咳嗽信号,甚至于我都开始怀疑是不是线路上出现了什么故障。心想这可能是“核弹头”最后一次服役,难道真如四川民谚所说：“天亮了来泡尿在床上”么。狐疑中终于听到了齐家柳的两声咳嗽,我便开始拉拽“核弹头”,手感上的明显异样是负重量相当大,我小心谨慎地将它拉到了我的身边,卸下后我发现是两个用手绢包着的灰黑色馍馍,捏着它时感到很铁实,显然不是用面粉制作的。齐家柳写了一张便条在里面：“把这美味佳肴奉献给我们的告别宴会吧”。若干年后齐家柳告诉我,这是头天晚上他用自己的毛衣,冒险和送饭的炊事犯人交换的,“没想到那家伙用四个糠馍馍来骗我。”在监狱像这类受骗上当的事遇到了只有自认倒霉,“投诉”的傻瓜,无一不是以两败俱伤头破血流而告终。

糠馍馍的味道的确不敢恭维,只有用它来证明饥不择食这句成语的千真万确。此外还得补充一个“泥沙俱下”的特殊感受---糠里面的泥沙使牙齿倍受折磨,但想到家柳的良苦用心,这一切又变得亲切可口了。

包馍馍的手绢又别出心裁,手绢的一角绣着一支黑色的箭簇洞穿着两颗重叠的红心,在西方国家,这常常是象征爱情的图标。在这种条件下,他能有不同颜色的线来绣花吗,我估计他是把恋人给他的纪念品送给了我,使我倍感不安。

第二天清早,他离开了看守所。

                  关于“网友”的题外话

1980年我平反以后,回到了我那右派诞生地南充,通过朋友间辗转用信函打听,直到1982年初,才得知齐家柳在重庆一家图书馆工作,南充到重庆还不足5小时车程,很快地我们就拥抱在一起了。

在蔡园坝铁路员工的宿舍里,我见到了齐家柳的妻子金志芳女士,在得知齐家柳平反的消息后,是这位坚贞的女士跋山涉水去到邛崃县南宝山劳改农场将他接回重庆举行了婚礼,我为我的朋友能获得这份幸福而衷心地高兴。以后凡是我出差到重庆,他的家仿佛就是我住宿的旅店,那里有五星级大酒店都吃不到的精神大餐。

大约是1987年左右,有一阵子很时兴在一些单位用民选加领导批准的方式产生负责人,他在全馆工作人员的鼓掌声中,就任了这个图书馆馆长,成为九点五品的芝麻官,我曾赋打油诗颂贺,他高兴得眼泪长淌。

1989年夏,齐家柳夫妇决定移居美国,行前他们夫妇因为到美国领事馆办签证来到了成都,在我家住了3天,他告诉我美领馆工作人员得知他曾经是右派份子后,脸上顿时展开了美丽的笑容。3天后我又带着妻儿和他们夫妇一起到重庆市他的新居里住了3天,我听见他对邻居们说,几年后他还会回来,但我相信他不会回来了,这就意味着永别。我们这一对什么话都能谈的朋友,却都没有勇气谈这个回不回来的话题,其实我俩心里都很明白一个道理：世上唯有精神筵席是经久不散而且越吃越丰盛的筵席。

在重庆,他去和他的同事们辞行回来后对我说,馆里的一位党务工作者竟私下对他说出一句令人费解的话：“这下子你好了。”齐家柳故作不解地对我说：“我到一个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去定居,怎么会‘好了’?”我则回答他说：“我和你相交25年,直到今天我才看出你这个演员的面目。”我们相视而笑。

我也和我的某些中国同胞一样,也恨美国,但我恨她的理由却和他们不尽相同,那是因为美国用她国名的“美”字,夺走了我最好的朋友。

在我近60年的交友经历中,只有两个想起他们就会让我流泪的朋友,齐家柳便是其中之一。

                         判 决 前 后

1965年早春,我终于收到了盼望己久的判决书,判处我有期徒刑18年。我当天便进行了上诉,我知道这个上诉不可能产生正面效果,但我必须对这荒唐的判决表明我的态度。在等待裁定的日子里,终于派我参加了一次劳动,这就是说给了一个多吃一碗米饭的机会,我没有理由不接受它。那天的劳动是跟随所里管生活的干部到一个磨坊里去拉豆腐渣,只花了两个多小时就换得一碗饭和半句话,回到看守所那位管生活的干部对我说：“你关了这么多年还有这样的体力……”不知道他下面还将接下去说什么,如果他要问我是怎样保养的,我决定会将每天3000步的原地跑步法交流给他,这不一定从有备无患这个不祥的角度去理解,作为生活经验,多一样总比少一样好。

事实上一个多月后,我在万家煤矿劳改时,突然发现我早已认识的灌县看守所的原所长,这位十分强调“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的彪形大汉,自己却“乱动”了一下,竟然也站在犯人队列里。当年的我才30多岁,不至于出现老眼昏花的症状。找了个消息灵通的犯人打听,原来那年有一位年轻女犯关在小监里,前所长今犯人以权谋私,多次悄悄进入监房进行“非法传宗接代”(此词系本人斗胆杜撰)的罪恶活动,该女犯的案子又一时判不下来,铁证如山的肚皮却一天天膨胀起来,乃至于东窗事发,判了前所长5年劳改。为了尊重他的隐私权,虽然在矿里经常面对面,我们都假装不认识。

按看守所的规定,凡参加劳动的犯人,当晚就必得参加学习讨论,讨论就必须发言。我的发言时间还不到5分钟,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感到有一股股汗水不断从我腋窝里流向手臂。此时是严寒的早春季节,心情也并不十分紧张,怎么会出现这种异常,它成为我经历中的十万分之一的为什么,至今未解。

第二天,我没有了嗓音,变成了准哑巴,找新近才换上的狱医看了看,他问了我的情况后对我说：“三年多的独居生活,你的声带已经萎缩,昨晚上你突然发言,萎缩的声带不堪重负,因此有了今天的症状”。然后非常慎重地对我说：“从现在起,你必须少说话或尽量小声说话,使你的发声功能慢慢恢复,否则你将终身成为哑巴,要不然就是那种因声带撕裂而嗓音沙哑的所谓沙喉咙。”经过几个月的调理,我才慢慢地恢复了说话的功能。---这可以说是灌县看守所给予我的一个最后的回忆吧。

不久,我收到温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果然不出所料,维持原判18年。接着就开始了我漫长而艰辛的劳改生涯。

                     附  记

我在成都已住了十多年,从成都到都江堰市(即灌县)可以说近在咫尺,即便说都江堰是成都市的后花园也并不过份。1988年,我在《星星诗刊》函授部担任教务长(此外本人还曾在北京某报社当过副社长,和这个教务长一样,都是在离开正式工作岗位以后由朋友聘任的。坦率地说,我这辈子当的时间最长而又得到上面认可的“官”就是劳改队的班长。在任期间,本人也曾可耻地以权谋私,我顺便在这里向当年在我极权统治下的众犯表示歉意)。按规定函授部每年都得召开一次星星诗会,当年的诗会就在灌县召开,从选定会址到安排观山望景,事无巨细,无一不由本一把手亲自敲定。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我以各类头衔陪同外地来川的各类头衔的人士去到都江堰旅游观光不会少于20次,我从来没有一次去到过陈家巷,甚至我的至亲好友,也不知道我和陈家巷有过这样漫长而深切的历史渊源,这说明我在骨子里仍有它脆弱的一面。

我不知道那些岁月是伤疤或者是财富,我把它写下来的目的既不是展示伤疤也不是炫耀财富。我只是想让后人们知道,生活的道路上确实有许多艰辛。只不过,再苦涩的艰辛中,也仍然会含着一丝甘美,它也许就是受难者选择生存而不选择死亡的唯一理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