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妈妈比你现在还小一岁。那时，中国正处在一段叫做‘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时期。”

“什么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啊？”荆叶好奇地插话。

叶娴一下噎住了。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才能让荆叶明白。停顿了至少一分钟，她才说：“那是一段特别疯狂，失去了控制的日子。”

“是人疯狂吗？”

“是的。所有人，还包括整个国家。”

荆叶的眼神似懂非懂。看样子想再问什么，又忍住了。她努了努嘴唇，示意妈妈接着说。

在 “文化大革命”中，政府忽然决定把全国城里学校毕业的高中生初中生几乎全都送到农村去，接着许多干部连家属子女也被送到农村去改造思想。我家就是其中的一个家庭。那时，我爸爸还关在“牛棚”里。

“牛棚？外公和牛住在一起？” 荆叶又问开了。

“‘牛棚’不是关牛的地方，这是一个特殊的名称。原来那里可能是办公室、教室、工厂的车间、仓库、或者其它什么普通地方。‘牛棚’有点像私设的监狱，不经法律的允许，有时随便就能把一个人关进去。关进去就失去了自由。”叶娴只好又解释了一番。

“怎么能这样呢？难道没有法院吗？”荆叶又问了。她实在太难以理解了。不过，她一看妈妈停止了叙说，就赶紧说：“我不再问了。妈妈，你接着说。”

我妈妈和奶奶带着我和三个弟弟去了乡下。我们坐了两天汽车，半天拖拉机，又走了半个小时路，来到了一个只有三十几户人家而且都姓肖的偏僻小山村。

刚到时我们住在桂生家的老房子里。桂生是一个和我同年的男孩子，只读了三年小学就在家干农活了。他家前几年盖了新房，老房子就变成了猪圈牛栏和柴草间。两间东厢房本来堆着一些粮食和农具，临时腾出来给我们家住。原来的堂屋现在一半是猪圈，一半是牛栏。

“哈，你们才真的住在牛棚里了。”荆叶笑了起来。

叶娴点点头说：“可不是嘛。夜里，一墙之隔，我们随时能听到牛的鼻鼾声、嚼草声和猪的呼噜声组成的交响曲。”

“味道可不好闻吧？”荆叶刚问完，发现自己又打断了妈妈的叙述，伸了伸舌头。

我们到的当天傍晚，我正帮着妈妈奶奶收拾房间，用借来的土砖和门板搭床，桂生和比他小两岁的弟弟禾生来了。他和我十一岁的大弟弟嘀咕了几句，大弟弟立即神采飞扬地叫道：“奶奶，妈妈，我跟桂生出去一下！”他顺手拿走一个脸盆，跟在桂生禾生后面走了。两个小弟弟，一个八岁，一个六岁，向来是大弟弟的跟屁虫，也忙不迭地追出去了。天快擦黑的时候，弟弟们回来了。大弟弟把脸盆往房间中的空地一放，两个小的就连声叫我们快来看。哇！脸盆里装着大半盆水，水中黑压压地游着几十条拇指大的小鱼！三个弟弟争先恐后地说：“我们在小水渠里抓的！”

“舅舅们那时还那么小，他们是怎么抓的鱼呢？”说完，荆叶马上做了个把嘴封上的手势，保证再也不问问题了。

当夜，我们带着小鱼给我们的欢愉，睡了连日来的第一个好觉。

半个月后我们搬到了新家。这原来是生产队的工具房，经过简单整修，后半截隔出两间卧室，前半截做为堂屋，也就是客厅兼饭厅。堂屋西墙上开了个门通厨房。厨房原是队里保管家的柴草间，队里出面借给了我们。厨房朝南还有一个门，靠门处现已搭好了一个大灶台。离大灶台一米远有个土砖垒的半尺高，二三平米大小的台子，这里的人家都有这么个台子，平时放些现用的柴草，也是母鸡下蛋和孵小鸡的地方。厨房的后半部可以堆柴草杂物工具等。这个家真不错，简直比我们在城里的家还要宽敞。我们家单门独户地离村子有三四十米远，屋后就是一个大水塘，全村的人洗衣、洗菜、挑水都在这个塘。村里人到西边南边的地里干活也要经过我们家门口，所以我们家门前是村里挺热闹的地方。

住进新家的第一个晚上，全家都没睡好。成群结队的老鼠在竹篾编的晒垫铺成的天花板上来回奔跑使我们心惊胆跳了整一夜，震下的灰尘落在我们的被子上、头上。清早，队长出工时经过我家门前，听妈妈说了句“老鼠太多”，他笑了笑没说话走了。下午，老保管的老婆左手端着一个胡芦瓢，右手提一篮子青菜串门来了。这半个多月来，村里人轮流给我们家送菜，今天轮到她家。妈妈下地干活去了，奶奶接过菜篮，千谢万谢。的确，纯朴的山村人对我们这么好，比起在城里受歧视，我们全家都觉得这儿才是我们真正的家。老保管的老婆招手叫我们几个孩子过去，她揭开胡芦瓢上蒙着的一片芋头叶，哈！里边躺着一只小黑猫！小弟小心翼翼地抱起它，它懒洋洋地眯着眼，转了转脑袋，打了个哈欠，跟着“喵”地叫了一声。大家都乐了！最让人惊奇的是它的那对深棕色的如玻璃球般亮闪闪的眼睛，竟还隐隐地透着一层紫气！保管的老婆说这小猫只有一个多月大，等再过几个月就会抓老鼠了。现在它虽然不会抓老鼠，可老鼠听到它的叫声，就会老实一点。她还告诉我们喂小猫米汤稀饭就行了，再过一段时间可以给它吃拌米糠，或剩饭。小弟突然问：“可以给它吃鱼吗？”她说现在不行，过一个月就可以，不过最好不要给它吃太好的，吃惯了好的，它就会变馋变懒，不抓老鼠了。

也真奇怪，小黑猫来到的第一天晚上，老鼠们就再也没那么猖狂了，晒垫天花板上的“跑步比赛”也取消了。为此我们都特别感谢小黑猫。我们商量着给它取个名字，想来想去都想不出个四个人都喜欢的，就一直叫它“猫咪”。我在灶台前的台子上铺上了厚厚的稻草，奶奶又找出小弟小时用过的一条小毯子，给小黑猫布置了一个很舒适的窝。晚上小黑猫在厨房里老叫唤，小弟说它一定是想妈妈了。我不忍心听它这么叫，就把它抱过来放在我脚边先睡一晚。谁知，小黑猫以后就赖在我床上，再也不肯回厨房自己睡了。

小黑猫在我们的欢笑声中一天天长大了。几个月的时间，它就长成一只大猫了。当它抓到第一只老鼠时，大弟刚钓到一条有大人的拇指粗，半尺多长的鱼。因为这种鱼背上的花纹像秤杆上的星点，村里人叫秤星鱼。大弟把秤星鱼慷慨地奖给了黑猫。要知道，那时我们没有肉吃，没地方买肉。农村里没有副食商店，农民出售农副产品的墟场在这个县全被取消了。一般农民家一年养两头猪，一头上交国家，一头过年时杀了，把肉腌了留着慢慢吃，这就是农民一年的肉食。下放干部家都没养猪也没养鸡，每到一个月到公社集中学习的日子，就早早地出发，因公社有一个杀猪的地方，隔个十天半月的就会卖一次肉。谁都希望碰运气买上一回肉。自从桂生带弟弟们去抓过鱼，小鱼就成了我们家这几个月几乎唯一的荤菜。也是大自然的恩赐，这里的鱼真多。水塘里的鱼是生产队里放养的，不能动。沟里、渠里、甚至田里都能抓到鱼。弟弟们放学后的时间都用去抓鱼了，有时晚上我也和大弟一块去用松明照鱼，我们还在割过的稻田里挖开禾兜来找泥鳅。这些办法全是桂生禾生哥俩教的。

有一天中午，队长来告诉妈妈说邻村的一家人明天娶媳妇，今天要杀一头猪。因为还没到腊月，不能腌肉，他们肯定会卖半头猪。妈妈就赶紧走了。半下午的时候，妈妈笑咪咪地提着两斤肉回来了。我们已有三个月没吃新鲜肉了，个个馋得很。放学一回来听说有肉吃，全都高兴得心花怒放。奶奶切下一小块瘦肉说要做个菜梗肉丝，余下的肥瘦肉再做个芋头烧肉，全家美美地吃一顿晚饭。妈妈被队长请去一家老乡家调解婆媳关系去了，妈妈曾在妇联工作过，处理这一类的事很有办法。弟弟们出去玩了，我坐在堂屋的餐桌旁刮芋头皮，奶奶在厨房切肉。正切着，桂生的奶奶去大水塘洗衣从门前过，两位老人就一个门里一个门外地聊起来了，她们总有说不完的话，关于鸡呀，猪哇，还有孙子孙女。突然，听见奶奶大叫一声“唉呀！”就看见黑猫叼着一块肉从厨房窜进堂屋，还没等我反映过来，它又飞快地窜上了房梁。奶奶和桂生的奶奶相跟着进了堂屋，奶奶说：“我只切了一半肉，另一半全给黑猫叼走了。”桂生的奶奶也说：“真是只造孽的畜生啊！”我搬来梯子，爬上去打着手电一看，黑猫躲在角落里正吃肉呢。它撕扯几下，就转头张望一下，一副作贼心虚的样子。我恨极了，想顺着房梁爬过去，一脚没踏实，踩在空晒垫上了，要不是我的右手勾着房梁上的支架，差点摔下去。奶奶叹了口气：“算了吧，就是把肉抢回来，也被猫咬得乱七八糟，没法吃了。唉！没想到人还抢不过猫哇！”

晚饭时，虽然我们还有菜梗肉丝，只是那芋头烧肉里就找不到几块肉了。不光少吃了几块肉，连难得吃一次肉的高兴也被黑猫搅没了。这一天晚上，黑猫第一次没在我的床上睡觉，它是不是一直躲在房梁上，谁也不知道，天花板上没有一点声音。

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一天一夜不见影的黑猫怯生生地从大门外走了进来，我们谁都不理它。它蹲在大弟的脚边，“喵喵”地叫，大弟一脚把它踹了个跟斗。它躲在一边，不敢过来了。吃完饭，我们四人围着桌子做作业，看书，它又开始围着桌子转，一边转一边叫。小弟听了一会儿，忍不住了，说：“哥哥姐姐，猫咪后悔了，我们原谅它吧？”我们四人轮流对黑猫训了一次话，告诉它做一个小偷或强盗是特别可耻的。每个人说完它就“喵喵”叫两声，好像是认错。最后我宣布以后再不准它偷吃，它又“喵喵”两声，似乎表示同意，我们就原谅它了。不过，我再也不让它上床了，甚至不准它进卧室，它晚上只能回到厨房的灶前平台的草窝里去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