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莉发来微信：“乐维好，二姨妈走了，2021年11月14日下午7点25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她说的二姨妈是我的二表姐冯里英，我大姨妈的女儿。方莉的妈妈是我的六表姐，但因为她比我小不到10岁，读中学时就从常德来芷江读书，叫我的名字叫惯了。

我妈妈有五兄妹，大姨妈最大，她最小。常德把最小的叫幺，她的同辈叫她幺妹，小一辈的叫幺姨，或幺姑，小两辈的则叫幺外婆，幺奶奶。

大姨妈一共生了九个孩子，四男五女，两个男孩夭折了，二男五女活下来了。于是光大姨家，我就有五个表姐，两个表哥。还有二姨妈家，大舅二舅家的表哥表姐，虽然都没有大姨妈家的多，但加起来也不少。总之，回常德老家表姐，表哥，表姐的孩子，表哥的孩子，总会把我搞糊涂。而我的辈分又大，叫错了还很不好意思。

我妈妈小时候被外公定了娃娃亲，但男方不愿意读书，早早辍学，而妈妈喜欢读书，而且读的很好，一直读到师范学校。两人显然没有共同语言，刚好到了50年代初，妈妈要求解除包办婚姻。这下得罪了对方，他们仗着几兄妹把持着妈妈家乡从大队到公社的领导大权，想加害妈妈。但妈妈已经出来工作了，而且到了黔阳地区（今怀化市），他们不能直接加害，就采取陷害外公，大舅，和二舅的阴招，把他们打成坏分子，反革命。不但让妈妈一辈子无法升迁，也让亲戚们受到牵连，绝大多熟都没法有招工机会，而只能留在农村。妈妈对此一直有歉疚之心，曾经多次向亲戚们表达过歉意，但他们都宽慰妈妈，说不是她的错。

十岁时我跟妈妈去过常德一次，见过三姐冯里玉，印象深刻。三姐是兄妹中最漂亮的，能歌善舞，多才多艺，是全家人的骄傲。她嫁给了一个姓黄的青年人，国家干部，长得很高很帅。大家都觉得是非常般配的一对。我去的时候，她刚刚生了一个女孩，取名黄杰。后来黄杰读中学时，因为身材高，进了排球队，打得也不错，还被选送到省体校培训。我曾经专门去身体校看过她打球。

其他表兄妹也可能见过，但记不清了。

大姨夫因为肺病，1952年去世，死的时候才43岁。大姨因为孩子多，突然失去丈夫，一大堆孩子，家中没有男劳力，无法种好地。种出来的粮食交公粮都不够，没有吃得，还欠了政府粮食。心里焦急，加上吃一种观音土（粘土），据说可以充饥，但很难拉出来，便秘严重。如果有钱，送医院可以治疗。但没有钱，去不了医院，后来活生生地被憋死了。据说死前疼得惨叫，声音之大，让人心碎。就这样大姨1954年饿死了，才40多，生后丢下七个孩子，最大的大姐22岁，最小的九九大约才4，5岁。

大姐只比妈妈小两岁。小时候曾经与妈妈一起上学，算是同学。大姐心地善良，比较软弱。碰上一个国民党当兵的，看上了大姐。大姐不喜欢他，没有文化，又很横蛮。但他死缠不放，大姐被纠缠不过，最后被迫嫁给了。我85年去常德时看望三姐和大姐，也见了这个大姐夫，当时他60多了，仍然脾气火爆，总是骂骂咧咧，对谁都不满。他们有一个独生儿子，二十多岁时，一次买肉时与屠夫产生口角，屠夫拿骨头砸向他，结果打伤了一只眼睛。本来他的另外一只眼睛就有问题，结果砸伤的是那一只好眼睛，结果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治疗后有了微弱的视力，算是半盲。屠夫没有什么钱，后来赔了一点钱，但不多。大姐命苦，一辈子没有开心过，儿子成为残疾，让她更加心情压抑，身体不好，已经去世很多年了。据方莉说，大姐的儿子因为被打伤了眼睛，也一直抑郁，前几年也去世了，算起来大概才50岁左右。

二姐冯里英，比妈妈小五六岁。从小喜欢读书，但家里贫穷，供不起她上学。还早早给她订了娃娃亲。不过男方后来参军，还写信鼓励她读书，这让二姐非常高兴，重新激起了读书的欲望。本来因为父母双亡，经济困难，放弃了读书的二姐，又开始上学，而且学得很好。读了完小，上了初中，成绩一直很好。后来又考上了高中，这是1958年，男方转业回来，要求与她结婚。但她当时觉得学业重要，不同意结婚。一年以后，男的与别人结婚了，就这样阴差阳错两人没有走到一起。

二姐于1960年考上湖南农学院，成了家里第一个大学生，这时她已经25岁了，算是大龄学生了。刚入学两个月，学校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搞什么支援农业第一线运动，让200多农学院的大学生下到农村去，也不讲是不是还可以回来继续读，什么时候回来，变相取消了这些学生的学籍。下农村的都是家庭有点政治问题的，更不可能回来。二姐因为外公，舅舅们的问题，而被下到常德老家长茅岭公社餐馆做会计。眼看大学梦就破灭了，1961年陈毅专门发表讲话，强调高校的学生要以学习为主，眼下之意就是把学生下到农村是错误的。农学院观望了一阵，大概最后中央的精神与陈毅的讲话是一致的，这才于1962年召回这些下放农村的学生继续读书，这是二姐27岁了，成了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二姐被分配到植保班，植保就是防治病虫害。下放两年，学过的都忘记了，她得重新开始。于是下决心苦读，慢慢赶上进度，最后顺利毕业。

二姐夫叫潘华兴，也是当过兵，退伍后考入湖南农学院，比二姐大一点，都算“高龄”学生。二姐夫的妹妹和三姐是常德师专的同学，在她们的撮合下，二姐与二姐夫后来走到了一起。

二姐毕业于1966年，刚好赶上文革，领导都被打倒了，没有人管他们的分配。他们被闲置在一旁，无事可干，直到1968年，才开始分配。她被分到岳阳县农业局公田测报站，搞病虫测报。是首批被分到县农业局的大学生（以前的农学院毕业时基本留在省里，或地区部门），而病虫测报也是一个新型领域，对农业帮助很大，深受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欢迎。

1972年，二姐被调到平江县农业局，与二姐夫结束两地分居的局，仍然做病虫测报工作。

-       大学时期的二姐：前排右。

 我毕业到湖南农学院，正好是二姐的母校。但当时我不知道，好像冥冥之中我和二姐有缘，不然不会这么巧合。工作后不久，二姐来农学院看我。我当时只记得大姐，二姐来找我，我不知道她是谁，她自我介绍是二表姐。她当年四十七八岁，我们长得很像，以至于我与她在农学院一起走的时候，很多人都问：“你妈妈来看你了？”。反而我妈妈来看我的时候，却极少人这么问，因为我与妈妈长得没有那么像。

二姐很朴实，也不讲究吃穿，很节俭。长期在做农业工作，更像是农村大妈。她人极善良，很勤快，也很能干。她邀请我去她家玩，她和二姐夫都在平江农科所工作。

可能是1983年夏天，我去了他们家。记得他们的房子是一栋独立的木房，周围种了很多菜，好像还养了鸡，家里还自己加工一些菜。出门就是农田，不远有一条小溪流过，满眼郁郁葱葱，蛙声鸟声此起彼伏，真是一个远离城市的世外桃源。

 二姐有两个小孩，我去的时候才几岁。男孩叫潘亦工，女孩不记得叫什么了。二姐夫是一个憨厚耿直的人，诚恳实在，说话不多。他与二姐经历相似，思想一直，精神上相互支持的一对夫妻。在我看来，他们的婚姻是美满幸福的。

 -       二姐和二姐夫

后来二姐常来看我。每次来脸上总是笑眯眯的，慢悠悠的说着常德口音很重的话。和她说话就是拉家常，没有什么谆谆教导，没有殷切希望。就谈些过去与我妈妈在一起的往事，很多时候也什么都不谈，就静静地坐着。但我能感受到她的关心和牵挂。

2006年夏，我第一次从美国回国，到长沙停留的时候，她和方莉专程到长沙来看我，而当天又赶回去，非常辛苦。

她后来与二姐夫搬到了浏阳，也是二姐夫的家乡。她告诉我他们有了新房子，让我有空去玩。我回国来去匆匆，哪有时间，所以从来没有去过。她后来请妈妈去住一段，妈妈退休了，二姐也退休了，大家闲在家里也寂寞，妈妈就去二姐家，相互作伴。去过几次，住了多久我不知道。

本来是好事，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大概是2010年，妈妈在二姐那里，一起出去散步时，走在大堤的斜坡上，妈妈踩到一个石头还是一个坑，突然摔倒，造成盆骨与大腿交接处粉粹性骨折，情况相当严重。医生说不做手术余生就只能躺在床上了，做手术很复杂，妈妈年过70，还有高血压，糖尿病，具有相当大的风险。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做手术比不做手术好不了多少。

二姐的儿子亦公虽然抱怨二姐不该带妈妈去水堤走，但还得出面来处理。我们通过国际长途电话联系。妈妈不愿余生躺在床上，坚持要做手术。但最好的湖南医学院附二院进不去，只好在株洲职工医院做的手术。但手术不算成功，连骨头都没有接正。不知道是不可能接正啊，还是医生水平太差，没有接好 了。

妈妈后来只能拄拐在家走走，出不了门，而且骨折处一直很疼痛。身体也越来越差，最后引发中风，躺在床上，与2016年去世。二姐为这事可能有些不安，不久得了老年痴呆，虽然精神还好，但人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了。

2017年我回国给父母扫墓，专门去常德看望亲戚。这是我第三次去常德。

几十个亲戚前来聚会，俨然是一场亲戚大聚会。大姐去世了，三姐在长沙，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三姐今年已经先于二姐去世了）。二姐身体不好，但还是坚持让儿子亦公开车从浏阳赶来看我，路程至少是250公里，需要开3小时或更长。

其他几个表姐，九九表哥也来了。大舅，二舅家的表哥们，还有小舅家的慧群表妹都来了。很多带了他们的孩子，甚至孙子们来。我从过去的小孩成了辈分最大的人之一，同辈的人中，二姐年龄最大，我年龄大概是倒数第二（慧群比我小十几天）。

我与大家聊天时，二姐静静地坐在角落里看着大家。聚会完了，二姐又马上赶回浏阳，对她已经82岁，患有脑年痴呆的病人，非常不容易。

那次相见成了永别。这应该也是当时二姐心里想的，所以坚持来。因为如果不来，可能就永远见不到了。

二姐一辈子活得很艰难，但从没有放弃希望，总是努力争取。在三十几年的时间里，她一直用一种不求回报的爱关怀我。

二姐真的累了，愿你在天堂好好休息。

写于202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