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網友貼文，提到一個沉重的話題：“美國的猶太人和香港人的智商明顯領先。智商似乎和一個民族的文明是相關的。” 這段話當然出自多個國際組織的多年智商評估，證據確鑿，無可反駁。與這段話互相印證的是，香港人的預期人均壽命也是全球最高的。一個聰明的群體，當然會是富有的和享受相對完善的醫療保健和社會福利制度。我想補充的是，香港人與猶太人不一樣，這個群體來自中國的各省，遺傳學上稱不上為一個民族。大多數香港人來源於廣府地區，大約10%來屬於閩南，剩下的來自全國各地和其它國家。香港回歸時，其人均收入超過英國，為大英帝國從海外殖民地撤退時，唯一的例外。同樣為“炎黃子孫”，香港人會更聰明，豈不怪哉？

   未到香港前，我同許多人一樣，會想到香港人的聰明是因為大都市的薰陶和商業競爭的洗禮。“八九民運”以後，我第一次搭飛機降落啟德機場。那個機場當時是全球最繁忙的空港，可跑道狹小，群山環抱，降落升起真是險象環生，可啟德一直保持着最安全機場的美譽。管理良好有序，忙而不亂，這是香港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從那以後，在中美港三地遊蕩多年，許多朋友一直希望我談點香江，從她的變遷到回歸後的變化。從此話題開始，我將從各個領域，包括衣食住行，一一介紹香港的百年變化，和其在中國近代史中的重要角色。

   到港第二天的上午，我急切地來到尖沙咀碼頭，在細雨中，欣賞着維港對面的建築和和其上面的各類國外商業廣告，她的景色確實令人震驚。第二周，我去大陸探親訪友。可能是維港的印象太深了，我開始注意到早已存在的，廣州火車站樓頂上的巨大熒紅燈廣告：“愛我中華，愛我廣州”。不明白，為何自己過去視而不見。路過深圳，發現也是一樣的，在國貿中心頂上豎起了“愛我中華，愛我深圳”，全城都看得見。一路上，我一直想着粵港兩地的差異。一個到處宣傳真愛己假愛國的地方，卻讓我早已感覺麻痹。而另一個世界為啥不需要這樣的宣傳？是自信，無知，還是文化的沙漠？同大多數人一樣，老實說，我當時對香港的認識僅限於有限的官方報道。

   幾天后，我從羅湖橋再次進入香港。在入境的第一步，一個約三，四米高的屏風擋阻了正前方，剩下兩邊可單人經過的通道。上面寫着八個巨大黑色白底粗體字，非常搶眼：“香港境內 嚴禁貪污”。我差點雷到了，趕緊饒了過去。每一個進入香港的人，想視而不見這八個字，根本不可能。我猜想，一定有人看見會很不舒服，到處抗議過。在地鐵站換車時，又看到花壇拼成的幾個大字：“公平 公正 公義”。回歸前的某天，那八個門口大字就悄悄不見了，因為是一國了吧？但香港社會對貪腐的零容忍態度，整體來說卻絲毫未變。市民繃起了神經，似乎用放大鏡天天檢視着中港政府和每個官員。許多國內民眾至今還看不慣香港的踩過界。但聰明人明白，智商高的社會就是一個公民的社會，大嘴巴的社會。如今經濟起飛，許多國人腰包鼓了，再也聽不得香港的說三道四。“逢中必反”帽子的源頭，大慨就出自那八個門口大字，但沒人想說出來它的歷史。

   待的時間長，相處的人多了，我重新得出了結論。香港人的聰明，確實如上面所說，來自於文明社會的培養和市民同世界的接軌。與此同時，香港也保留了許多優秀的傳統文化習俗，尤其在新界地區。西方大學的研究生要寫晚清和民初的農民社會，很多時候得去香港找。中港兩地最大的差異，就是兩地民眾的文明程度，和其對自由法治社會的期盼態度。中國當然有進步，說不是香港當年的帶動，我根本不信。如今廣深等地24個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大廣告已經達到了泛濫成災，污染視覺的地步，而貪腐之風卻未見根本好轉。華而不實，口是心非的宣傳，常讓來往於粵港倆地的港人搖頭嘆息。

    推翻帝制，北伐，到開放等大事件都發生在南粵。一百多年來，香港的文明一直走在時代的前列，與時俱進，並影響着大陸的現代化進程。同百年前比，香港社會的公民化程度與大陸進一步拉大了距離。兩地生活的比較，產生了強烈的社會共識：黨國封建貪腐文化窒息了華人的思想，也是阻礙正常人思維邏輯和智商發展的的毒藥。香港人見識多廣，深知大陸社會腐敗的根源是拒絕普世價值和世界文明的真諦。香港的年輕人，雖生長在紅旗下，而自由和民主的呼聲卻越來越高漲。現在和可見的將來也不會例外。年輕人同上一代一樣，充滿了激情，而且比老一代更關心政治和未來。百年來，這個社會認清了現代文明與貪腐文化的區別，看準了“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的死理。這裡不妨回顧一下孫中山的演講，看看當年既是香港人也是美國人的“國父” 智商。

   1923年2月20日，孫中山用英語在港大發表演說：題目是“革命思想的誕生”。他開頭便說：“我心情有如歸家，因為香港與香港大學是我知識誕生之地。。。”

「略云：此次返香港，如返自已家鄉一式，因為從前在香港大學讀書，其教育是在本港得來。今日乘此時機，答覆各位一句。此句云何? 即從前人人問我，你在何處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 吾今直言答之：革命思想，從香港得來。回憶三十年前，在香港讀書，功課完後，每出外遊行，見本港衛生與風俗，無一不好，比諸我敝邑香山，大不相同。吾於每年放年假，必返鄉二次，每次約數禮拜。覺得在鄉間在本港，確大不相懸別。因在鄉間要做警察及看更人方可，因斯二者有槍械在手，晚上無時不要預備槍械，以為防備之用。由此可想到香港地方與內地之比較，因為香港地方開埠不過七八十年，而內地已數千年，何以香港歸英國掌管，即佈置如許妥當因是返香山與父老斟酌，各父老莫不謂然。吾有一次返鄉，遂主張由我個人發起親自灑掃街道，為清道夫。（鬨堂及鼓掌）。在村內有多數少年，贊成如此做法，極有進步。後面見香山知事，解明來意，欲仿效香港，整頓地方。知懸亦喜，且云：極願幫忙。不幸放假完滿，再要返港。迨第二次返鄉，欲再求縣官幫助，始悉縣官已離任多時，其缺己為繼任者用五萬圓購買之。此等腐敗情形，激起我革命之思想。又見香港之腐敗事尚少，而中國內地之腐敗，竟習以為常，牢不可破。始初以為我敝邑香山一縣如是，及後再到省城，其腐敗更加一等。
「由此想到中國之官，勢位越高，貪念越熾，所以北京各處，更有甚焉。吾曾與英國之西人朋友閒談，僉雲良好之政府，並非與生俱來，須人事造成之，數百年前，英國官僚多係腐敗，迨後人心一振，良好之政府遂得以產生。由是吾之革命思想愈堅，深知如中國無良好政府，辦事必不能成。迨畢業而後，在社會行走，遂毅然決然，脫離醫學，而轉以救國為前提。惟是革命以來，亦有多少人反對，且多加以譭謗，不明我素抱之宗旨，且疑我為激烈派。惟吾人之宗旨，無非欲得好政府而已。雖然，中國革命以還，十二載於茲，不特無甚進步，人民之苦更深，因是有少數人，且欲恢復帝制。但須知，民國係以民為主，故稱為民主國，人人皆有一份，不容放棄者也。民國現時廢除帝制，如拆了一間舊屋，其新屋尚未建築完竣，而一有風雨，居民受苦倍深，此勢所必然者。但將來必有完竣之一日，不有艱苦，何能底於成。吾之所以百折不回者，無非為一勞永逸計，為大眾謀將來之幸福計耳（大鼓掌）。
「有等西人，亦曾向余問及，何以中國反正後亂事多過從前，吾祗答以緣故極多，現在革命事業只行了一半，譬如香港山頂，有一大石，由山跌下，至半途為樹枝所阻遏，不能一直跌下，而樹技終有枯之一日，障礙物既除，大石自然跌到平地，吾所抱之宗旨亦如是耳。無論若何艱辛，一定要革命成功。（大鼓掌）。中國有一良好政府，我心願已足。現時香港有六十餘萬人，皆享安樂，亦無非有良好之政府耳。深願各學生，在本港讀書，即以西人為榜樣，以香港為模範，將來返國，建設一良好之政府，吾人之責任方完，吾人之希望方達。極望諸生勉之。云云，孫先生演說既畢，忽有學生五六人，將孫先生抬起，直抬出頭門拍照，一面步行，一面揭帽歡呼。孫先生亦揭帽答禮，歡聲震天，至一點方散會。孫仍乘摩托車返楊西巖住宅，駐節。聞定今天（廿一號）搭船上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