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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曼菱：季羡林——追念与思考（转贴）

每一位逝者的位置，由岁月和人格构成。
人走了，历史的本质会渐显露出，世态炎凉左右不了。
季羡林是值得追思的。
  

像《浮生六记》


2007年7月，秋凉初透。我到301医院病房探望季羡林。
他毫无龙钟之态，白衣凝神，端坐案前。
送上一套我编撰的《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他讲了几句，说“这事很有意义”，静默片刻，我俩有一段对话：
季：“你有没有写《北大回忆》？”
我：“没有，只有零散的文字。”
季：“应该写，值得回忆。”
我：“千头万绪，怎么写？”
季：“像《浮生六记》那样写。”
我顿时有些白云深处的感觉。
我和他都一时沉静了。
季羡林并不像世俗想象的，总生活在闹热红火之中；也不是总在思索和讲着格言式的话语。
有的老人羡慕季羡林入住301医院，得到最精确的护理救治。然而先生自从入院，已经失去他最后的私人空间。
本来孤行于东方文化中的他，可以依托着北大校园之晨昏，寄寓于窗外荷塘；还有师生来访之情趣，和他的猫儿；尚有着他生命最后提炼的内容。
他一直想回校园。
但人们告诉我，由于在301医院无菌的病房里住久了，他一回北大就会发烧。校医院也不敢负其责。于是只有长住301了。                                
他突然对我提及的《浮生六记》，那一部是贵在心灵之自由的记录，写布衣寒窗的风月往事。
“浮生”，不只是说生命的短促，更是指这生命不系于任何庞然重物。生命处于自在自为的状态。自由的渺小，渺小的自由，却昭示了生命本质上的尊严。
像《浮生六记》那样写，就是洗净铅华，我行我素；回到人本，回到来处；赤子之心，平民襟怀。
翌年夏天，远在西南的我收到挂号邮件。展开是一宣纸，季羡林墨迹、印章赫然：《北大回忆》，是他为我的未竟之作题辞。
中国开放改革三十来年，风风雨雨，我有幸与北大结缘，聚而不散。散而又聚。知我者，先生也。
此嘱有深意，有如托孤。用他自己在纪念邓广铭时的观点，这是“后死者”对先死者必须完成的。
那天相见，季有一段话令我伤感。他说：“那年我去昆明，没有找到你。”
当时杨锐秘书在旁问道：“你哪一年到昆明的？”
他说：“（一九）五七年。”
我与杨不禁相视宛尔。那时候我还在童年。
敏锐清晰的他，开始对岁月模糊了。然牵念之情油然。
他让杨锐取纸，写给我一幅字：“为善最乐，能忍为安”，令我感到他晚年的无奈。“忍”这个字，听起来不是那么舒畅。
写的是“赠曼菱”。几十年了，我的名字，先生从来不会写错，他心中有我。
今思《浮生六记》，表面写的都是趣闻逸事，其实也蕴含着文人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巨大悲哀。
季去世后，我专程访问过原北大领导王学珍。他告诉我，季羡林从校园的一位默默学者，成为中央领导关注的对像，一举推到社会顶峰，是北大应“上面”要求推荐的。
这就是那些“桂冠”的由来，这是中国政治的一贯的思路。
王老还告诉我，“北大从来没有给季羡林派过秘书”。因北大不会给一个退休的副校长派秘书。当年马寅初退休后也没有秘书。
那次去301医院，因我眼疾，行动不便，由在京念书的小侄陪同前往。我与他谈过：看一个大事件，一定要放到大时代里去看，而不是用小范围小原则可以解释的。将季奉为圣贤楷模的社会现象，我认为是当局“维稳”的一个举措。而季羡林心知肚明，配合之。
小侄认同此见。他说，季见过中国的乱世，所以他也希望“维稳”。
我想，季羡林可以在青年一代身上得到理解了。

身后谤议


在季过世后，有两方面的评论令我关注。
一是来自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的指责。
余英时最不满意的原因是季羡林被大陆称为“大师”一说。
关于“季羡林是不是大师”，在大陆的知识界从来都不是值得讨论的话题。那只是大众与媒体吸引眼球的勾当，不足为知识界认真说道。
当代中国，“大师”满天飞舞，定义早已混淆。
余先生有一段关于“大师”的评议与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