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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时候，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尤其是文革期间，课不怎么上，书也没有读，电影、戏也就那么几部，对那些常看的《地雷战》、《地道战》，革命样板戏，哪个小朋友不是倒背如流，那些经典台词张口就来。唯一有点独立自主的活动就是小朋友们互相讲故事了。
邻家姐姐的风光和罢讲
邻家姐姐比我们高三级，与我二哥同年纪，她特别会讲故事。我们经常是吃过晚饭就到院子里的一棵大樟树下玩“官兵捉强盗”，文革时不敢玩这个了，男孩子只能玩玩打弹子、用自制的弹弓、木手枪显摆显摆，女孩子就玩跳绳、跳房子、跳皮筋、踢毽子。边玩着边等着天黑。天一黑，就派人（大家轮流当差，每次去两人以示郑重）上邻居姐姐家，等她洗完碗，就簇拥着她到大樟树下，给她放好座位，大家团团围住，听她讲故事。她以前读过很多书，会讲很多民间故事，什么《田螺姑娘》、《柳树精》，还有不同的巧媳妇的故事。那时别的不敢讲，讲这些好像没人干涉，因为这是劳动人民创作的故事。大姐姐可风光了，我们围着她就像众星拱月一样。平时见了面也是一口一个大姐姐，嘴甜着呢。有的小朋友还把自己难得的零食和食品贡献出来，如一粒亲戚从上海带来的大白兔奶糖，一颗话梅，一个肉包子，一个苹果……。大姐姐也是照收不误，因为她家生活条件比较困难，父母是一般干部，收入不高，孩子多，这样的东西她平时很少能吃到。
邻家姐姐的风光让我二哥看了，心里就不是滋味了。本来我二哥是这院子里的孩子王，他很有号召力，大家都听他的。二哥的手巧，会自己扎风筝，做弹弓，做木手枪。他扎的风筝能放得很高，还会让所有没有风筝的小朋友都轮流放；他做的木手枪用墨汁涂黑了，橡皮筋拉着一个小木条，还能打火药，响声跟买的玩具枪一样，就是不能连发。二哥的脑子还特别灵，有很多玩的办法，当然也有干淘气事情的鬼点子。他在我们大院里是头一份儿，大家都服他。可是自打我爸被“炮打”“火烧”，又被当成“走资派”批斗了，二哥的孩子王就当不成了。有段时间甚至没人敢跟我们哥儿俩玩，二哥心里闷闷的。不久，我爸“靠边站”了，造反派、保守派好像都不怎么管他了，二哥周围就又围满了小孩，找回了点一呼十应的感觉。就在这时，小朋友们都迷上了听故事，邻家姐姐成了中心人物。二哥就有些失落了。二哥不如邻家姐姐爱看书，肚子里没货，口才也不如她，比不过人家。我原来是二哥的铁杆跟屁虫，他到哪儿我到哪儿。有时他还烦我，我也死皮赖脸地要跟着他。现在我变成邻家姐姐的故事迷了，成天跟在邻家姐姐后面屁颠颠地问些傻乎乎的刨根究底的问题：后来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连唯一的亲弟弟铁杆跟屁虫都“叛变”了，让二哥心里就更不好受了。
二哥神出鬼没了一阵子，我都找不着他。可每天晚上听故事，他还是照样到场。邻家姐姐被大家捧着捧着，就拿起架子来了。每次都要小朋友给东西，如果没有或者是她不喜欢的，就不高兴。这让大家有些扫兴。为了听故事，大家努力地去凑东西。不久，二栋的小三子因为多次偷家里给妹妹留的糖和饼干去献给邻家姐姐，被他妈发现了。他妈是个厉害的，跑到故事会上打骂小三子，也顺带指桑骂槐地骂了邻家姐姐，邻家姐姐又羞又气，就罢讲了。
这可急坏了我们这些小故事迷。我们每天都去央求邻家姐姐，说尽了好话，她就是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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