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爸爸有两件总是随身带的小宝贝。第一就是《新华字典》，和《成语小词典》，不但自己经常翻看，还在我出发做知青之前，专门在我的行李中塞进了这两本小字典。第二就是一个长手电筒，银色的金属外壳，长约一尺五，装六节一号电池，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圆镜子，晚上像个小探照灯，能照十几米远。 文革初我们住在七里桥的木油坡，在被废弃的芷江机场东边，原来是飞虎队和美国空军的驻地，当时成了芷江师范的校址。作为校长的爸爸已经被打倒，红卫兵开了好几次批斗会后，但他家庭出生中农，本人1948年就是加入了地下党，后来考入湘西军政大学，与罗盛教是同期的同学，历史上没有任何问题。到师范主持工作才两年时间，学生根本不了解他，找不到什么“罪行”，就让他靠边站了。 除了每周要去参加政治学习，他基本没有事干。因为妈妈当时还在县妇联，住在县政府，我们偶然会去城里看她。她当时只有一间房，一张床，我们去了也就是吃一个饭就回木油坡。冬天吃了晚饭走，天就黑下来了。 七里桥的意思就是离县城七里路，其中飞机场就有三里。废弃的芷江机场当时北边的芷江气象站还在工作，是原来机场指挥塔改建的。 
当年的气象站（原机场指挥塔，飞虎队纪念馆就建在它的后面） 气象站每天傍晚七点准时发气象气球，即使文革，也没有间断。有十几个人，住在后面的简易宿舍。后来我们一起下到水宽做知青的赵勇的父母就在气象台工作，一家住在气象台。不过我们当时不熟，所以没有去过他家。 除了这个小气球台，飞机场和四周没有人烟。白天附近的农民会把牛羊赶到飞机坪吃草，天上白云蓝天，地上牛羊漫步，仿佛是蒙古草原。晚上则空无一人，没有灯火，万籁俱寂。没有月亮的时候，周边都是黑乎乎的，只有西边的天上有点亮，那是被两三里开外的芷江城里的灯光照亮的。 如果下雨天和没有月亮的时候，我们穿过飞机场，四周漆黑一片，不是看见前面有一个个黑夜站立在路边，那是当年修机场遗弃下来的大石碾，大约一米五的直径，一米五的宽度，零零散散地散落在机场，远远望去很难分清是人影还是石碾。 快到木油坡时，有几个飞机窝，就是过去停放飞机的地方。为了防止敌机发现，飞机窝都是在地势低的地方，三面是坡，有自然的坡，也有有人工堆的坡。坡上种树，即使有月亮，走近飞机窝仍然是阴森森的。飞机窝经常枪毙人，更让人毛骨悚然。每次一走进飞机窝，我总是提心吊胆，怕鬼也怕人，只能紧紧地抓住爸爸的手。 
爸爸一手牵着我，一手拿着那支长手电，但不论多黑，却从不打开手电照路，我们就这样抹黑走路。他告诉我，晚上走路不能打开手电，因为你打开手电后，你就在明处，坏人在暗处，老远就看见了你，而你看不见他，这就很危险。不开手电，我们在暗处，坏人看不清我们。等到坏人走近了，我们对准他的眼睛，突然打开手电，他就看不清了，这样我们就占据主动。长手电比一般手电亮，更加让坏人晃眼，乘他看不见的时候，还可以拿手电筒打他。 不过，在我们住木油坡的三年时间里，多次晚上穿过飞机场，但从来没有碰见过坏人。俗话说：“夜路走多了总会碰到鬼“，但我们没有碰到鬼。爸爸的那套战术从来没有在实战中运用过。 1967年8月20日，吃了晚饭，学校很多人，大多数家长和小孩，像往常那里约好一起去一里路左右的潕水河边散步，因为河边凉快。离潕水河约六七十米就是湘黔公路，它与潕水河平行，从长沙一直到贵阳，是当时连接湖南与贵州的交通大动脉，即使文革各行各业的生产受到巨大影响，仍然还是有不少汽车来来往往。 我们大人小孩十几个人，走到公路边，准备越过公路时，发现三辆解放牌卡车，极速从我们的左手边（东边）开过来，车顶上架有机枪，卡车上是全副武装的红卫兵模样的人。他们从我们面前飞驰而过，向芷江方向驶去。 当过兵（国民党部队）的食堂甘师傅说了声：“不好，要出事”。他过了马路不久就抱着儿子（一岁多）回家了，其他家长也心神不宁，结果不到十分钟，我们就都回家了。 九点钟左右有些人从芷江城跑过来，很紧张地说：从安江来的“湘江风雷”等造反派组织, 也有说是从辰溪来的红卫兵开车到芷江（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三辆解放牌卡车上的人），在芷江汽车站被芷江的一些群众阻拦，他们先是向天鸣枪，然后有人向人群射击，打死一个人（不记得是不是还有人受伤）。他们冲破阻拦进城后冲击了县委，县政府，县武装部，把县里的领导都抓了。 城里的民众很多吓得出城躲避，包括当时住在县政府的妈妈，但他们大多去了离城里十几里的艾头坪公社，大概觉得七里桥离城还是太近了。 不时有人来，带来新的消息，有些很吓人。木油坡有人也开始逃离，五大三粗，正值壮年的甘师傅也丢下妻儿跑了。爸爸没有跑，也没有露出惊慌失措的样子。 夜深了，我不敢睡。爸爸穿上黑衣服，一手拿着柴刀，一手拿长手电，照样不打开。房里没有开灯，很闷热。他让我上床睡觉，隔着蚊帐告诉我：我就在附近，不要怕。如果有造反派来，问你：爸爸妈妈哪里去了？就说：不知道。 他在屋外走动，有时进屋看看。我当时没有觉得怎么害怕，有点麻木。不敢睡，但撑到后半夜，累了，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起床，因为甘师傅跑了，食堂没有人做饭。住在芷江城南门口外负责烧水的王师傅照常来上班，他家离打死人的南门口只有三百米，他只知道出事了，但什么事不知道，既不关心，也不害怕，早晨还赶来烧水。听说甘师傅跑了，他口里边埋冤甘师傅的胆小，边到厨房给大家做饭菜。 大家仍然焦急，因为不知道造反派是不是会来木油坡，实在是太近了，开车十分钟就可以到，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三天。不断有人离开，学校稀稀拉拉就剩十几个人了。爸爸仍然每晚拿着长手电和柴刀在家周围巡逻，但下半夜还是回家睡觉了。 第四天一大早，爸爸对我说：乐维，你去一趟城里，看看那帮造反派走了没有。你是小孩，他们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他给我一块钱，一斤肉票，说你顺便买一斤肉回来。 我领命后立刻出发。穿过飞机坪后，从东门口进城，然后就问人：造反派在哪里？他们告诉我：造反派就在县政府，县委门口。县政府就是妈妈工作的地方，我熟门熟路地从东门口沿着东街走到钟鼓楼，右转上北街，走到北街尽头，快到县政府，县委门口，县大礼堂门口的大坪时，老远看见很多人围着一个大圈，走近一看圈里面是一些年轻人，男女都有，穿着军装，背着枪。有的在说话，有的在走动。三辆解放牌卡车停在路边，周围的群众有胆大的，偶然也与造反派搭讪几句。有一个我身边的人问一个身背长枪的女造反派：“你们要走了吗？”，带点学生模样，长相漂亮的女造反派笑笑，没有否认。半小时后，他们都上了车，照样在所有车顶驾上机枪，满满三卡车人，往南门口开去了（南门口是当年进出城的唯一通道）。 围观人群中有人说：“终于走了”，然后大家慢慢地散了。 我感觉饿了，去附近一家餐馆买了一碗肉丝面吃了，记得是两毛一分钱。好久没有吃肉丝面了，觉得很好吃，主要是太久没有吃到肉了。然后去西街菜市场计划肉供应点，买了一斤肉，七毛四。我提着肉，心情很放松，觉得完成了一件大事，慢慢悠悠地走回了木油坡。我告诉爸爸：造反派已经走了，我亲眼看见他们走的。 爸爸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木油坡的所有人：“造反派走了，乐维亲眼看见的”。大家的心终于放下了。第二天，甘师傅回来了，其他离开的人也回来了，妈妈也来了。他们在外面也非常艰辛，很多人挤在一间房，几天不能洗澡，连吃饭都常常吃不上，还被当地的领导当成盲流。大家好像劫后余生，仍然心有余悸。 后来我们搬回了城里，因为城里有路灯，而且街边都是住家，长手电的作用不大了。爸爸的长手电只是偶然用一下，绝大多数时间安静地呆在书架上。 过了很多年以后，爸爸曾经多次提起这件事，言语之间，流露出他对我当时的表现很满意。
后记 大概1980年暑假回家，我去怀化玩，看到一张刑事判决布告，上面一个被判死刑的罪犯，其罪行是：1967年8月在芷江无辜枪杀一名抗议群众。就是他的这一枪，夺走了被害人的性命，也让多少芷江人当年陷入恐慌。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十三年以后，他终于没有逃脱法律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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