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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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雖然又保了我，但我不能每天都見上他一面。他此時不需要我的醫療服務，我每天同衛生員小李和護士背著藥箱到車間和工人宿舍巡回醫療，每隔幾天才向毛匯報一次。文化大革命雖然仍在進行中，但是從廠內來看，正如毛同我說的︰“什麼文化大革命，人們還不是照舊結婚、生孩子。文化大革命離他們遠行很哪。”

    文化大革命對我來就似乎也變行很遙遠。許多人對文化大革命不敢表示出厭煩，可是顯然在淡漠下來。但是一些大城市內，兩派之間武鬥不停，而且規模越來越大，甚至動用了機關槍和大炮。對這些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依然在不停地進行著。如果中央不插手干預，武鬥將無止無休。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一天汪東興給我打來電話，要我立刻到游泳池去看毛。毛牙痛要我去看看。

    回一組後，反而有種陌生感。一組完全變了樣。汪在他的南樓辦公室三樓給我整理了一間臥室。我原來在一組的值班室那排房子，毛遠新全用作他的臥室和辦公室。毛的隨身工作人員全調換了。徐秘書、服務員小周、警衛員和護士長吳旭君全部被毛派去到二七機車車輛廠參加軍事管制工作。

    身著軍服的八三四一部隊仍在室內游泳池周圍保衛毛的安全。但最令我驚訝的是，毛身邊的女友更多了。我不熟悉那些服務員和警衛，但我看得出來那批新人都很崇拜毛，就像我剛替毛工作時一樣。我猜想舊的人和我一樣遭到幻減的痛苦——跟毛越久，越無法尊敬毛。只有不斷調換身邊的人，毛才能保證他會永遠受到愛戴。

    我替毛檢查口腔。因為長年不刷牙，牙垢很厚，牙齒上似乎長了一層綠苔。沒有辦法判斷是什麼問題。

    我說︰“我不懂牙科，是不是請一位牙科醫生看看。”

    毛說︰“你給看看就算了，不必再找別的醫生來了。”

    我想，我不懂牙科，馬馬虎虎治療，豈不是笑話，何況盲目治療有害無利。我又講︰“牙科是一門專科，不懂的人，可能治壞。”

    毛不置可否，我退了出去。我走進南樓汪的辦公室，他在等我的消息。我將毛的話告訴他。汪說︰“自叢江青一心想將你打成反革命以後，這可是主席第一次找你看病。身邊的人全換了，把你又叫來，你要用心搞好。江青還沒有罷手。”他讓我到三樓給我準備的房間去休息。

    我走到三樓，突然看到吳旭君。原來江青下命令將吳從二七廠調到釣魚臺。江青知道吳旭君和我共事多年，一直逼吳旭君寫揭發信或簽已寫好的文件，證明我想毒害江青。吳堅不肯簽，江青說他包庇壞人，要審查他在什麼問題。吳去找汪東興，汪讓吳搬回南樓。在這種情形下，還能夠不顧自己而仗義執言的人，可是太少了。我十分感謝吳。

    第二天我同吳一起去游泳池見毛。毛見到吳很奇怪，問吳怎麼從二七廠回來了。吳將這些經過告訴了毛，說︰“現在我也到了反革命的邊緣。”

    毛大笑說︰“好，我這裡專收反革命分子。你們兩個反革命就在我這裡吧。”隨後毛以說︰“大夫你不要管江青的事了，讓她自己另外找醫生。護士也讓她自己去找。”

    我問毛，我如果踫到江怎麼辦。毛說︰“遠遠的見到她，避開就是了。”這點我沒有聽毛的。此後即使對面相遇，江青視若不見，但我並沒有躲避。

    北京醫院當時仍然很亂。院內分成兩派，院長和黨委書記都被打倒，還沒有被打倒，還沒有領導接管。我請任何一派的牙科醫生，都會表示我——以及毛——是支持那一派的。我也不曉得該支持誰。因此我從上海華東醫院調來一位牙科醫生。

    我一再向毛推薦上海來的這位醫生，最後光火了。他對我吼說︰“我不同意讓這位醫生看。你一再要他看，你這是強加於我。怪不得江青要整你一下。”我心裡很不服氣，我想︰你說我強加於你，可上你是你勉強讓我做不是本行的事，還不是強加於我。

    我只好一方面請教牙科醫生，一方面翻看牙周病教科書給毛治療。毛的牙床一直在惡化。我能做的只有叫他用消毒水漱口，將表麵食物殘渣清理乾淨，在感染患抹藥。一個月以後，癥狀就好多了。

    毛的病痛不只是生理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一九六九年四月準備召開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即九大）。此時中央內部矛盾已經完全表面化。一九五六年“八大”所提出的綱領到此時仍未被官方扭轉——支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崇拜，毛思想不再是中國的領導意識形態，並批評毛的“冒進”。這些綱領長久以來都是毛的緊箍咒，而念咒語的人就是劉少奇和鄧小平。

    這十三年來，毛一直想取掉這個緊箍，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他這一努力的後果。在籌備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對毛的個人崇拜已是登峰造極。人人胸前佩戴著毛的像章，手中持著紅皮的毛的語錄本，背誦毛的語錄——甚至在店裡買樣東西，也要互相背上一段。中國人每天都要在毛像前鞠躬，“早請示、晚匯報”。上下班時，大家都背誦一段毛語錄。毛主席的思想早已超越意識形態，而成為宗教經文。

    “大冒進”？毛的大躍進創下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死亡人數。據估計至少有二千五百萬到二千萬人餓死（有人估計高達四千三百萬人）。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國社會大混亂，摧殘生靈，拆散家庭、友誼，中國社會的基本聯繫蕩然無存。

    國家主席劉少奇不但在文革初被批鬥，一九六八年十月開除黨籍，還遭到極不人道的虐待。一九六九年四月，我並不知道劉被“關押”在哪裡，也不敢問。後來在“九大”結束後許久，我才知道劉在一九六九年十月被押往開封關閉，重病纏身，到十一月去世前，都沒有得到醫療。

    鄧小平也被流放到外地。政治局黨委只有毛、林彪和周恩來沒事，其餘的都被打倒或“靠邊站”。省委被撤銷，軍隊領導的革委會接管省政日常事務。八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會已大部分被打倒。

    一九六九年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扭轉了十三年來八大制定的綱領，毛成為最高領導，毛澤東思想成為指導中國革命的唯一的意識形態。會中選出新的中共中央委員會，再從委員會中選出政治局黨委。毛的意志透過九大黨章成為官方意識形態，但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尚未正式宣告結束。

    我給毛治療牙周病時，黨內已開始在籌備召開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分成兩大派。一派是中央文革小組，另一派是林彪和他的親信。周恩來則跨在中間，兩面調和。為了什麼人進入中共的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兩派爭奪相當激烈。

    毛尚未表示意見。

    我看得出周恩來頗為苦惱。周從未和我議論過政治，但有天夜裡我在南樓遇見周，周關上門問我毛對人事安排上講了些什麼話。我說︰“他沒有多講，只說人事安排交給文革小組和文革踫頭會辦。”文革小組成員全在踫頭會裡，因此江青在踫頭會裡正是權傾一時。先前圍剿周的事也是江青放的第一把火，我覺得我有必要警告周，江居心難測。

    我告訴周︰“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江青的打擊目標就是你。江青提出‘文化大革命就是新文革和舊政府的矛盾’，這是舊政府的還不是你。江青他們鼓動全外交系統反你，主席說‘五一六’是反革命組織，要文革召開萬人大會說明，不能反你。江青他們幾個人到游泳池外間休息室商量說，用不著開不麼大的會，找個幾十名代表來談談就可以了。這不是明顯還要搞下去。”

    周嘆了口氣說“我對江青仁至以盡。一九四五年我在重慶，江青要看牙齒，我特地飛回延安將她接來。她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六年到蘇聯治病，還不是我給安排的。”

    周又說︰“你的這些話同別的什麼人講過。”我告訴他，除了對汪講過以外，沒有對別人說過。周說︰“那好。記住，不要同任何別人講。”

    周恩來對毛處處小心謹慎，唯恐不合毛的意圖。林彪有一次當著汪東興面批評周“像個老當差的，不管誰當了領導，周都會唯唯喏喏，畢恭畢敬，唯命是從”。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見紅衛兵，因人數有百五十多萬，已不可能在天安門廣場檢閱。周恩來提出，讓紅衛兵分別排在天安門前東西貫北京的長安大街，和向北郊去的二環路上。毛則乘敞篷吉普車巡行檢閱。

    為了說明行車路線，周帶了一張北京市大地圖來到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將地圖在地毯上攤開，跪在地圖前，為毛指點方向。毛站在地圖旁，一面吸紙煙，一面聽著周的解說。

    我站在旁邊，心裡很不是滋味。以堂堂一國的總理，怎麼能舉止像個奴僕一樣呢？毛的態度帶著一嘲諷，似乎在享受著這一切。毛的專制極權在毛與周的君臣關係上表露無遺。毛一方面要求周的忠心，事事按毛的意旨辦，因此周也才能保住地位，另一方面又因為周過於忠心，毛完全沒有將周放在眼裡，毛不認為周有撮取權力的野心，所以周能夠被打而不倒。

    周對江青也是唯唯喏喏。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的江蘇廳開會。江青來了，要找周。從延安時期就給周任衛士和衛士長的成元功迎了上去。成請江青先休息一下。江青勃然大怒說︰“你成元功是總理的一隻狗，對我是一隻狼。馬上給我抓起來。”

    這事給汪東興處理。汪堅決不肯逮捕成元功。汪就可以調動成的工作。鄧穎超代表周告訴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說明我們沒有私心。”汪仍未同意。後來汪同我說︰“成元功跟他們一輩子。他們為了保自已，可以將成元功拋出去。”後來成元功去中央辦公廳所屬的五七幹校下放勞動。

    汪東興是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鬥爭中的關鍵人物。在江、林爭權里，汪支持林彪。一來因為痛恨江青，二來毛仍因汪隨同劉少奇去印度尼西亞而疑惑未消。九大召開之前，汪被提名為政治局委員。周與汪平日走得也很近，周起初也支持汪的提名，說凡是參加踫頭會的人都是政治局委員。

    會議期間，汪東興突然發作十二指腸潰瘍大出血。周要我和吳旭君一起去向毛報告，因為生病的嚴重情況，只有醫生才說得清楚。

    當我說到出血很多，比較危險的時候，周說了一句︰“汪東興是個好同志。”接著唏噓起來。我同吳旭君很難過，也哭了。可是我發現毛一句話也不說，臉上表情木然，似乎無動於衷。

    冷場一會後，毛說︰“有病就照醫生的辦法治。別的有什麼辦法？”

    我們走後，毛告訴護士劉說，這三個簡直如喪考妣，直是奇怪。我們三個一哭，毛懷疑周、汪、吳及我四人是不是在搞派系。

    我將毛說的“如喪考妣”的話告訴了汪。汪說，不怕，我們都是為毛做事情，又沒有為別人幹事。接著汪說︰“你不要以為周總理可靠，他這個人是見風倒。周來看這我，說江青、康生不同意我當政治局委員，他們讓周總理來說服我。周還真叫我表示態度不當政治局委員。你看他這個人真是見風使舵。”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共召開了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兩派最後被迫達成妥協。會上汪東興由黃永勝出面支持，被選上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林發表政治報告，並被官方欽定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毛澤東思想自“九大”後，成為中國的“指導綱領”。

    林彪的兒子林立果，也步步高升。會議結束後不久，林立果升任為空軍作戰部副部長，並被刻意吹捧成“中國革命的第三代當然領袖”，毛的一位女友丈夫在空軍司令部工作，他將林立果的一些演講記錄經這位女人交給毛看。林立果在空軍的盛名僅次於林彪。空軍內一再宣揚要無限效忠於林彪和林立果。

    九大後，我的心情更加壓抑。毛要轉“八大”路線的目標終於實現。“九大”是毛十三年來，進行政治鬥爭的結果。百分之八十的前中央委員會委員被撤職——他們都是我最敬重的黨代表——新委員大多是江青或林彪的黨羽。我認識的很少了。中國在他們的領導下前途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