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元月我接到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妈妈通过同事，打听到了一些在北京的朋友。她拿出一张纸对我说：你去北京后，有两个人可以去拜访。第一是王力阿姨，50年代初她是我在省妇联工作时的领导，后来她调到黔阳地区（今怀化市）做妇联主任，亲自向上级要求让我跟她一起去。她也曾经是你生父的领导，对我们很好，而且是她极力撮合我和你生父的婚姻。第二个是陈桂平阿姨，我和她当年在晃县（新晃县，与芷江毗邻）在一起工作过，一起下乡，同吃同住同劳动。人很好，后来与丈夫李叔叔一起调去援藏，在那里俩人都得了心脏病，现在病退在北京。

我在《父亲的脊梁，妈妈的眼泪》，和《妈妈的童话》两本书中讲述过与王力阿姨见面的情况，这里就不展开了。此书在Amazon上有，有兴趣的可以去看。

到了北大，我一直很忙，没有时间去看陈桂平阿姨。可能到了六月份比较暖和的时候才去见她。我按照地址，从北大出发，倒了几次公共汽车，找到了陈桂平阿姨的家。那是北京南边一个小胡同深处的一个小四合院，是很老的城区。进到院子里，中间有一个大约只有三个乒乓球台面积的天井，有一棵胳膊粗的小树，树边有一个水龙头，是大家共用的水源。院里还有另外两户人家，好像都很忙，不是关着门就是上了锁，很少见到人。

陈姨家住在进门左手边的两间房，后面有一间厨房。和王力阿姨一家有一个独立的大四合院，条件差了很多。但他们的房间收拾的很干净整洁，采光很好，非常温馨。

陈桂平阿姨与先生李叔叔（名字忘记了）见到我很高兴，李叔叔当年也在黔阳工作，也认识我妈妈和生父，都算是黔阳地区的同事。他们都是河北人，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当时叫参加革命，随着部队南下到了湖南，然后就留在黔阳工作。他们和我妈妈年龄差不多，当年都是四十七八岁。陈姨不胖不瘦，中等个头，端庄恬静，和蔼可亲。李叔叔稍显清瘦，白面书生的样子。

见面坐下后，他们问起我妈妈的继父的情况，我说了我知道的一切。他们一起回忆起当年在黔阳工作的往事，陈姨说当年她与我妈妈一起下乡，一起住在老乡家，在一张床上睡觉，一口锅里吃饭，情同手足。当年还有土匪，工作还有危险。和我妈妈朝夕相处，都是小知识分子，无话不谈，很投缘，一起度过了一段难忘青春岁月。他们还提起很多我不知道的叔叔阿姨们，对于我生父，他们也知道。生父被打右派，后来饿死在农场的事应该是他们离开黔阳去西藏以后发生的。他们是后来听说，感叹世态炎凉，人生难料。觉得我能考上北大，可以告慰生父在天之灵。

陈姨说起刚到黔阳，天天吃白花花的大米，很高兴。因为当年在河北很难吃上大米，天天吃的是玉米高粱米。但很快发现，食用油很少，吃很多大米饭仍然感到很饿，觉的很奇怪。心想，我在河北也没有什么油，但似乎没有这么饿。后来想清楚了，因为玉米里面就含有油，所以可以榨玉米油，玉米吃得多，食用油少也问题不大。但大米不含油，没有食用油身体就欠缺油，所以容易饿。

他们当时已经病休。两人当年在黔阳工作几年后被抽调去援藏，在西藏工作了多年。但两人都不适应高纬度的环境，长期的高山反应引起了心脏病，只好病休离开西藏。最初他们想回湖南，但他们的工作关系已经不在湖南了，找不到愿意接受的单位。工作关系在西藏，但西藏他们又不能呆，只好先回了河北老家。后来是作为西藏驻京人员，得以在北京安排居住，上了北京户口，但工资仍然是西藏发。

大概是西藏给他们带来了太多的不愉快，他们从未在我面前提起过他们在西藏的经历，我不知道他们在西藏哪里，做什么，做了多久。总之，青春年华在西藏度过，却落下一身病。

他们有三个孩子。老大李建，比我大一两岁；老二，李华，比我小一两岁；老三是女儿，记不得叫什么了。应该是孩子跟他们在西藏生活，或者至少生活过一段，那里的教育水平可想而知。虽然孩子读书的时候是文革，学校也不教。但还是有1972-73年的教育回潮，内地学校那两年还是抓了教育质量，我就是得益于当时老师认真教课学到了一点东西。但西藏合格的老师很少，怎么抓也不可能比内地好。所以三个孩子肯定被耽误了，当时都没有上大学。

李建好像出生在黔阳，下过乡，喜欢读书，见多识广，有社会阅历，我们比较有话谈。李华，和最小的妹妹则没有下乡，经历不同，没有什么话说。当时李建，李华都已有工作，但没有自己的住房，所以仍然与父母住在一起。

陈阿姨，李叔叔对我很好，每次都做好吃的招待我。加上和李建谈得来，所以头两年我去他们家还比较多，一个学期一般有一次，有时有两次。第二年（1979年）暑假我没有回家，有一次去陈桂平阿姨家，因为比较晚了，回北大要很长时间，他们就留我在住了一晚。北京的夏天常常很闷热，但他们家的四合院很凉爽，没有空调却一点也不感到热。早晨起来，到院子中间的水龙头前洗漱。另外一家有人也出来洗漱，大家都很客气，很谦让。

他们家前面的胡同很小，是老北京的那种胡同，两边都是老四合院。名字也很传神，但我记不清了，好像是叫“猫耳洞胡同”，表示很小的胡同。胡同确实很小，而且也很短。胡同两边四合院的墙，都很有年头了，让你感觉的它们历史的沉积。胡同口夏天总有卖冰棍的老太太，操一口北京片子慢悠悠地叫着：“奶油冰棍，一毛钱一根了！“，一股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

李建后来好像考上了电大，边工作边读书。后两年我比较忙，基本上没有去看他们，直到毕业前去过一次，作为告别。

1991年春我到北京办留美签证，抽空去了陈桂平阿姨家。那天正好陈姨与李叔叔不在，路上碰上李建，寒暄了几句。他对我说，他正在联系去澳大利亚，应该不久就可以成行，我忘记他是去留学还是去做别的。

从第一次见到陈桂平阿姨，四十五年过去了，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6/11/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