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叶归根，乃儒家诗意中的归属美学；千百年来，无数奔波在外的游子，受到这样的民族古训“父母在,不远游”的文化嘱托，不管坐的多高和走的多远及多久，即便客死他乡，也要求自己的骨灰回归故土，即回到自己出生的所谓“根”的地方。

不朽的华夏诗篇或和道德的楷模？

谈起落叶归根，有件数十年前的往事值得回味。我的指导教授，一个移美的英国人，和我聊起了西方的殖民文化。他有点困惑，惊奇传统的中国人终究要回归故土，但现在一切都变了。他感叹华人的醒悟和时代的变迁。而如今，数以百万计的海外华人却纷纷“逆自然”——落地生根，遍地开花。在这场全球化与民族认同交缠的张力中，所谓“归根”早已不再是一种命运的终点，而更像是一场不合时宜的民俗残影。

若说“落叶归根”曾是一种文化信仰，那么“根”往往指向一个宗族网络——宗庙牌位下的那块地，那套姓氏伦理，那种家族优先的生存逻辑和灌输的不能忘却的祖训。然而，今天的海外华人早已与这种体系渐行渐远——不是背叛，而是被瓦解。

曾经的宗族社会，靠“祠堂+族谱+土地”三位一体维系超过千年。而今，“祠堂”变成了旅游景点，“族谱”成了论文研究对象，“土地”则被“城中村改造”与“集体征迁”碾压殆尽。消灭宗族不是西方的阴谋，而是中国革命，或现代化进程的内在代价——当GDP取代祖训成为唯一准则，宗族命运就不再有立锥之地。

我的祖父和父母辈，都是在宗族的支持下，完成了他（她）们的教育。我只能记得家传“祖训”的前八个字：“嵩山理学，浙水文衡”。这不是父母教的，而是偶尔听到一个亲属长辈的随意唠叨，她是那个辈分里，文化最低的一位，但我记下了她的叮嘱。父母的“反叛”已经树立了榜样，我的中文名字，已经取消了辈分的名字，更不会在意下一代的顺序了。而且我并不出生在原籍，甚至成长的地方，也算是天南海北，四处飘荡。“革命”的结果，让我们集体丢失了家园和家族，只剩下一个虚幻的名字——祖国。

宗族的消亡并非始于今日。清代黄宗羲在《原君》中已痛批宗法制度对个体自由的钳制：“家为小国，父为小君”，他早看清了宗族权力的微型暴政；梁启超更是在《新民说》中提出“公民”概念，意图打破“子不语宗族”的儒家传统。而李鸿章，一面身为宗族代表人物——曾主持家族工业化转型，一面却在洋务运动中扮演现代国家治理的代理人，其人其政，正是家族衰落的活化石。

今日之中国，已非黄宗羲之道统、梁启超之理想、李鸿章之妥协，而是一种混合型现代国家的变异体——既要求你效忠“祖国叙事”，又拒绝你继承“宗族情怀”，海外华人不过是最早看清这一冲突并做出理性选择的一群人罢了。

一代移民：逃离不是背叛，是理性

离89事件不远的上个世纪一个春天，本人一纸签证，从香港飞抵洛杉矶。离别之时，亲友递来一句“将来记得落叶归根啊！”连广州的美国女签证官，临走时都追加了一句：“请记得回来告诉我， 你的研究情况。” 彼时尚无暇思考这些话背后的文化包袱，只知此行的目的绝非“镀金”，更不是“华侨爱国工程”，而是无声的逃离。虽然，我从来不愿意嘴里说出这两个憋屈字出来。

逃离不是背叛，是理性选择。当我们面对的家国，不再是讲道义的社会共同体，而是一个以“统一口径”吞噬异议的符号机器，归根就不再是归属，而是自缚。而“理性”，不再是那种孔孟之道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是那种在机场一张签证上赌未来命运的判断。

我不愿意活在一生的骗局里。不能改变它什么，但上帝给了我自由的选择。我是侥幸逃出笼儿的飞鸟，直觉告诉我，人生从此有了意义。

二代困境：新根，旧伤，双重边缘人

再看如今的“ABC”、“BBC” 或“CBC”一代（二代华人），他们在皮肤色素与英文腔调之间跌跌撞撞。既不完全被西方社会接纳，又无法理解祖辈“根”的执念。这一代人往往对“中国”二字的认知并不来自历史书，而是TikTok上的“中华文化挑战”。

他们身上有一种痛苦的“双重边缘性”：在西方，他们是“模范少数族裔”，一种带有隐性歧视的工具性标签；在中国，他们是“贱卖国籍的黄皮外人”，被怀疑、被审视。“归根”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文化责任而非心灵召唤——而责任，往往与归属无关。

我的后代不理解我在键盘前敲什么：写给谁看？你不是已经离开那片土地了吗？不，我不是写给我的故土看，也不在意你的困惑。我仅想落叶继续飘浮，为活着的良知留下一点点回音。

历史的隐喻：落叶的本意是谁定的？

“归根”的神话在中国文化里由来已久，源于农耕时代对祖先土地的崇拜。但这一文化结构是否具有普适性？值得质疑。出国的第二年，我返国省亲。一位90多岁的老人在酒席上一脸羡慕地看着我，突然朝我大喊：“金山伯!”。我使劲地摇头，他却回答：“你就是！” 能体会出他的弦外之音吗？

事实上，落叶不归根者在中华历史中并非少数。唐代流亡的诗人，广东珠玑巷的南逃者，明末逃亡的士绅，民国时期远走苏联的革命者——他们或许葬身异域，却未被历史定义为“背祖忘本”。何以今日“海外华人”却必须背负“文化流亡者”的原罪？或许，“归根”早已变成一种政治意涵的道德套索或绑架，而不再是精神上的回归诗篇。

唐朝白居易的诗写到:“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可独在长安 ”,“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宋代苏轼更写出千古绝唱的“此心安处是吾乡”。

新格局：全球化与身份脱钩

如今的格局早已不是“祖国强大、海外归心”的单向话语。中美博弈、言论审查、护照政策、技术脱钩……种种现实问题逼迫海外华人不得不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是公民，不是“同胞”；是居住者，不是“远方游子”。而我却自认为是世界公民，能掏出护照来验证我的身份。

这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抉择，更是心理和认同的自我重构。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陷阱，莫过于将认同与出生地绑定——归根者的执念，正是此陷阱的文化回音。

说到绑定和陷阱，与诈骗和抢劫并无本质的区别。看看上世纪50年代归根的“海外赤子”们，又有几个人能入土为安？

家不再是地理概念，是心理拼图

“根”曾是土地的隐喻——那块祖坟旁的田，承载着记忆、债务与禁忌。而今，土地不过是一种被拆迁货币化的资源——“征收面积xx亩”，一句话可毁百年乡情。

我们拒绝“归根”，不是背弃祖先，而是不愿回到一个连祖先都不认识我们的地方。当村里仅剩“统一规划”的楼盘模板，祖屋只在“抖音探废墟”中存续，我们不过是在一地“文化荒原”中自我放逐，而不是被放逐。

家，不再是“那个村子”或“那条街道”，而是“记忆中的拼图”。你可以在加州的周末农夫市场中找到那块“家”的碎片，也可能在瑞典的移民菜市场中补上另一块。或者干脆在你的后院，实现你的儿童乐园。我们确实不是在“漂泊”，而是在重构。

祖父母的骨灰坟地，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山脚下，父母已经无法让他（她）们的身体回归根的地方，或“入土为安”； 听到那么多的传闻，没人能清楚骨灰的来源，后人只能强迫自已，相信那是灵魂的归宿。 如果不小心忘了交管理费，谁又知道骨灰会飘去何方？

而外祖父母的归处，均是家人，宗亲看着下葬的，但不敢立墓碑。能保留至今，过程充满了幸酸和血泪，一纸难述。

没人愿意猜测几十年后的事情：这是个道德绑架的世代，你我的祖宗牌位，注定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过程简单粗暴，只是一念之间的事情。

时事标志：清零政策后的断链时代

2022年的清零政策是一道心理分水岭。大量海外华人在航班取消、核酸卡口与健康码技术崩塌中被彻底切断与“根”的最后联系。这一政策不仅令人质疑“国家”的人文关怀，更让不少人意识到：所谓“归根”，只是行政系统暂时容忍你的一种行为，并非精神家园的认可。

誓誓旦旦的清零突然终止，是根的呼召或是好奇？ 我竟然第一次返回了出生的地方。半个世纪里，母亲不断地唠叨，这个我两岁就离开的地方。可是我看到的，却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百业萧条，手机不能连接外网，地铁站口总是站着虎视眈眈的警察。。。一抬头，又是那个挥手的画像和什么价值观的口号。这个沿海城市的人，大多在忙于逃离，在重复我半个世纪的轨迹。

从“闭关锁国2.0”到“留学生投票非人类”的网络风潮，从“代孕惩罚”到“护照收缴令”，种种事例标志着“中国根系”已变成一种政治标记，而非亲情召唤。“归”变成了“审查”，是被迫，不是向往。

为何不归？因为已生根。

我找到了心安之处，许多华夏子孙们千百年来的梦想。

不是每一片落叶都要归根，有些落叶在空中翻转之间已化作新的泥土。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不再是旅人，而是建造者；不再是文化搬运工，而是价值参与者。

所以，落叶不归根？因为根，不一定在故乡，它也可以在心安之处。如果真有根的烙印，她一定会显明：不要向愚昧或扭曲的文化低头——这正是我的祖先和父母留给我的最宝贵遗产和人生价值观。

留下这些文字，让它们像落叶飘荡在互联网的天地间：

何为根？根是权力的隐喻，不是乡愁的出口：

我不归根，不是我不爱家，而是家已不复存在，因为根已失其土，叶已生其志;

宗族消亡，是革命的代价，还是文明的背叛？

土地不再是归属，而是被交易的标签;

故土不是回忆，它是审问身份的镜子，故国不可绑定思想，血缘不该锁住表达。
我不是被放逐，而是选择了更清晰地凝视。我不是游子，我是旁观者。我也不是异乡的使者，而是裂隙中的记录者；

我不甘心仅站在紫金城屋顶看世界，她的精彩和美丽就在我的脚下，为何要学羊群龟缩在数字监狱里坐井观天？

历史不是背景，它是批判现实的最锋利工具；写作不是归属证明，是存在证词；文化不是旗帜，而是被反复重译的词典。

你以为你在海外看中国，其实你在中国的目光下漂泊；

那个所谓的“根”，已无滋生的土壤环绕，早已烂掉成灰。更多时候只是一个便于管理的“归类”。过去是随身户口，现在是实名网证；祖国分明是虚幻，却要时刻来证实我的存在？

而我的心灵却在天地间自由飞翔，想成为一棵常青树，长年开花结果，伴随我的家人，直到生命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