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長的年代是書籍極端貧乏的文革時代。除了毛和他有關的政治書籍,幾乎所有的出版物, 也包括中共建國後的印刷品, 均屬於“大毒草”讀物。今天的人很難想像，毛的焚書坑儒的廣泛性，嚴酷性和持久性。如果被人發現禁書， 即與毛無關的, 輕的懲罰為批鬥, 重的會被抓去, 遊街示眾都有可能。這在大城市，軍隊，高等院校等地，做的非常徹底。連《星火燎原》，《烈火金剛》，《紅岩》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這樣的左派革命讀物，在十年浩劫里，也是非法印刷品，遭到收繳和焚毀。為毛個人崇拜的造勢努力,在他臨死前,達到了瘋狂的巔峰。

慶幸的是我家裡有個書架,擺在明處的均是“合法”應景的文革書籍。我能在不太費力的努力下,背誦其中的小冊子。自己也不明白為何能如此, 並意外地成為學校背誦的“標兵”。面對這些東西, 我沒有什麼興趣, 並有天然的牴觸情緒,但直覺告知不能說出來。有時候,我會撕掉這些書的中間紙張,用來疊紙牌玩遊戲。還被同學抓住過一次, 因為紙張內發現毛的語錄。老師接到報告 後, 沒有“上綱上線”,不了了之了。

有一天, 我突然發現家裡書架整排書的背後, 還有一些隱藏的書籍。我至今還能記住它們的名字: 《敵後武工隊》, 《水滸傳》等。那時候的小學也“停課鬧革命”, 學校無課可上, 數周待在家裡是常事。每當停課無大人在家的時候, 我會抽出這些書, 慢慢翻看。後來發現,我的父母並不會干涉我偷讀“毒草”書籍。 膽子也越來越大, 許多書翻破了, 也從未受到父母的責難。至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我至少已經讀了五遍水滸傳。此後其它三大名著也都讀過了, 但我並不能領會其中的許多內容, 尤其是對詩詞等,常常感到頭疼和不解。那些跳來跳去人物之間的關係,也常常讓我這個小學生抓瞎。

有一天無意之中, 看到父母和隔壁的叔叔——緊張地傳遞幾本書。後來在床底下,發現了三冊《紅樓夢》。一看名字, 便知道是“大毒草”, 後來旁敲側擊從同學口裡得知,這是當年的禁書。很快我和幾個同學建立了禁書交換關係, 也開始搶着看父母交換的書籍。私下保留的圖書都是好書,內容五花八門: 印象較深的包括蘇俄的翻譯書,馬克吐溫的小說集, 《李自成》, 《洪波曲》,《神秘島》, 溥儀的《我的前半生》，等等。當然文革寫作旗手的書《艷陽天》，《金光大道》等也讀過, 隨便翻翻便知道，它是御用作家的應景產物。有一些問題無數次划過大腦,例如為何那個所謂“文化”大“革命”年代出不了能引起共鳴的大書籍? 而人們私下卻熱衷傳遞那些被批判的“大毒草”? 沒人願意回答這些問題, 也沒人敢去問觸碰自己的生死線。

由於水滸傳里人物簡單, 故事情節相對獨立, 比我啃讀三國或紅樓夢,要容易多了。 這些書都是繁體字印刷的,這樣的閱讀豐富了詞彙量, 促進了漢語的熟練使用,讓我在“複課鬧革命”後,中文的作文成績始終保持在全班的前列。那個時候的作文, 大多數與政治有關。幸運的是, 我中學的幾任語文老師, 都是民國或50年代畢業的知名大學高材生, 他們對我的成長付出了許多勞苦。他們在政治高壓下, 小心翼翼地堅守着他們的職業道德。他們批改的作文, 至今仍讓我記憶猶新, 難以忘卻。

因為讀過古典書籍, 使我很早即對歷史感興趣。我開始接觸司馬遷的《史記》是在小學五年級, 在親戚家發現了這本線裝書。文革前後的政治詞彙越來越狹窄和“革命“化, 但我的作文常常是老師拿出來的範例。讓許多同學和我自己一直迷惑不解。現在看來,受到老師好評的主要原因是, 我的作文不大守規矩,裡面摻雜了大量不合適宜或海外的詞彙, 而自己當時並未察覺或體會到, 老師也不明說。大慨在上中學後, 我即有規律地收聽海外中文節目,他們的詞彙表達讓我感到舒適,文雅和有理性, 反而對新潮的“革命”詞彙, 報有戒心和謹慎的態度。但在特定的場合, 我也會熟練地應用那些文革術語, 這對後來各種運動里的免於被折騰和順利高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我上中學後即開始了嚴酷的外語學習, 先是俄語後是英語, 例如珍寶島事件後,常學的俄語詞彙是“繳槍不殺”等, 迄今已忘的乾乾淨淨。父母不願意我去學俄語當炮灰, 很快將我轉到南方上學, 開始學習英語。 並在學習中漸漸了解了西方的基督教文化, 也開始收聽海外的英語教學節目。這在當時“讀書無用論”的環境下,是個明顯的異類行為,也存在一定的風險。在文革後期,學習外語是為了反帝反修輸出世界革命,那時候的英語詞彙也帶有明顯的文革特徵。今天聽起來, 會讓人捧腹大笑。但無論如何, 我已經進入了ABC世界。

我去鄉下的時候, 已經接近文革的末期。經過林彪的“913事件”後, 人心渙散, “國民經濟已經進入到了崩潰的邊緣”, 這是後來官方的定義。甚少有文化和有理智的人, 再把毛當成偶像來崇拜, 他死前推出的各類運動和口號已經流於形式, 沒有多少人再當回事兒。我的下鄉行李里, 除了一個帶有短波的收音機, 簡單的英文讀物，另外就是一些文革前的書籍, 如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等。我當然知道, 他的觀點帶有明顯的馬列烙印。即便如此, 也是文革當局的禁書。那個時候在大城市, 短波節目受到干擾台雜音故意騷擾, 如同現在的防火牆。被抓住可入獄兩年或判死刑(聚眾或外傳信息) 。但在鄉下, 如常常微調短波頻道, 即可收聽到清晰的美蘇韓台港等處的中文廣播。我常常把聽到的信息和黨報的新聞互比對照, 知道天快亮了。而鄉下農民對收音機非常好奇, 幾乎沒有人有“收聽敵台”的慨念,或如城市裡的舉報文化。

由於在大江南北轉學了數次, 並一直是班級內外語文寫作的“尖子”,這給了我極大的寫作信心。我的數理化成績不錯, 但沒有太大的熱心去鑽研課外的東西。由於文革而喪失了繼續學習的機會, 心裡的失落感時常會湧現出來, 家裡人看見了只能嘆氣。下鄉後在煤油等下,我仍然醉心於寫作, 留下了數本當時的日記。

在各種政治運動的氣氛下，各地需要出版配合形勢的大字報專欄, 不停地應付上面的檢查。公社有200多位全國各地來的知青，我被點名出來趕任務。不用打草稿，照着上面精神,用毛筆大字迅速地組合成各類宣傳板塊。後來成為公社內獨家包攬的活兒, 嚴格地說，這是一份可糊口的工作，人人羨慕但又難上手，可以不必烈日或寒風下耕作而為溫飽憂愁了。但為生存掙扎的鄉民們, 根本沒有人會對這些宣傳感興趣, 也不明白運動的意義。我從電台里, 早已知道所有這些運動遊戲, 不過是為了繼承或搶奪毛式家族江山的封建內鬥而已。笑看江湖, 是我那個時期心情的寫照。

1977年恢復的高考,是我第一次認識到文學夢的接近和人生的重要選擇。我的志願是文科,任何與歷史和文學有關的學科都是我的首要興趣。其實這個閃念僅存在了非常短的時間。父母和所有家人都不支持,當然我自己也知道理想和現實的差距。在當年的中國,作家是最沒有骨頭的一群人。他們的寫作僅是為了混口飯吃,或能生存下去。我已經隱約的感覺到,從事文科必須有自由思考, 創作和發揮的空間和能激發人性共鳴的社會環境。而我母親說, 像我這種類型的人如是她的年紀, 不會活過反右時期。如我想知道更多的事情,可以業餘追求。所以我最終報考了理工科, 成為全公社文革後,唯一一個憑高考進入本科院校的77級學生。

我在日記里, 記述了這個極左時期的許多讓人難以理解的現象。中國社會的愚昧,落後,欺騙,虛假,特權,狡詐和沒有人性的殘酷事實, 無疑與共產教育和社會主義制度有關。我相信其它社會制度也有類似的問題, 但這個沒有約束的社會制度和封建文化加重加速了人性的腐敗墮落。讓我想像不到的是, 進入八十年代後, 整個社會突然大為改觀, 文學讀物和出版業百花齊放, 我的職業失落感開始出現了。為了專業,我的自修中心很快轉向了英語, 此後的三十多年, 主要是用英語寫作科學論文或書籍。中文閱讀成為我的業餘愛好了。

一個偶然的機會, 我認識來自上海的彭恩華先生。他是學文科的, 與我這個理工生一見如故,常常徹夜長談, 此後一直保持密切的通訊。他童年的經歷與追求文學夢的努力和我產生了共鳴。實際上,他的童年和我一樣, 沒有經過多少正規的中小學教育, 挖過八年溝壕,但他自學和掌握了多門外語, 成為改開早期知名的文學翻譯和評論家。80年代, 彭先生翻譯和引進了多本世界名著。不知是否包括習近平聲稱在梁家河看過的那些經典作品。此後他赴猶他州讀書，又在加州大學獲得比較文學博士，並再次返回猶他大學執教, 直到去世。

彭恩華先生後來成為享譽世界的文學翻譯家和評論家。他的不朽工作，促成誕生了中國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先生。我為老朋友的一生努力， 感到欣慰和高興。

彭先生讓我再次思考我的母語文化背景,中國文化的演變和批判, 以及中西文化的對比和衝突。他是最早“西藏協會”的成員, 對港澳台等問題都有獨到的見解。如果用大陸今天的定義, 他是個典型的右派。但他引進我認識的許多大陸文化界人士, 卻是文革期間知名的大左派, 這讓我看到了他的開放情懷和包容之心。彭先生坦率,正直, 他直言不諱地說, 我是在他的文學領域之外結交的,能談的深入的極少數理工科人士, 並有許多誠懇的評價。 我當然以此為傲, 並回答他: 我當不了作家,養不活自己,最多是個電腦鍵盤前的坐家。

網絡的出現和文字信息的迅速傳播, 讓動手寫作的功夫漸漸失去了傳統的市場。除了給父母寫信外, 最後我的生活里已經極少使用中文。當電話普及後, 人們更不需要動筆了。有一次母親與我談心,感嘆到: 你已經完全成為了兩個人, 不像小時候。現在錯字連天, 字體混亂, 看的我好費勁兒。聽後思考了許久,我打算重拾中文, 但最大的困難是文字的電腦輸入, 家人全部出動幫忙解圍, 解答我的拼音錯誤。至少用了三年時間, 我才能獨立的應用電腦, 不過卻成為名符其實的坐家了。由於眼睛開始老花, 專注力退化明顯, 錯字難免,但仍能維持大體的文章思路和格式。

我很快遇到了封網禁言大潮。大慨從2012年開始, 大陸網絡開始禁閉某些字的應用, 這反而激發了我的寫作熱情, 也讓我認識到了網絡文化的短平快效應, 傳統的長篇大作已經不適合大部分的年輕人。而與名利無關的用筆名寫作, 坐家比作家更容易達到心靈上的自由,並有可能與讀者達成精神上的共鳴,這是網絡時代的新趨勢。但同樣會遇到匿名人士的糾纏, 甚至謾罵等無理取鬧行為。平常心待之, 反而加深了對人性的了解和批判,這就是坐家相比作家的益處。刪除拉黑, 比當年的紙上對戰, 省心省力也省時間, 何樂而不為? 如果對方果真是作家或坐家, 自然有寫作和思辨的能力, 而不會去撒潑耍無賴。

人工智能 (AI)近年的出現, 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據說Chat-GPT已經可以幫助寫作了, 我也試着追趕新科技。但我總覺得AI是天下文章一大抄, 沒有獨特或深刻的思辨功夫, 一切取決於輸入的信息量多寡。也許, 我的觀點是錯的,總有那麼一天,AI會趕上人的大腦, 我等豈不是連坐家都當不成了嗎?

有一天, 我又突然發現人工智能也可成為評論家。那麼Chat-GPT是如何評價我的拙文的? 上網一搜, AI列出的多項評判標準: "觀點鮮明，敢於表達, 文化深度,學術背景,理性思辨，分析深入, 文筆簡潔，易於理解, 風格多樣，涉及廣泛,反思傳統與現代的衝突, 情感真摯，貼近生活, 有時帶有批判性, 爭議性與批評......" 結果是天天不同, 但大體還是一致的。非常接近我的中學老師們和彭先生的評價, 沒有什麼可值得驕傲或沮喪的。但至少我的文學夢,Chat-GPT是承認的, 這多少給了我一些安慰。

顯然,目前AI的思辨能力依然有限。如果Chat-GPT真能區分坐家的真諦, 就不會出現那麼多張冠李戴的笑話了。願以本文澄清Chat-GPT的不實描述, 並祝讀者們聖誕愉快, 2025新年康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