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春节到了。每个农历年都有生肖对应着，每种生肖都有特别的吉利说法。十二生肖可以说是流传最广的中华文化习俗之一了。有次我在街上遇见一群美国中学生，兴高采烈地挨个数着十二生肖的排列。我特地仔细注意了一下，这群孩子中居然没有一个东方面孔。

这几十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将中华文化传播到全球各地，中国新年也逐渐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节日。尽管身在海外，但过年的气氛却越来越浓。今年是虎年，又恰遇庚寅年，真正是金虎鸿运好兆头啊。生龙活虎，虎虎生威等等吉祥话语从中华大地的报纸、电视、邮件、电子邮件、手机短讯、电话、网上即时通话等等各种渠道，如同央视春节晚会上飘撒的彩纸屑那样洋洋洒洒，铺天盖地而来。美国总统、加拿大总理都向华人发表新年贺辞或者贺信（说起来，中国的领导人以前还没有正式发表新年贺词、贺信的习惯呢，最近几年才开始），还有一些州长、省长都向华人恭贺新年，在华文报纸上发表套红的拜年辞。不仅华人自己庆祝农历新年，连许多美国人、加拿大人也很有兴味地加入了庆祝的活动。许多学校、公司、机构也都举行相关的中国新年聚会，请来当地的华人艺术表演团体演出节目，再吃上一顿中国饭，倒也其乐融融。华人上班、上学见到了同事、同学，也会遇上有人笑意盈盈，两手作揖，用生硬的汉语向你拜年：“恭喜发财！”

这样的拜年，虽然简单，但却是从定居国的官方到民间都囊括了，给活在异国他乡的我们带来了不少既是期待的也同时是意外的温馨。不过，只要一静下来，还是免不了的要想念远在万里之遥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还有其他亲朋好友。也许是年龄的关系吧，一时间竟又回到童年、少年时的各种拜年的情景之中。

在我童年的时候，过年是孩子们最盼望的。一般我们大年三十的下午就洗头洗澡，换上干净的内衣。吃过了除夕的年夜饭，放过鞭炮，奶奶和妈妈就会把每个孩子初一早上要穿的新衣新鞋准备好，然后催着我们早早地去睡觉。那时没有电视，自然也没有电视春节晚会看，也不必呆到那么迟。

天还未亮，就有一帮年轻人和一些喜欢热闹和恶作剧的人跑到各家各户敲门敲窗，要是这家没有大人能穿戴整齐地及时开门，接受他们的拜年，给他们发几个糖果，那不说一年之内，至少在整个正月里都要成为他们取笑的对象，历数谁家如何如何狼狈的窘况笑料也是众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送走那帮恶作剧的拜早早年的人，一般人家都会又关了门接着再睡会儿。等天亮了，那些正常拜早年的人（一般都是同事、朋友）来了，大人们已经准备好了。把他们迎进房间，奉上茶水，摆上瓜果盘，坐谈一小会儿。我们小孩子则在旁边的床上照睡不误。

早上总是被奶奶唤醒的。一睁眼，问声奶奶春节好，顾不上穿衣服呢，赶紧向枕头下摸一摸，每个人的压岁红包都是在我们睡着的时候大人悄悄放好的。一边穿衣服，一边打打闹闹，比谁的票子新——其实都是一样崭新的一毛钱或者两毛钱。热气腾腾的早饭端上桌，通常是奶奶头几天炸好的家乡米果，然后上锅一蒸，又软又糥又香。

那时我们住在一栋机关大楼里，一楼是家属宿舍，二楼是办公室。当时时兴团拜，爸爸妈妈要去参加团拜活动，他们住在隔壁房间，什么时候走的我们全不知道。

吃过早饭，我们穿戴好新衣新帽新鞋，快快跑出门，与其他的孩子们一道向邻居家的长辈们拜年。那时不时兴说恭喜发财，只是叫着长辈的称呼爷爷、奶奶、伯伯、叔叔、阿姨等，说：给您拜年！春节快乐！长辈们总是会乐呵呵地问长问短，认识的就叫着名字说又长大了，不认识的就问问是谁家的孩子，然后说，长得太快了，都不认识了云云。最高兴的就是各家大人都给孩子们发糖果，就像美国的万圣节差不多。最好的是大白兔奶糖，还有的是包着漂亮的玻璃纸糖，最普通的是一分钱一粒的那种硬糖。拜完一圈，口袋里装了几个糖或者一两把花生炒豆子，再汇集到大门口一块玩。女孩子们会注意各人的新衣服，小辫扎的花样，交换口袋里的吃食，比比哪张玻璃纸漂亮；男孩子则会显摆自己的“二踢脚”，昨晚捡的别人放剩的小鞭炮。大点的孩子头回家去点根香，男孩子们一个个地轮着比试着放。

偶尔有谁拿出一个新玩具来，那就会让所有人都羡慕不已。我们所住的这个小城商品非常缺乏，几乎没有什么玩具卖。不过那时即使有玩具卖，也没有几家买得起。记得有一年隔壁的飞飞有个漂亮的带花纹的新陀螺，那是他爸爸出差给买的。他得意极了，可惜他还不会玩，就让那些大点的孩子玩给他看，教他玩。我大弟和飞飞差不多大，看了以后，立马就回家找了一截木柴棍，整整折腾了好几天，到初五就拿出来一个木陀螺。虽然白生生的，也不那么光滑，用自做的抽绳抽得照样滴溜溜转，两个小的弟弟也跟着玩得开开心心的。

一般是初二以后，或者会有别的亲友全家来我们家拜年吃饭，或者我们跟着父母去别处的亲友家串门拜年。对我们孩子来说，饭总是别人家的好吃。可我总是听大人们称赞我奶奶做的梅菜扣肉、叉烧肉、熏鱼等客家菜是小城的头一份，还说到小城最高级的宾馆（接待过国家领导人包括毛主席的地方）都吃不到这么好吃的菜。因我从来没有在那宾馆吃过饭，不知这样说是真的还是过分赞誉。

1968年，我们家被下放到数百里外的一个偏远山村，在那里我领略了乡村的拜年风情。当时在城里，拜年已经被当作四旧给扫到垃圾堆里了，农村里还照样红红火火地进行。那里的人拜年都分群，年轻的媳妇们、刚成家的年轻人、未婚的大小伙子、未婚的大姑娘、半大的小子、半大的小丫头，结帮结队地一块走。成年人则带着更小的孩子去串门。

初一一大早，先是村里一群半大小子把我弟弟给约走了。不久一群半大的小姑娘也来邀约我。我跟着五六个穿着新花衣裳的十来岁的小姑娘，拉着手儿挨家挨户去拜年，拜了本村去别村。每家的堂屋里摆放着一张八仙桌，桌上放着一个大大的木制红漆分格果盘，里面装着些葵花籽、南瓜籽、炒黄豆、花生、红薯干、炸兰花根等。客人进门先依次坐下，我是新来的，总是给安坐在主客席，推也推不掉。主人斟上一碗米酒，我们依次每人喝一口，据说这是接待小姑娘的风俗。如果是小媳妇和结过婚的年轻人、未婚的小伙子，甚至半大小子，那可就要每人一碗米酒了。接着就是喝茶、磕瓜籽、吃零食，最后告别时主人给每人抓把花生瓜子揣兜里。这样一家一家地走，几乎把周围数里地的村子都走遍。尽管没吃中饭，吃零食也差不多吃饱了。特别是赶上吃中饭的时候，主人一般会准备一些糯米做的煎米果当点心，又香又酥，很好吃。所以，我们在外面跑一天也饿不着。

我家在那个小村子住了四年。我跟着村里的小伙伴们去拜了三次年。到了第四年，几个小伙伴中，两个嫁到外村，一个招郎在本村，还有两个也都订了亲，同龄的只剩下我一人，我就没再跟小一拨的女孩子们去拜年了。

同时，我也跟着父母去其他下放干部家拜年，有的是一个大队，当天可回；有的还是另外的大队，要走几十里地。当时一大批下放干部在农村劳动，前途无着落，心情都不好。可好歹还有工资拿，每家也分了自由地，可以自己种点蔬菜，养几只鸡，生活倒比在城里还改善一些。过年是难得的休息时间，下放干部就全家出动，到处拜访朋友，有的甚至几家结伴而行，一去好几天。每到一家，都会杀鸡宰鸭，从菜地摘些新鲜蔬菜，好好款待一番，大家开怀畅饮畅谈，倒也其乐融融。

后来再回到城里，这种纯真快乐的过年拜年的气氛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所以，只有童年和少年的过年记忆永远留在我心中，令我回味，令我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