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

                                45

一九六一年二月，也就是春节后不久，我们乘毛的专列前往广州。
              
汪东兴一上路似乎就有不好的预感。毛此行带了更多的女人。汪东兴出发后便跟我说︰“两个女的赛过一面锣。”
              
这次随行的，除车上的女列车员之外，毛还带上两个女机要员、一个托儿所的幼儿老师，她教过我的大孩子李重。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位很善良而老实的年轻幼儿教师。原来她在中南海的舞会上，多次与毛交往，从而密切起来。她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离开北京最远的地方只到过香山。毛这次带她出来，是让她开开眼。
              
一位高级军官妻子也同行。她看上去有四十几岁了吧，黑黑的，头发在脑后挽了一个髻，面容沉肃。那位妻子和毛在延安时就熟识了，一九四九年以后，被送去苏联学习，回来以后同军官结婚。
              
江青知道这段往事，一直想整她和她丈夫。彭德怀做国防部长的时候，江没有办法。一九五九年后林彪上台当了国防部长，江借林彪的手，要整她丈夫。这次这位妻子是向毛求援来的。
              
一路在火车上，毛曾叫军官妻子到他的车厢几次，每次出来，面色都很忧悒。到杭州的当天晚上，毛又叫她到他的的住室去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清晨，一位女机要员来叫我，她说，军官妻子一夜没有回房间。我们去找她，发现她坐在湖边的石头上哭。毛当天便叫人给军官妻子买了一张火车票回北京去了。这事我一直弄不清原委结局。
              
离开杭州，去武汉，中经长沙，火车停在长沙郊外黑石铺机场。毛召集湖南省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和省委几个人到火车上谈话。

毛与幼儿老师在他车厢内面混很久后才姍姍出现。张平化和湖南省省委书记之一王延春在隔壁车厢里等了很久。
              
王是河北人，保留著农村中蹲著谈话的习惯，一直蹲在沙发上。会谈开始后，我、幼儿老师、两位机要员到火车下面散步。
              
机要室录音员刘凑过来，同我们一起走。大家正在说说笑笑地走著。刘对著幼儿老师说︰“今天我可听见你说话了。”

她愕然问刘︰“你听见我什麼话？”
              
刘笑著说︰“主席见张平化书记以前，在卧车里，你不是催他起来穿衣服吗？”

她又问︰“还听到什麼？”

刘嘻嘻地笑著说︰“都听见了。”
              
这时不止是幼儿老师，两位机要员都呆住了。幼儿老师脸色大变，急忙走回火车上去。
              
张平化他们谈过话后，毛说休息一下就开车。幼儿老师马上去找毛。她向毛讲了火车上安装了录音设备。
              
随后毛把汪叫去他车厢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汪向毛讲，他调回来，这是第一次外出，不晓得谁让录音的。汪出来以后，专列便向武汉全速驶去。
              
叶子龙和高智都下放劳动去了。机要秘书只有罗光禄一个人。汪将罗和录音员刘叫来。

汪说︰“主席问我，是谁让录音的。我说不晓得。我这次调回来，第一次外出。原来带些什麼人，照样带这些人。录音员是以前都带出来的。主席让我审你们，录音到底是怎麼回事情？还说，要将录音员关起来。我说，不要关了，跑不脱。”汪让罗光禄说说，录音是怎麼搞起来的。罗说，他也不清楚，為什麼装，什麼时候装起来，都不知道。这事要问叶子龙。

汪说，叶子龙已经下去劳动了，怎麼问得到。汪又问刘。刘说，领导指示他每次跟出来录音，他照领导的指示办，别的都不知道。
              
汪瞪了刘一眼说︰“领导上叫你录，你就录。主席同身边人随便闲谈，你录下音来，也是领导上布置的？”刘不讲话了。
              
汪又说︰“这简直是没有事找事。你们要录音，事先又不告诉主席，又乱录一阵。我怎麼同主席讲？”汪让罗和刘坐著等他，又到毛的车厢去了。
              
车到武汉是清晨四时多。大家下车到了梅园招待所。汪带著刘和招待所的一个电工，又赶到火车上去拆除录音设备。
              
我因為很疲乏，到招待所后，立刻进房睡下了。等我睡醒，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鐘。我走到二号楼汪住室旁的会议室内。室内桌上摆著录音机，机音带，电线，各种小收音喇叭，一大堆放在那里。毛命令汪东兴、康一民(机要秘书室副主任)、罗光禄、录音员刘站在桌子背面，拍了几张照片，注明是对毛进行秘密侦察录音的人证物证，并将照片存档為证。
              
康一民是乘飞机从中南海赶来武汉的。康对汪很不满意。康说汪应该明白，没有中央几位领导人同意，无论杨尚昆或者叶子龙都没有这麼大胆。康认為汪没有在毛面前说点好话遮掩过去。
              
汪说，这个事，以前没有任何人打过招呼，这次是毛发觉的，怪不上别人。吵的结果，由汪去向毛报告，就说是机要室会议科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以后好写党史。
              
毛听了以后更加生气，说︰“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準备，赫鱼晓夫式的黑报告？”以窃听他私人对话的方式撰写的党史，只有可能是黑报告。
              
毛私生活的放纵早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因此毛最大的恐惧还是在对他权力的潜在威胁。毛经常出巡全国各地，会晤地方首长干部的作法是种政治策略，以此来越过庞大的党的官僚体系，直接和地方领导接触。毛不愿意他在地方上的谈话被传回中央。他不愿意他随时讲的话，被当作中央制定政策的依据。当然毛更為愤怒的是，背著地录下他的讲话，可以作為以后反他的黑报告的依据。
              
毛又要汪将过去录下来的材料全部收缴焚毁。毛说︰“不要留著将来做黑报告的材料。”
              
刘录音员坦白交代，杭州汪庄也装有录音设备。汪报告了毛，又派了一中队丁队长去拆除。
              
对有关人员的处分，康一民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去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机要秘书罗光录调至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由机要室调回徐业做毛的机要秘书。徐原先被调职的原因，是他公开谈论李银桥说江青去杭州躲风的事。刘下放陕西省劳动改造。
              
毛自然也清楚，康一民、罗光录、录音员刘只不过是奉命行事。对於火车专列、武汉梅园招待所及杭州的汪庄中的人，毛都没有过问。毛说︰“这些人什麼都不懂，什麼也不知道。”
              
毛认為这是中央这几个人，也就是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的行动，采取的特务手段。结合这些年来反史达林的经验，他认為这是反他的準备行动之一。很自然，从这时起，他对中央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都在文化大革命时爆发出来。

使他更為震动的是，录音安装了几年，身边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向他通风报信。最后让他知道了情况的是他的女友。由此，他认為身边的人并不可靠，比较可靠的是女友。这些人往往告诉他真的情况。

自此后，毛对我便没有再像以往那样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