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迎面碰见蒋委员长 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退守以为四川为根据地的大后方,重庆成为中国的陪都。中国著名的老教育家,南开大学和天津南开中学的创办人张伯苓先生高瞻远瞩,还在日寇全面侵华之前就在重庆沙坪坝买下土地,创办了重庆南开中学,成为当时大后方规模最大设备最完整的中学。我在1943年插班进入南开中学的初二班。 当时沙坪坝是重庆市的文教区,是重庆大学所在地,南京的中央大学迁到重庆,就借住在重庆大学里面。1943年由于学潮等原因,蒋介石委员长兼任了一段时间的中央大学校长。那时候他每个星期一上午来中央大学视察,据说中午在学生食堂吃一餐午饭,下午回城。 话说这一天的下午三点半钟,下午的两堂课结束了,到了课外活动的时候。南开中学大门进来有一条大路约五六十米长,连接到一个广场,初中部芝琴馆和高中部范孙楼在广场两边相对而立。那时候学生全部住校,校规很严,平时不准出去,私自出校门记大过一次,所以我们一般下课后不向校门那方向走去的。话说的这一天我不记得是什么原因,反正我是低着头从那条大路向大校门走去。没走到一半抬头一看,对面一群人已经走到我面前, 当中为首的正是蒋委员长,穿着那件我们熟知的黑披风,身后跟着七八个人吧。这时候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五六米了。我们初中生都是穿着童子军制服的,我一下子条件反射地立了正,向他敬了一个童子军的三指礼,委员长点了个头就过去了。我向前走了六七步,不知道身上哪根筋犯了,觉得还不满足,於是扭回头来就追,直跑到委员长面前站定,再敬了一个礼,看见他露出一丝笑容,这下子才心满意足地走开了。 在那个历史时期,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充满领袖崇拜的热情,这样行动是很自然的。今天复述这段历史,却有些值得细想的地方。那天蒋先生是来看望老校长张伯苓的,从大校门到南园的校长住宅有两百多米,他的汽车完全可以开进来,开到忠恕图书馆门口,就可以至少少走一百米的距离。 然而他让车停在大门口,宁愿多走路,避免开车进来影响教学环境,而且步行上门探望老教育家,这是何等的平等作风。 其次,安保问题。在今天的大陆,像这样的大事会是何等的严密,要做足多少功夫,要扰多少民,以确保万无一失。 而蒋先生轻轻松松而来,既无事先布置,又没有前呼后拥,岗哨林立,我一个小顽童,就这样随随便便地在他身边跑了一转。难道还不值得称道吗? 南开中学的大操场也是当时重庆最正规的,所以1944年大后方大专学生运动会是在南开举办的。运动会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个运动项目万米赛跑的最后阶段,蒋委员长来到了会场, 替运动会大大增加了热烈的气氛。 南开当时也常常邀请名人来演讲,有一次请孔祥熙来,就在大操场向我们讲培养人才的问题,也是十分轻松随便,从来没有见过如临大敌那回事, 包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校访问也是如此。这样的旧社会,现在的青年人能想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