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托德·扬(Sen. Todd Young)是美国新兴生物技术国家安全委员会（NSCEB）主席。约翰·F·克劳利(John F. Crowley)是生物技术创新组织（BIO）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他们于美国东部时间2025年10月30日上午在 《新闻周刊》呼吁，“美国必须在生物技术领域超越中国”：

试想一下，如果大多数救命药物不是在美国研发，而是在北京和上海研发，会是怎样一番景象？试想一下，如果最先进的生物技术——那些能够治愈癌症和阿尔茨海默病、保护我们免受流行病侵袭、并推动经济发展的疗法——不是由美国掌控，而是由我们最大的全球对手掌控，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确保并提升美国在生物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那么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步入这样的未来。

如今，美国在生物技术领域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中国正在迅速缩小差距，并可能将超越我们。中国在生物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将对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造成严重甚至生死攸关的后果。这将使美国人在关键药物方面依赖于一个威权主义的竞争对手，从而赋予中国及其盟友巨大的全球影响力。

这并非一场普通的竞争。生物技术竞赛是21世纪最具决定性的科技竞赛——正如太空竞赛定义了20世纪一样。但这一次，或许不会再有像“人造卫星时刻”那样激动人心的事件促使我们采取行动。

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世纪，如果我们失去了领先优势，可能就再也无法夺回。正如杨参议员担任主席的“新兴生物技术国家安全委员会”今年早些时候警告的那样，如果中国超越我们，“无论我们跑得多快，也永远追不上”。

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十分严峻。要么我们以紧迫感和远见卓识采取行动，要么我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将定义本世纪的产业被拱手让人。

十多年来，北京一直在生物技术研发领域投入巨资，蓄意追求全球主导地位。而这一赌注正在获得回报。从2016年至今，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的数量已从约100家增长到3000多家。在此期间，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的价值增长了百倍以上。中国公司目前在全球临床试验中占据超过四分之一的份额，而2013年这一比例仅为3%。同期，中国在全球药物研发管线中的份额增长了十倍，而美国的份额则有所下降。北京在合成生物学和生物制造等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的崛起使美国处于危险境地，因为美国的生物技术产业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产业，它是一项国家战略资产。生物技术的进步通过预防、治疗和治愈疾病，帮助美国人民保持健康。生物技术通过促进农业和能源生产，以及保护我们免受流行病和生物恐怖主义的威胁，来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美国的生物技术出口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扩大美国的影响力。

生物技术也是经济繁荣的重要引擎，贡献了美国私营部门近7%的GDP，并在全美50个州创造了约1000万个就业岗位。

好消息是，我们仍然拥有赢得生物技术竞赛的工具。

生物技术革命近50年前起源于美国是有原因的。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无与伦比的资本市场以及任何竞争对手都无法复制的创业文化。我们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提高了预期寿命，改变了囊性纤维化等曾经致命的疾病的治疗前景，并在基因编辑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但如果我们想保持领先地位，就需要开展与此规模相匹配的全国性行动。

这一切始于政策制定者的领导力。他们必须保护所有进步的基石：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几乎所有由私营部门研发的突破性药物，都或多或少地建立在公共资助研究的成果之上。切断这条生命线，我们的领导力就会崩溃。

国家新兴生物技术安全委员会近期概述了其他政策解决方案：将生物技术提升为国家优先事项，并由白宫层面进行协调；将其纳入国防规划；并将生物数据视为战略资源。我们还必须培养一支技术精湛的生物技术人才队伍，并与盟友合作，加强供应链，资助合作研发。

政策制定者还需要精简繁文缛节，释放私营部门和企业家精神的潜力，而这正是我们生物技术产业的基石。

如今，美国的生物技术创新者受到有时前后矛盾、难以预测的监管体系的制约，立法和行政部门的提案也阻碍了他们承担风险，延缓了药物研发进程。例如，任何削弱专利保护的企图都会使吸引数十亿美元投资变得更加困难，而这些投资对于将新疗法带给患者至关重要。美国企业已经很容易受到中国知识产权盗窃的侵害。

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美国要么将生物技术的未来拱手让给对手，要么展现出引领未来的远见和决心。我们现在做出的选择将影响未来几代人的健康和繁荣、经济实力和国家安全。事实上，当美国在生物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时，整个世界都会变得更美好、更安全、更健康、更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