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发表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写道∶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楮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厶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厶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毛泽东当时没有告诉敲锣打鼓欢迎解放军进城和共产党掌权的中国人民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渡江之後，所有驻华使节，包括苏联大使，都跟国民党政府南下去了广州，只有司徒雷登还执意留在南京，并试图去北京与毛泽东见面。

司徒雷登是真的爱中国。1949年回到美国之後，他被当时在麦卡锡反共运动笼罩下的美国国务院勒令不能讲话，不能参加任何正式活动。心情抑郁的他在照顾他的傅泾波家里不幸中风，从此靠这个中国家庭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度过余生。1962年司徒雷登在美国去世，留下的遗嘱是希望自己能够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他在1926年去世的夫人就葬在那里。

1876年6月，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耶稣堂弄。少年时期的司徒雷登，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也曾和小伙伴玩耍在西子湖畔的坊间里巷。1887年，他回到美国接受教育。1904年，他再次来华後的第一站仍然是杭州，这个他出生的地方又一次成为他新的起点。之後三年半里，他先後在杭州及周边地区传教、到教会学校任教。此外，司徒雷登还参与了之江大学的筹建工作。1919年，他成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并主持燕大校务工作达27年，1946年-1949年他曾任美国驻华大使。1946年，司徒雷登先生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授予杭州市荣誉市民，并拿到了象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如今，这把钥匙还静静地躺在耶稣堂弄司徒雷登故居。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1876年6月生于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後来的之江大学)。1906年，司徒雷登的独生子杰克也在杭州出生。1908年，应南京金陵神学院聘请，司徒雷登携妻儿离杭赴任。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

司徒雷登作为燕京大学校长，还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他公开同情学生，说∶“燕京大学应该成为训练爱国青年的场所，造就爱国青年学子，期其能服务祖国，拯救同胞，为中国全民族谋福利。”

1925年五卅惨案中，司徒雷登坚决支持燕大学生抗议英国巡抚在上海租界枪杀中国工人的暴行。1931年“9·18”事件，司徒雷登和燕大学生一起上街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1935年“12·9运动”司徒雷登在美国，称赞学生运动是“在中国当代生活中最有希望的运动”。司徒雷登的这种对民众的热爱，对中国命运的同情，这种强烈的正义感，值得人们尊敬和热爱。

司徒雷登被日军囚禁了近四年。

司徒雷登是一个世界公民，一个具有人类情怀的人，一个有着终生信仰并追求自由的人，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强烈地认为，人身自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生存的条件，没有这一条，我们所追求的绝大部分利益—即便不是全部的—就毫无意义。┅┅与人们一起同具一种信仰，坚持自由是一切人的权利，相信一切人可以通过自由而得到发展，这个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创办的燕京大学就很好地显示了他的精神追求，其中的核心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就是给学生以选择自由。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厶，做到了什厶，他明确地说，“保持中国的民族自由及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实现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是绝对分不开的。”他为自己能把一生献给这一事业而骄傲。

1926年，燕京大学迁入新址—燕园。美国一对夫妇在湖边（注:此湖後来被钱穆命名为“未名湖”）捐赠了一处住宅，指定为校长居住，但司徒先生并未把它当作自己的私宅，接待来宾、重要会议或者燕大青年教师的婚礼，都常在这里举行。著名的女作家冰心与吴文藻也是在这里举行的婚礼，证婚人就是司徒先生。冰心与司徒先生的关系很好，这幢房子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名字，直到1931年才由冰心取名为“临湖轩”，後由胡适撰写了匾额。

司徒雷登自己说过∶“马歇尔当初之所以把我拉进他所致力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事业，是由于我享有自由派美国人之声誉，对全体中国人都心存友好，以及并无对任何派别和思想学派的明显偏爱。”但此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二次大战结束不久，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归国，遗缺一直没有任命。原因是杜鲁门把选择权留给马歇尔，以便他挑选一个能够配合他工作的大使。

毛泽东自豪地写道∶“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 然而，正是这个闻一多，在他那著名的《最後一次的演讲》中，认为司徒雷登出任大使对中国是件好事∶“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闻一多和毛泽东的说法矛盾了，怎厶办呢？这本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就行了。但是，相关部门的做法并非如此，而是在将这两篇文章同时收入中学课本的时候，把闻一多演讲中这一段话不加任何说明地删去了，就当他没有讲过一样。

傅泾波生于1900年，出身于清贵族家庭，性格早熟而交往庞杂，一生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折冲周旋。1922年，傅泾波开始为司徒雷登工作，并受洗为基督徒，为他施洗的就是司徒雷登本人。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的时候，傅泾波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美国大使馆的雇员，他的工资由司徒雷登私人支付，却对司徒雷登有莫大的影响力。外界将他视作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

傅履仁，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陆军二星准将，其父子两代人为司徒先生的回归作出了半个多世纪不懈的努力。

直到2006年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听说了司徒雷登的遗愿，经过多方斡旋和努力，终于在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魂归故土杭州。这可谓折衷之举，虽然与先生的遗愿并不完全吻合，但杭州市政府用隆重周到的礼节完成先生骨灰安放仪式，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极大地修正了先生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完成了驱魅的任务。

杭州耶稣堂弄是一条隐匿在市中心的小弄堂，紧贴银泰百货，平时来往的多是赶潮流的年轻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一位和中国大有渊源的美国人曾出生在这里。弄堂里的银杏和榉树曾见过他小时嬉戏的身影，藏在住宅楼群中的那幢两层小楼作为他的故居已于三年前对公众开放。杭州市政府把司徒雷登的出生地改造为一个博物馆，在这所老宅子展出了他的政治命运发生转折前—1946年被授予的“荣誉市民证”。

2008年11月17日，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安眠于青山苍翠的怀抱之中。墓碑上简简单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的司徒雷登先生于1955年曾立下遗嘱∶死後骨灰能够安葬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与他的夫人一起合葬。

著名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价司徒雷登∶“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他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司徒雷登先生秘书傅泾波的後人、美籍华人傅履仁老先生这样说∶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回到中国是他最後的心愿。

（照片和内文引用于多个无名人士，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