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每到諾貝爾獎公布，媒體總免不了一陣小騷動。科學獎落誰家，本無懸念，但榜單上那熟悉的字母組合——UC——卻越來越像一種文化符號。這些消息在中文媒體，尤其是大陸的網絡掀起了不小的震盪。 伯克利、聖塔芭芭拉、舊金山、洛杉磯、爾灣、聖地亞哥……幾乎每年，加州大學系統總能有人捧回獎章。有人戲稱：“諾貝爾獎是加州大學的年度例行公事。”這話雖然誇張，卻並非全無根據。 加州大學系統在2025年打破紀錄，多個校園裡的教職員與校友分別獲得醫學、物理學與化學領域的五項諾貝爾獎。例如，伯克利（UC Berkely）的John Clarke和聖巴巴拉的Michel H. Devoret及John M. Martinis因在量子物理學方面的突破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伯克利的Omar Yaghi因其在金屬有機框架研發方面的貢獻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 而加州的另外兩個私校，史坦福和加州理工均比伯克利建校晚，這兩校加上洛杉磯加大（UCLA）,早已成為伯克利的強勁對手，許多方面均已超過了加州這所最古老的院校。 全世界有數千所大學，似乎近年獲獎大多集中在美國的西部，是巧合還是形成了規律？在社交媒體上的有關討論如火如荼，不外乎是一些老生常談的內容：如加州有錢，經濟發達，科技先進，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等等。 陽光與自由的土壤 不能否認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但與學術強大的東部地區相比，最古老的伯克利（1868年）也不過才走完了一個半世紀的旅程。哈佛大學建校於1636年，是伯克利的曾曾祖父輩，實力雄厚，理所當然的穩居美國諾貝爾獎總數的首位（1901年開始統計），其次便是伯克利。 在加州的校園裡，陽光、沙灘與實驗室並存。學生們穿拖鞋進教室，教授騎單車去辦公室。看似隨性，其實是一種無形的秩序——自由帶來的張力。 這種張力，恰恰是科研的源頭。你可以質疑教授，可以挑戰前沿假設，也可以在咖啡館裡討論上帝粒子。沒人嘲笑你“異想天開”，因為創新正是異想天開的副產品。 久而久之，“規範”被創新的火花淹沒，“考核”的分數化作學術的熱情。
制度之外的文化密碼 有人說：美國贏在體制。其實不盡然。體制只是外殼，真正的動力在於文化。
西海岸的精神，與東岸迥然不同。東岸講傳統、講血統，常帶一份紳士氣；而加州，是逃離者的烏托邦。從淘金者、嬉皮士到硅谷創業者，每一代人都在挑戰舊秩序。 這種精神或文化，滲入到了學術，教育和創新企業等許多領域。 與舊大陸和東部相比，這裡有創新的空氣和土壤。沒人在乎你顯赫的家族，也沒有人真的在意你耀眼的學歷和履歷，或來自哪一個厲害國。大家在陽光下自由翱翔，這是西部開拓者精神的前沿。 科學家不是“體制人”，而是“探索者”；教授不靠“資歷”，而憑“思想的鋒利”。在這樣的文化氛圍里，獎項自然成為副產品，而不是目的。 英國，日本和以色列的啟示 英國開創了現代教育和科技的潮流，她的劍橋和牛津大學均排在諾貝爾獎獲得數目的前列。不過她們的趨勢如同美國的東海岸，原因有類似也有不同的因素，不再展開。 日本屬於東亞儒家文化圈的國家，和東方大國比較一下，一定讓許多人不舒服。二戰後在美軍的占領下，看起來是多麼的不自由。不過她的護照自由度引領全球，獲得諾貝爾獎也時有所聞，今年的2025又出現一個，羨慕死了小紅書上的留言者。 有人拼命告訴你，日本是美國的xx， 有何不好呢？現今的日本受到了世界的尊重，而此地也成為東方大國移民的首選國。看來聰明的國人很多，那些大話套話，或政治術語都是說給別人聽的。 再看以色列。這個彈丸之地，按人均算獲得諾貝爾獎的比例應該是世界第一。也許有人會馬上想到猶太人的聰明。大慨很難否認這樣的認知，誰又能證實他們不是上帝揀選的子民呢？ 或許有人認為以色列是個宗教規條嚴厲的國家。但在猶太社會和家庭，兒童從小即被訓練成為俱有獨立思考精神，敢於挑戰權威和傳統的正常人格。這或許是猶太人聰明及人才輩出的真正答案。 在獲得諾貝爾獎的統計名單上，也有許多中小國家，這讓那些東方大國們情何以堪？ 中國夢的幻想 評價大學的標準有許多選項。但作為評估教育，科研和創新的硬指標，獲得諾貝爾獎的數目無疑是相對客觀的指標之一。 文章可以發表很多，博士教授也可成批製造，模仿也可成批叫賣，新聞更可以天天報喜，但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原創成果推出才是大學獲得榮譽的硬核產品。 在東方大國，如果獲得了諾貝爾獎，無疑是“盛世，厲害，崛起，東升西降。。。”等的絕佳註解，甚至可以歸咎為組織和領袖的偉大。 與足球一樣，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體辦大事神話，在諾貝爾獎的議題上，多年來大大打臉，讓許多人食寢難安。 有人解讀為全是西方的偏見，為何不自己搞個XX獎，奪得厲害的“話語權”？ 諾貝爾獎成了東方大國數十年的魔咒之一。 相對於伯克利或加州理工等的簡樸土氣，東方的一些名校，高樓林立，制度森嚴，大門巍峨高聳。 這裡，科研會議成了匯報會，成果變成“指標”，討論則小心翼翼。年輕學者最怕的不是失敗，而是“不合格”。於是大家都在合格的範圍內勤奮地重複，抄襲甚至偷竊。 東方的學術與權力的邊界常常模糊。論文數量成了政績，評審會議成了交易場。
於是我們看到，一邊是加州的實驗室在凌晨燈火通明，一邊是某地的科研團隊在為“獲獎”設計路線圖。 有人做研究，有人做劇本。還有更多的人的心思在揣測上意，討人歡心，讓擦鞋和奉承文化流行。能發表在名刊物上的作者們，署名和貢獻大多是遊戲的潛規則所驅使。 極權體制之下，層層壓榨，年輕人僅剩的好奇心和原始創新衝動，很早就被消磨殆盡。 在美國，一個學生可以公開否定導師的理論，而導師可能會笑着說：“很好，那你證明給我看。”美國老師大多不會顯示自己什麼都知道。不知道時會直接說：“不知道”。 而在中國，一個學生若在課堂上質疑老師，可能會被提醒：“注意態度。”中國老師大多不會讓學生感覺自已有不知道的問題，寧可信口胡說，也難以忍受學生去質疑自己的知識和能力。 新時代下也有例外，學生可質疑或舉報同學或老師，那是與政治口號不和諧的時候。 中國的學生和家長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加努力和勤奮，均知道上名校，找權威。但大多不肯在學生的自由意志上，有半點鬆懈，因為分數和牌子才是最要緊的。 加州大學頻繁獲獎，其實是一種文明信號。它顯示了社會對思想自由的信任。而當一個社會只獎勵“安全的正確答案”，就不可能誕生“危險的天才”。 歷史的迴響 中國是個重視教育，尊重知識的古國。但中國的傳統文化不鼓勵或反對“出格”，及不守“X道”。任何創新或新奇的事物，都沒有老祖宗的辮子好看。只是到了近代，才稍有改觀，但也多注重外面的皮毛和華麗的擺設。 人類的好奇和探索意志是刻在DNA里的，中國人也不會有例外。統治者經過幾千年的細心研究和碰撞，總結出了大量規範民眾的傳統規條，如擦鞋文化，三德子文化或狗崽子文化等等，窒息了中國人與生俱有的心靈自由意志。 從49年開始，中國的讀書人或文化人，就在苦海里掙扎。你必須承認，今日社會的權勢，金錢和地位等的權重，遠高過孔孟之道的說教。後者只是掩飾品，主義思想的宣傳才是王道。因此全中國有數百個馬列學院，數千個黨校。它們訓練的是聽話的，絕對服從的，已安裝好固定程序的機器人，而非創造機器的工程師。 從讀書無用論，到追求毛思想和現今的習思想。中間僅有30多年的緩衝期，幸運的是走出了一批有獨立思想的人。而且大多在海外，成為了各個領域的開拓者。這說明，創新不是x個群體的智商問題。 而如今大範圍消除互聯網的痕跡，封網禁言，大腦黨化，程序化及一體化再次成了潮流。這一群被公認或自認最聰明的人，又想被統一在“最聰明”的領袖大腦的意志之下。 這是互聯網時代以來，一個正在上演的人間奇葩。 中美差異：思想與信任的斷層 科學不是邏輯體制的產物，而是文化氣候的延伸。信任、包容、懷疑——這三者構成了創新的三角。缺一不可。 加州大學的榮耀，也有另一面。自由的代價是孤獨，思想的代價是被誤解。許多獲獎者晚年並不富有，他們甚至被自己的機構邊緣化。 但他們留下的，卻是文明的火種。這種火種，不屬於國家，也不屬於政權。它屬於那些願意在夜裡點燈、獨自思考的人。 諾貝爾獎不是終點，而是一面鏡子。它折射出一個文明對思想的敬意，也照出另一種文明的焦慮。 當我們羨慕加州大學的榮耀時，更應反思： 為什麼有的課堂里沒有自由爭論的空氣？
為什麼科研必須先“服從”？
為什麼每一次“創新大會”，都以“表彰先進”收場？ 也許，真正的差距，不在實驗室，而在心靈深處。 加州大學不是天堂。其它處所見的弊端，這裡全有。甚至很長時間面臨着自由出軌的考驗，過頭DEI虛假口號的滲透也常見於報端。但主體的自由文化占了上風，常識和理智在這裡始終是主流意識。 當陽光再次照在伯克利山丘的晨霧上，年輕的學者推開實驗室的門，他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得獎，但他確信—— 自由的代價
沒有思想自由的空氣和土壤，錯把心靈探求當成顯擺厲害的欲望或貪念，到頭來只能是鏡中花，水中月。無論大陸社交媒體如何炒作加州大學或諾貝爾獎，卻幾乎無人敢涉及獲獎的根本內在因素。當說話的自由成為奢侈品或違禁品的時候，這個社會必將為人類文明所拋棄，奢談創新或發展，無疑是痴人說夢話。 順從心靈里的自由，還是抓奪牢籠里的大獎，這不僅是個人的選擇，也是民族興衰的分水嶺。 
後記：加州，美國的經濟繁榮發達的根源---自由創新的土壤 2025 年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通常稱為諾貝爾經濟學獎）主題可以總結如下： 一、獎項授予及核心主題 獎項授予了三位經濟學者：Joel Mokyr（美／荷裔），以及 Philippe Aghion 與 Peter Howitt，後兩位共同獲獎。 授獎理由為：“解釋了由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 (“for having explained innovation-driven economic growth”)。 具體來說，Mokyr 因 “識別通過技術進步實現持續增長的必要條件”（“for having identified the prerequisites for sustained growth through technological progress”）獲得一半獎項；Aghion 與 Howitt 因 “持續增長通過‘創造性破壞’的理論”（“the theory of sustained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共同分享另一半。
二、主題解析：創新、技術進步與創造性破壞 從以上可看出，今年獎項的關鍵詞包括：創新（innovation）、技術進步（technological progress）、持續增長（sustained growth）、以及 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以下幾點可供理解： 1.技術進步作為增長引擎
Mokyr 的研究聚焦於：為何在過去兩個世紀中，全球經濟首次實現了“持續增長”（而不僅僅是周期性波動）？他指出技術進步不僅是“外生”因素，而是有其內在機制、制度環境及知識積累作為前提。 2.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理論的再闡釋
Aghion 與 Howitt 基於 Joseph Schumpeter 的“創造性破壞”概念，發展了新增長理論：經濟增長不是單純沿用舊生產方式，而是通過舊事物被新事物替代、舊結構被新結構破壞後重建，從而產生新的增長動力。 3.制度、文化、開放性與創新生態
雖然主題聚焦“創新”，但研究提醒我們，創新並非自動發生：需要合適的制度環境、研發投入、市場競爭、知識流動、以及開放的經濟文化。比如，Mokyr 提出“可用知識（useful knowledge）”“機械能力（mechanical competence）”“有助於技術進步的制度（institutions conducive to technological progress）”三者是技術進步持續發生的前提。 三、為何在當下尤為重要 四、與以往主題的銜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