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城裡騎車的美國女漢子2

安芃

1937年11月22日，離南京陷落還有三個星期。這一天，十幾名留在南京的外國人湊在一起開了個會，會上決定成立一個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在南京城裡劃出一個安全區，在安全區里建立幾個難民營，看顧戰後無家可歸的難民。會上選舉德國人約翰·拉貝為主席，全面負責安全區的建立和營運。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員在安全區總部門前合影

正是這十幾名外國人做出的這個決定，以後挽救了十多萬中國人的生命。正如後來美國大使館的一名汽車司機對魏特琳說的：“使中國人免遭徹底毀滅的惟一原因，就是南京有為數不多的十幾位外國人。”否則，到1938年，南京城裡的中國人大概已經完全滅絕了。

這裡再補充一句，我們應當記住，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成員分別來自丹麥，德國，英國和美國。

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建立的安全區的範圍，東面：以中山路為界，從新街口沿中山路至山西路交叉路口；北面：從山西路交叉路口直線向西至西康路；西面：從上面提到的北線向南至漢口路中段再往東南劃直線，直至上海路與漢中路交叉路口；南面：從漢中路與上海路交叉路口起，至新街口起點止。熟悉南京的人都知道，這個區域，正好是南京文化教育中心區域，現在南京的幾所著名大學，南京大學，南京師範大學，河海大學，南京醫科大學等，都在這個區域裡。而當時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也正好在這個區域裡。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也成為國際安全區內的一個難民營或者稱為一個安全區，由於當時院長吳貽芳女士前往武漢籌建新校，魏特琳自然成為這個安全區的總負責人。然而即使吳貽芳在又能怎樣？在那個時候，如果你長了一張東亞臉孔，本事再大也不頂用。這個安全區，還就得魏特琳這樣的女漢子來負責。

魏特琳與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安全區的工作人員合影

前來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安全區尋求保護的婦女和兒童，最多的時候超過一萬人。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魏特琳的麻煩隨即開始了。

12月16日，日本兵衝進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安全區，並在校園內架起六挺機槍，強行在安全區內搜查中國士兵。日本兵抓住了幾位工友，硬說他們是士兵，要強行帶走。面對日本兵的刺刀，魏特琳從容淡定，毫無懼色，與日本兵據理力爭，指認幾位都是學校的工友，不是士兵，硬是把幾位工友從日本兵的魔掌中救了下來。

也虧得是魏特琳這樣的女漢子，要是換了別人，沒準早就被日本兵的刺刀和機槍嚇得尿了褲子，早就躲到牆角落裡哭去了。

就從這一天開始，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魏特琳每天的工作就是奔波於出現日本兵的大門口，小門，南山，宿舍以及校園的任何地方，阻止企圖闖進校園的日本兵或者救援即將被日本兵強行帶走的校工和婦女，就連吃飯也不斷被慌忙趕來報告情況的人打斷：“華小姐，三個日本兵進了科學樓……”，“華小姐，兩個日本兵到了中央樓……”。

魏特琳已經五十出頭了，這樣的奔波非常艱辛，不僅體力上已接近極限，而且還經常受到日本兵的謾罵訓斥，甚至遭到日本兵的毆打。

12月17日，這一天一整天，魏特琳都在校園各處奔忙。好容易到吃晚飯時，又有人來報告，校園裡有許多日本兵正向宿舍走去。魏特琳馬上中斷晚餐趕過去應付，看見兩個日本兵在中央樓前推門，堅持要求把門打開。魏特琳告訴他們沒有鑰匙，一個日本兵說：“這裡有中國士兵，日本的敵人。”魏特琳堅持說：“沒有士兵。”一名日本兵惱了，狠狠地打了魏特琳一記耳光。

這一記耳光，魏特琳永遠也不會忘記。在後來的日子裡，她把12月17日這一天稱為“可怕的12月17日的紀念日”。儘管魏特琳是個傳教士，儘管基督教要求基督徒在別人打你的左臉時，你要把右臉也迎上去讓他打，但魏特琳畢竟還是人，而且是個女人，也有女性敏感的羞恥心。但我覺得，這一耳光，絕不是魏特琳的恥辱，而是日本人的恥辱。苦難，只能增添魏特琳的榮光。

就這樣，魏特琳差不多全憑着一個人的力量在保護着先後前來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安全區內尋求保護的一萬多名婦女和兒童。如果沒有魏特琳，這個安全區簡直形同虛設。如果沒有魏特琳，不知有多罪惡，多少殺戮會在這個所謂安全區內發生。有了魏特琳，這個安全區的安全二字才名副其實。安全區內的中國人都稱魏特琳為“活菩薩”，我想魏特琳當之無愧。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安全區內的難民兒童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安全區內的難民兒童

魏特琳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安全區竭盡了全力，但她仍然對自己的工作不滿意。她在日記中寫道：“我們這裡的損失還比較輕，如果我同時可以去四個地方的話，這些損失甚至還可以避免。因此，我們這兒發生的搶劫完全應該怪我，因為我的動作太慢。”

然而，她實在已經精疲力盡了，她已經堅持不了多久了。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