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城里骑车的美国女汉子2

安芃

1937年11月22日，离南京陷落还有三个星期。这一天，十几名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凑在一起开了个会，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南京城里划出一个安全区，在安全区里建立几个难民营，看顾战后无家可归的难民。会上选举德国人约翰·拉贝为主席，全面负责安全区的建立和营运。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在安全区总部门前合影

正是这十几名外国人做出的这个决定，以后挽救了十多万中国人的生命。正如后来美国大使馆的一名汽车司机对魏特琳说的：“使中国人免遭彻底毁灭的惟一原因，就是南京有为数不多的十几位外国人。”否则，到1938年，南京城里的中国人大概已经完全灭绝了。

这里再补充一句，我们应当记住，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分别来自丹麦，德国，英国和美国。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建立的安全区的范围，东面：以中山路为界，从新街口沿中山路至山西路交叉路口；北面：从山西路交叉路口直线向西至西康路；西面：从上面提到的北线向南至汉口路中段再往东南划直线，直至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南面：从汉中路与上海路交叉路口起，至新街口起点止。熟悉南京的人都知道，这个区域，正好是南京文化教育中心区域，现在南京的几所著名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医科大学等，都在这个区域里。而当时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正好在这个区域里。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成为国际安全区内的一个难民营或者称为一个安全区，由于当时院长吴贻芳女士前往武汉筹建新校，魏特琳自然成为这个安全区的总负责人。然而即使吴贻芳在又能怎样？在那个时候，如果你长了一张东亚脸孔，本事再大也不顶用。这个安全区，还就得魏特琳这样的女汉子来负责。

魏特琳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安全区的工作人员合影

前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安全区寻求保护的妇女和儿童，最多的时候超过一万人。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魏特琳的麻烦随即开始了。

12月16日，日本兵冲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安全区，并在校园内架起六挺机枪，强行在安全区内搜查中国士兵。日本兵抓住了几位工友，硬说他们是士兵，要强行带走。面对日本兵的刺刀，魏特琳从容淡定，毫无惧色，与日本兵据理力争，指认几位都是学校的工友，不是士兵，硬是把几位工友从日本兵的魔掌中救了下来。

也亏得是魏特琳这样的女汉子，要是换了别人，没准早就被日本兵的刺刀和机枪吓得尿了裤子，早就躲到墙角落里哭去了。

就从这一天开始，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魏特琳每天的工作就是奔波于出现日本兵的大门口，小门，南山，宿舍以及校园的任何地方，阻止企图闯进校园的日本兵或者救援即将被日本兵强行带走的校工和妇女，就连吃饭也不断被慌忙赶来报告情况的人打断：“华小姐，三个日本兵进了科学楼……”，“华小姐，两个日本兵到了中央楼……”。

魏特琳已经五十出头了，这样的奔波非常艰辛，不仅体力上已接近极限，而且还经常受到日本兵的谩骂训斥，甚至遭到日本兵的殴打。

12月17日，这一天一整天，魏特琳都在校园各处奔忙。好容易到吃晚饭时，又有人来报告，校园里有许多日本兵正向宿舍走去。魏特琳马上中断晚餐赶过去应付，看见两个日本兵在中央楼前推门，坚持要求把门打开。魏特琳告诉他们没有钥匙，一个日本兵说：“这里有中国士兵，日本的敌人。”魏特琳坚持说：“没有士兵。”一名日本兵恼了，狠狠地打了魏特琳一记耳光。

这一记耳光，魏特琳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后来的日子里，她把12月17日这一天称为“可怕的12月17日的纪念日”。尽管魏特琳是个传教士，尽管基督教要求基督徒在别人打你的左脸时，你要把右脸也迎上去让他打，但魏特琳毕竟还是人，而且是个女人，也有女性敏感的羞耻心。但我觉得，这一耳光，绝不是魏特琳的耻辱，而是日本人的耻辱。苦难，只能增添魏特琳的荣光。

就这样，魏特琳差不多全凭着一个人的力量在保护着先后前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安全区内寻求保护的一万多名妇女和儿童。如果没有魏特琳，这个安全区简直形同虚设。如果没有魏特琳，不知有多罪恶，多少杀戮会在这个所谓安全区内发生。有了魏特琳，这个安全区的安全二字才名副其实。安全区内的中国人都称魏特琳为“活菩萨”，我想魏特琳当之无愧。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安全区内的难民儿童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安全区内的难民儿童

魏特琳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安全区竭尽了全力，但她仍然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这里的损失还比较轻，如果我同时可以去四个地方的话，这些损失甚至还可以避免。因此，我们这儿发生的抢劫完全应该怪我，因为我的动作太慢。”

然而，她实在已经精疲力尽了，她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