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子城21—奇观: 广场发钱，来者有份

安芃

最早有组织进入长沙城开展救援工作的，是田汉率领的演剧队。

田汉，何许人也？

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你可以有理由不知道蒋伟人，毛伟人，周伟人这些大人物，但是你却没有理由不知道田汉，因为田汉是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

田汉，湖南长沙人，抗战初期在当时名气很大的由周恩来周伟人直接领导，由中共文坛盟主郭沫若任厅长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担任第五处处长，负责抗战的文艺宣传工作。那时正值国共合作的蜜月时期，在国民政府的许多机关组织内，共产党人相当的活跃。

田汉

文夕大火时，田汉正好带着他的演剧队在家乡进行抗敌宣传。

11月17日，也就是文夕大火的第五天，田汉率领他的演剧队进入长沙城，并立即参加了火灾救援工作。他们进城时，大火尚未完全熄灭，他们进城之后的第一件事是扑灭了皇仓坪（今五一广场附近）的一处余火，保全了四百多石谷子。

我没能考证出皇仓坪的这处余火是否为文夕大火的最后一处余火，我们姑且就把这处余火当作文夕大火的最后一处余火吧，即便如此，从11月13日凌晨两点开始的大火也燃烧了超过整整五天五夜，最早也至11月17日才完全熄灭。

11月17日，蒋伟人到大火后的长沙市区视察回到寓所后，除了下令逮捕审判大火的有关责任人以外，还下令紧急拨款50万元，救济被难灾民。

在党国领袖蒋伟人的领导下，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军队，社会团体，外国援华组织以及社会上工农商学各色人等共同参加，由十年的宿敌国共两党以及其他党派联合协力共同展开的长沙灾后重建出乎意料地迅速，和平，顺利，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值得一提的混乱场面，这在当时那个多灾多难的年代，在一百多公里外就有日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个伟大的奇迹，正因为有这样的奇迹，中国才能够最终从那样的艰难困苦中挺过来，获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文夕大火之后，中共毛伟人随即在陕北的山沟沟里发表讲话：“要警惕有人借长沙大火事件攻击蒋委员长”。

11月17日，也就是蒋伟人视察市区的那一天，中共二号人物周恩来周伟人在长沙给首批进入长沙救援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的所属人员做了一个演讲，他在演讲中强调：“（长沙大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疯狂侵略所引起的。没有日本强盗的侵略，也不会有长沙大火，我们要把仇恨记在日本侵略者身上，要鼓舞人民振作起来，重建家园，稳定后方。”

国共两党在文夕大火问题上的精诚合作，使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内的投降派无机可乘，终于没有让文夕大火扩展成更大的民族灾难。

11月22日，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简称救济会）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革职留任的省主席张治中表示：这次大火造成意外损失，在省政府方面对人民惟有认罪恶，决心全力办好赈济，借赎前愆，希望在三星期至一个月内，将临时救济工作完成，务使赈款50万元的每一分钱，都用在灾民身上。

救济会是一个由国民党和共产党，长沙市县政府、省会各界、外国侨民等各方面人士近60人组成的班子，主要领导火后救济工作。主任由湖南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尹任先担任，副主任之一是长沙市市长席楚霖，另外还有一位副主任就是赫赫有名的田汉。

救济会商议后，决定给长沙每位市民发放救济款5元（约合大洋三块，那时候三块大洋差不多能买一百斤大米，不少了）。

当时，政府对城市的管理比较松散，没有有效的发放渠道（不象现在这样从上到下，政府管理一捅到底，即使最底层的市民社区也设立了高效率的街道办，居委会，当然还有严格的户籍制度，这就是已故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他的大历史观中反复强调的中共政权的功绩之一：在国家内部建立起了有效的数目化的管理机制），政府只能在市教育会坪(今教育街省农业厅大院)和协操坪(今东风体育场)两处公共场所进行设摊发钱。

发放救济款的消息传出后，灾民陆续回到长沙，近郊民众也闻风而至，扶老携幼地赶到长沙领取救济款。

这一天天刚亮，民众即从四面八方涌入发放地点，两个地点都是人山人海，十分拥挤，却又平和安定，秩序井然，没有发生任何混乱与伤亡事故。

救济款发放现场

救济款由田汉率领他的演剧队经手发放，也不分什么本地人外地人，也没有户口身份证暂住证之类可查，无论男女老幼，来者不拒，人人有份。领款后工作人员在领款人手上作一不易擦去的蓝色记号以免重复领取。

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小插曲，工作人员也发现有妇女借他人婴儿冒领救济款事，处理却相当的宽容，只是予以制止，并未过分追究。

此外，有几位军警人员财迷心窍，竟然换上便装混进人群中冒领救济款，两名宪兵，两名警察被执勤人员当场拿获。

当时，长沙市警察局因局长文重孚被处决，大量警员逃亡而被暂时撤销，现有警力被集中起来，和新开进长沙维持秩序的陆军宪兵十团一起履行警察职责，统称警察总队，由宪兵十团团长李成仁少将兼任总队队长。政府发放救济款时，由李成仁率部负责监督和维持秩序。

发现军警冒领救济款的第二天下午，李成仁总队长集合全队宪兵警察现场办公，当场下令将两名冒领救济款的宪兵执行枪决。接着，李成仁指着两名跪在地上的警察说：这两个人也应当枪毙，不过自己刚到警察总队不久，对他们教育不够，如果现在就把他们处决，那是不教而诛，这次就宽大处理。但今后如有违犯军纪法令的，决不宽货。

后来，这两名警察经关押教育后，被开除了。

李成仁李总队长并非黄埔门生，但他这种严惩自己手下士兵，却宽贷他人的做派，与黄埔老校长蒋伟人严惩自己的门生却宽贷张治中等人的做法如出一辙。

在多数中国人眼里，李成仁总队长大概可以算得上治军治警有方，但他对事情的处理却缺少起码的法理依据与基本的法律程序。

如果我们把李总队长的现场办公勉强算做一个简易法庭，那么在这个法庭内，原告，检察官，法官，律师，陪审员，甚至连法律本身，都由李总队长自己一人充任。所以，这几个人的生与死，全在李成仁总队长的一念之间，这种情形，基本算得上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在这种情形下，两位宪兵贪图区区五元钱，本算不得什么大罪，也谈不上能造成多大的社会危害，却因为李总队长一时的恼怒而丢了性命。

在中国，很少会有人追问：是谁给了李总队长这样生杀予夺的大权？为什么李总队长可以随意杀人而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与此相对照，几年以后，在欧洲战场上，美国的血胆英雄巴顿将军却因为打了某位怯懦的小兵一记耳光而惹来一身麻烦。

“人权”，“以人为本”之类的玩艺，决不仅仅是两声口号，几句大话而已，而应该是深深地沉淀在文化底蕴之内的东西。

李成仁，湖南邵阳人，国军陆军大学将官班乙级第四期毕业生。1949年12月9日，李成仁在四川雅安通电起义投向中共，后在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高研班学习。1953年，李成仁被冤杀，他自己最终也尝到了无法无天的恶果，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81年8月，冤案平反，李成仁恢复起义将领身份。

李成仁总队长借人头立威，且恩威并用，军警们有所忌惮，尚能公平执法，使发放救济款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此次广场设摊一共发放救济款50多万元，共十余万人次领取了救济款。我说十余万人次，是不排除有重复领取的人，但长沙市共有三十万常住人口，却只有十万余人次领取救济款，即便有重复领取的人，恐怕也不会太多。

政府的努力与宽容，民众的坚强与自律，是火后长沙能够顺利重建的最重要的原因。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