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三月初的那个周六的晚上，我放下电话，心里空落落的，难过得只想哭，可眼泪在眼睛里直打转，终究没落下来。那是因为我想到，他虽然驾鹤西去，可去得潇洒，他一定不希望我流泪。激动的情绪不能从眼泪中宣泄，那就鼓动思绪，翻腾记忆，让思想信马由缰吧。
每个人都有一段美好的年轻时光。尽管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年华流失在上山下乡之中，但我们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使这一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不至于完全荒废。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努力仅仅是出于年轻人本能的求知欲，没有谁能先知先觉地预料到将来有一天会恢复高考。我比我的许多同龄人更幸运的是，我遇上了一位好老师。这位老师并没有教我具体的课程，如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等去准备高考，但他引导我重新去认识“学习”这个概念，从而使我领悟到，学习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是人的必需；学习使人快乐，使人的思想保持年轻。从那以后，我看人生和世界就完全不同了。对“学习”的认识随着我人生的不同历程不断加深，我相信它也将伴随我一生，并使我受用一生。这位我终身感激的老师就是徐远略老师。
三十多年前我认识徐老师是由于写作的机缘。那时我刚二十出头，正是年轻的时候。一个爱好文学的女青年喜欢在纸上涂鸦，由此抒发一些内心的感受。其中大部分因不合时宜是秘不示人的，少部分则有当时那个时代的夸大的豪情壮志，且作为我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是必须拿出去广播站广播，在报纸上刊登的。1976年初，我插队的井岗山公社作为原国营垦殖场的一部分恢复建制，大部分知青从此告别锄头，被安排到不同的工作岗位当学徒工。虽然每月只有18元工资，但起码温饱问题是解决了。我被安排在总场宣传部工作，日常工作除了给总场广播站写写广播稿，准备各种会议文件、标语，跑跑腿等之外，就是收拾一些书籍和那二三十份报纸了。上班的时候固然闲不下来，总有很多琐碎的事要做。可下了班就是我的自由了，有电灯，有食堂，没家务事，没商店好逛，甚至连电影都很少有看，我又不爱串门，剩下的时间只有看书与涂鸦了。唉，那时看书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没有多少书可看，办公室里能看到的书都是些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的资料，里面夹杂着一些供批判用的古文，还有几本史书如《史记》、《资治通鉴》等。闲着没事，拿出来翻翻，挑拣着看几段。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九月底，我正在山上的某个学习班参加学习。所谓学习，其实主要是学两报一刊社论，继续“批邓”。就在这时，徐老师作为《星火》杂志，当时还叫《江西文艺》的编辑来找我，说是当地文化馆把我的一篇散文稿推荐给他，他认为有一定的修改基础，因此来找我商量该稿的修改事宜。徐老师当时看起来也就是四十多岁，身材修长，带着副眼镜，说话慢条斯理，文绉绉的。他身后跟着两个二十来岁的男青年，恰似两保镖。当然很快知道他们是已经有了些名气的业余作者，再后来都成了颇有名气的作家。更让我好笑的是徐老师恰恰遇上我，然后向我打听我自己。我一想我不认识你们啊，于是扮出一脸严肃地问：“请问你们找她有什么事吗？”没想到徐老师却把他的来意一五一十地说出。我不好意思再淘气了，赶紧说：“我就是。” 借着这修改稿子的缘由，我躲避了学习班上的发言表态。而学习班结束的时候，我乘车回山下总场，忽然发现街上有大幅标语：“打倒四人帮王张江姚！”在我们那样的小地方，并不像北京那样，知道很多小道消息，我从未听说过“四人帮”。猛一看见这样的标语，还真是吓了一跳，不知道中央又有什么样的斗争了。直到单位层层传达，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那篇稿子经徐老师帮助修改后发表在《江西文艺》上。虽然那是第一篇以我的名字署名发表的散文，可我从不认为那真正是我自己的作品。它带有太多的那个时代的痕迹，且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句子在我的原稿中找不到。不过，我写它时确实是有内心冲动的，也含有真情实感。它于我的写作没有多大意义，但它是一个契机。由于有了这篇稿子，一个业余作者和一位文艺杂志的编辑才有可能相识，然后开始了我们长达近四十年的联系和友谊。
对我来说，徐老师是长辈，是师长，更是忘年交的大朋友。之所以称他为老师，一是尊重，觉得他的确可为我师；二是随当时的风气，当年知青对凡有文化知识者均称老师，凡有技术者均称师傅；三是我那时的年纪，唯恐别人认为自己没长大，最不愿意无缘无故地称人“叔叔”或“阿姨”，所以，“徐老师”是最合适的称呼，一张口就叫了出来。岂知这声“徐老师”一叫，徐老师果真成了我终身的老师加大朋友。
随后，我和徐老师开始了通信。我很虚心，很恭敬地向徐老师请教。在那样的情况下，能有人愿意帮助我学习，我真是喜出望外。徐老师给我开书单子，推荐文章，还与我讨论、分析一些文学作品。一开始，我们主要讨论的是散文，后来诗歌、小说、中国作家、外国作家都有涉及。有些文章我找不到，徐老师甚至还亲自抄写给我。他的字龙飞凤舞，看得出是练过书法的。我的字则稚气得很，没有任何章法，胡乱写来。徐老师劝我好好练字，我答应了，也尝试过练写周中华硬笔书法，可到底没有沉下心来练，练了几天又放弃了。终于没成书法家，遗憾。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准备参加高考。我们那里是偏僻山区，只是在正式公布恢复高考消息时才知道，本就晚了，又由于我的领导不同意我报名参考，更是僵持了好一段时间。徐老师大力支持和鼓励我要争取参加高考。我蘑菇了许久才在报名即将截止前不久得到允许报了名，随之就立即奔赴学大寨的农田水利工地上了。作为工地的广播员，我每天早五点起床开广播，到晚九点才关机。其余时间要写稿件和修改下面各分场送来的稿件，还要做一些工地指挥部的杂事。每天都要到晚上十一、二点钟后的时间才属于自己。不但没有任何复习资料，也没有任何复习时间。我最终还是硬着头皮去考试了。考试成绩其实还可以，只因为1977年文科招生名额特别少，仍然落榜了。我决定1978年继续考，并要利用那半年时间做充分准备。
当时最缺的是历史书，徐老师想办法给我找了历史复习资料寄来。我的一个亲戚给我寄来了政治复习资料，我父亲给我买了中国地图册和世界地图册。接着，我又被派往大井分场的一个生产队“蹲点”试种杂交水稻。在那里，我遇上了几位省气象局的专家，他们也在那里“蹲点”。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气象知识。巧得很，1978年高考的地理考试中有好几题都与气象有关，结果我沾光了，地理考得最好，取得97.5的高分。我考上了武汉大学，终于实现了上大学的梦想。我到大学后一个月，我蹲点的生产队传来好消息，杂交水稻栽种成功，亩产超过800斤，一季就跨过了“长江”！（亩产400斤上纲要、500斤过黄河、800斤跨长江是对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三个目标的形象说法）
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恰好徐老师上山来开会。这是我认识徐老师的两年后，时间正好又是九月底。我打算在离开井岗山之前，再去一趟我原来插队的地方——一个美丽而贫穷的小山村，徐老师欣然陪同我前去。我们走了五里山路，来到我插队时住的那栋“干打垒”二层楼房前，里面又住进了新一拨的插队知青。徐老师仔细观察这小山村的环境，一一对应我曾经在信中描绘的小山村：那竹子引来的“自流水”，一片片梯田翻腾着浅黄的稻浪，浪花飞溅的小溪瀑布，长满百合的悬崖，山上密密的毛竹林，还有酷似“S”再加 “乚”一样的盘山公路大弯道……
上大学后，我与徐老师仍然保持通信，他继续指导我对文学的学习。我并没有进中文系，但对文学仍然保持着一份热爱。在我上大学之前，我们讨论的多是中国作家作品；我上大学后，读了不少外国作家的书，就更多地讨论了外国文学作品。记得我们讨论了梅里美和茨威格的作品。我个人很喜欢梅里美的作品，对他的《伊尔的美神》印象特别深刻。徐老师还特意提醒我仔细看看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关于赌徒的手的描绘和刻画等等。那时我开始注意到细节的描写和安排对整个故事全局的影响。徐老师还时常给我寄些学习用品如笔记本、稿纸，鼓励我抽空也写点东西。在徐老师的鼓励下，我在大学三年级时写了我的小说处女作《并蒂的百合花》，以插队知青生活为背景，该篇小说参加了由武汉大学中文系主办的全校短篇小说竞赛，获得二等奖。随后该小说发表在校刊上。第二年，我又有另一篇小说《爸爸就要回来》（属于文革伤痕文学）参加了短篇小说竞赛，也获得二等奖。两篇小说都有些意识流写法的痕迹。
因寒暑假来往经南昌，我拜访过徐老师的家，认识了徐老师的母亲徐太夫人，徐老师的夫人张阿姨，张阿姨的姐姐，甚至徐老师家的亲戚，还有徐老师的两个儿子——他们与我年龄相仿，所以很容易就成为朋友。我在武汉上大学，由此又认识了徐老师的弟弟导演徐良。后徐老师的小儿子与我的男朋友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时还住在同一栋宿舍楼里。徐老师的家对我来说意义是不一般的，那里的温馨和亲切强烈地吸引着我，召唤着我，好像是我的另一个家。张阿姨待我如同女儿，我与徐老师的两个儿子相处也像兄弟姐妹一样。以后我出差、探亲经过南昌时，那里都是我的落脚点。
我还多次去过徐老师的办公室。徐老师早年写作散文，出版有《山泉之歌》、《海岸上走来一行脚印》等多本散文集。他有好几篇优美的散文如《松涛》、《山泉之歌》等都曾被配乐广播，影响深远。后来他转而研究文艺理论，他那时是省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创办了综合性季刊《江西文艺界》。八十年代初的文学界呈现开放和百家争鸣的气象，介绍不少国外的文学理论和观点，创作手法。在年轻人中间，朦胧诗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我那时也很喜欢读舒婷、北岛等人的诗歌。而在诗歌界，不同意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徐老师及时关注这一热点，组织了一些探讨文章，编辑出版了一本有关朦胧诗讨论的文集。徐老师还主编了《关于文学主体性的争论》丛书五册等。我注意到，在徐老师的身边有许多像我一样渴望学习、爱好文学的男女青年，他们中有业余作者、专业作者、大学教师、中学教师、工人、农民等各种职业。有的人像我一样考上了大学，不少人在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方面颇有建树，有的人则坚持自学，或者上了电大。徐老师给他们以学习上的鼓励、帮助和引导，甚至还在经济上资助他们。他们都视他为忘年的大朋友，也和我一样亲切地称他为徐老师。我结识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其中有的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代沟”也是那一时期的热门话题之一，事实上也确有许多人为两代人之间存在的代沟而苦恼。另外也有一些具有开放思想（Openmind）的文化知识界人士尽大力在“代沟”上架起理解的桥梁，想办法与年轻一代沟通思想。我认为徐老师就是他们之中成功的一位。但徐老师从来不以青年导师自居，也从未想过这个头衔。他是那么自然而然地就接纳了这些年轻人，而他们也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他。
徐老师的办公室有一位勤杂人员，是徐老师当年地下游击队的老战友。1946年至1947年，徐老师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学和和中国新闻专科学校学习，参加过一系列的进步学生运动。随后，徐老师返回家乡上饶，在解放前夕加入中共地下党，属中共湘赣边工委领导，并参加了建立地下革命武装的斗争，为迎接解放军解放上饶做准备。上饶解放后，徐老师他们参与了接收城市的工作，也一度受到信任。但后来当地地下工作的干部不被重视和信任，甚至被怀疑。在文革期间，徐老师参与的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队伍居然不被承认，那位老战友被批斗，最后生活无着落。徐老师一直在为老战友奔走，为解决老战友的燃眉之急，也为方便他作申诉，就暂且安排他在办公室做勤杂工作。当那位老革命告诉我这一切时，我对徐老师的敬意又大大增加了。其实，徐老师自己的经历也是非常曲折的。他曾经两度被下放农村，五十年代反右后一次，文革期间又一次。但他直面人生的磨难，从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一直保持乐观、开朗、豁达的精神面貌和正直、善良、宽容的品性。只要有可能，他都会尽力帮助战友和朋友，甚至是不认识的陌生人，丝毫也不求回报。
大学毕业后，我们把小家安在北京。这以后的一些年，徐老师、张阿姨和他们的大儿子渡等都陆续来过北京探望我们。八十年代中，徐老师的小儿子鸣和新婚妻子萍双双先后留学美国，工作后曾在南卡住了多年。1993年我们也来到美国亚特兰大。
1994年6月中旬，徐老师、张阿姨来美探亲，我们和他们在地球的另一边相会了。7月2日，我们从亚特兰大驱车六七个小时来到位于南卡查尔斯顿的徐鸣家。在异国重逢，倍感亲切。相聚几天，大家有说不完的话。徐老师张阿姨精神矍铄，兴致勃勃，很快就倒过了时差，熟悉了周围环境，适应了这边的生活节奏。他们在美国住了两年左右。这期间徐鸣的小家发生了许多喜人的变化。徐鸣早就取得博士学位，已经当上某公司的副总裁。他妻子萍也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查尔斯顿找到工作，小家团圆。接着他们买了一所漂亮宽敞的花园楼房，全家喜迁新居，再后萍怀孕，添了一个可人的宝贝女儿。鸣与萍儿女双全，令人羡煞。徐老师、张阿姨教孙子抱孙女，乐不可支，不亦悦乎。亚特兰大和查尔斯顿相隔七八百公里，但凭借着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和现代化交通工具汽车，我们来往频繁。感恩节在亚特兰大吃火鸡，圣诞节在查尔斯顿涮火锅。我们一同造访可口可乐世界，CNN中心；一同参观航空母舰博物馆和拍过电影《飘》的大庄园；一同畅游迪斯尼乐园、海洋公园和肯尼迪航天中心；一同扎营在大烟山，共享野营野炊，回归自然之乐。在这些长途旅行中，徐老师、张阿姨始终精神饱满，健步如飞。尤其是徐老师，对每一个地方的来龙去脉都想弄个一清二楚。他还收集了不少印刷精美的导游小册子和活页材料带回去研究。他在美国的时间写了十余篇文章，在当地的华文报纸如《世界日报》等发表。在美国相聚的日子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有时我翻看相册，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仿佛就是前不久的事儿。
岁月流逝，转眼就又近二十年了。期间我回过几次国，有两次回到江西，都去看望了徐老师和全家。徐老师、张阿姨身体都还不错，那重逢的欣喜，畅谈的快意，真是令人不舍离去。
2012年10月底，我突然接到弟弟的电话，父亲在深圳病危，正在着急要准备回国探望。几乎同时收到鸣的消息，已经85高龄的徐老师也病危住院，心头沉甸甸的。我和鸣分头赶回国内。后来，我父亲病情稳定，徐老师也脱离危险，并复原出院，不由放下一直悬着的心。因不在一地，时间又紧迫，我没有去南昌看望徐老师。谁知却成了永远的遗憾。
徐老师留给我的印象是永远的从容不迫、儒雅睿智，诙谐幽默，谈笑风生，高朋满座。他坚持中华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风骨，并有广博的胸襟来容纳和了解不同的理论和主张。他对国情、历史有认真的思考和反思；对时弊则给予不留情的批评。他对朋友、亲人、晚辈热情关爱，对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则满带博爱的温情，尊重、宽容和理解，并常常为之分忧解难。
敬爱的徐老师，亲爱的大朋友，您走好。前面一路都有好风景：松涛阵阵，白云悠悠，山泉叮咚，银瀑飞溅，还有那盛开着的千万束火红的映山红……就像您的人生那样热烈，勇敢，激情四溢，充满大爱和探索精神……
大西洋海岸边的那一行脚印还未散去，我相信，您已将您“生命的羽翎”“掷进思想的空城，展翅吧，去向广宇去向无垠”……
网上找到的关于徐老师生平的简介： 徐远略，1927年6月28日出生，江西上饶郑坊乡人。因病于2013年3月2日在南昌逝世，享年86岁。1946年和1947年，先后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新闻专科学校，参加过一系列学生运动。1949年2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建立革命武装、迎接解放军解放上饶的斗争。上饶解放初期，在上饶市工商局、上饶署建设科任职。1949年12月后，先后在《赣西南日报》、南昌市人民广播电台、省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江西省文化局社会文科、省群众艺术馆任记者、编 辑、科长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劳动。1979年任《星火》编辑部编辑。1982年任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主任，并主编《江西文艺界》一刊和《关于文学主 体性的争论》丛书五册。1990年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徐远略自幼热爱文学，有《山泉之歌》等多本文学作品出版，是江西省著名作家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