駝峰航線

劉小童

第五章 抗戰中的國民政府

　　血氣方剛的小伙子們駕駛老式戰機，在沒有保護、缺乏各種支援的情況下，與日軍英勇作戰、浴血藍天、捨身成仁的慘烈情景，他被深深打動了。當與委員長夫人會面時，宋美齡哽咽着對他說，日本正在屠殺我們的人民，正在屠殺我們的人民啊……（注一）夫人的淚水打動了陳納德，“考察農業”的他脫口而出道：“應該馬上組織空中力量對那些停泊在黃浦江中的日艦進行轟炸！”

　　時任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主任的蔣夫人和她的左右幕僚這時才發現，整個中國空軍軍官中竟然沒有一個人知道該如何計劃並組織這樣的轟炸，夫人明亮的眸子帶着期盼的目光轉向了眼前這位到中國“考察農業”的空軍專家。

　　那一刻，陳納德知道自己已經和這次轟炸分不開了。

　　那一刻，陳納德根本就沒想到自己的後半生竟然如此密切地和中國聯繫在一起。

　　按陳納德的計劃，中國空軍出動飛機對停泊在黃浦江中的日艦轟炸，僅僅炸傷炸毀幾條日艦並不能起到決定性作用，空中力量的失落註定了地面戰場的失利，國土的漸漸淪陷就是最好的證明。隨着陳納德參與中國空軍活動的增加，他已被宋美齡授予“少校”軍銜，正式的名稱是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顧問。陳納德1941年中提出建議：到美國購買一批性能優異的飛機，並在那裡招募飛行員。

　　當時，這是惟一可行的並且是一個相當不錯的辦法。

　　這個任務自然而然地也就落到了提建議的人身上。

　　羅斯福和他的“水龍帶”

　　回到美國的陳納德不敢做這樣的夢，此時，如果美國政府不干預，就是最大的支持。他非常清楚，在一個媒體不是“一邊倒”的國度，是沒有什麼可以隱瞞的。

　　還好，白宮已漸漸脫離了“孤立主義”，緣由是不列顛拼死抵抗納粹的狂轟濫炸和首相丘吉爾讓太多美國民眾為之動容的演講。

　　但多數人的目光只盯住了英國、盯住了歐洲。

　　已經看出希特勒稱霸歐洲和日本人要獨霸亞洲的端倪，肯定下一個目標就是美國，但國內的“反戰”浪潮一浪高過一浪，不愧是個偉人的羅斯福總統雖然心急如焚，但他惟一能做的，也只能是不停地穿行兩院、遊說國會，傾力幫助英國。

　　在1940年12月16日記者招待會上，總統這樣講道：設想我的鄰居失火，我家有一條澆花的水龍帶，要是讓鄰居借去接上水龍頭，就能幫他滅火。我怎麼辦呢，我不會在滅火之前就對他說，“老兄，這條管子我花了十五元，你得照價付錢。”那麼我怎麼辦呢？我要十五元，我要他在滅火之後再還我水龍帶，就是這樣。要是火滅了，水龍帶還是好好的，沒有損壞，那麼他會送還原物，連聲道謝。要是壞了，那就用實物償還就是了。”（注二）這就是後來聞名於世的“租借法案”的開始，也是足以改變世界的一次著名演講。

　　乞求通天之路

　　陳納德回美國買飛機、招募兵員正好是總統發表這次演說之前幾個月，美國國內靜觀東西方同時燃起戰爭之火的心態在悄悄起着變化。同情“弱者”，支持美國援助英國的人漸漸增加，除了華僑和極少一部分人密切注視遠東，人們大都關注歐洲戰場、關注英國的抵抗。畢竟，那裡是他們祖先的發源地。

　　在兩國交戰時期，到一個自認為保持“中立”的國家去招募空軍，勢必驚動政府和軍方，何況，還要買大量的軍用飛機！

　　很棘手。

　　招募的飛行員中，有滿腔熱血報效祖國的華僑，也有對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中國抱有深深同情的軍方退役人員，當然也不乏滿世界轉，哪裡有“熱鬧”就去哪裡的“江湖混子”和為打下一架日機可以掙500美金的“淘金者”。

　　中國空軍總司令王叔銘與陳納德同行，一切都在半公開的情況下“秘密”地做。

　　羅斯福默許。

　　國防部不干涉。

　　日本人不知道。

　　一切順利，不僅那些嗅覺靈敏、無孔不入的媒體記者毫無知曉，連活躍在美國的大量日本間諜都給蒙在鼓裡。從1940年10月到1941年7月，經過九個多月的艱辛歷程，陳納德、王叔銘終於把準備發送給英國的一批飛機搶先買下，並招募到一支二百多人的“僱傭軍”。

　　惟一的“紕漏”是，一百架P-40戰機隨船橫渡大洋時，由於浪濤洶湧，甲板起伏過大，一架戰機中途跌落“萬丈深淵”，以至運到緬甸時，只剩下九十九架。

　　這是一支完全是靠陳納德的感召力而來並由他“統率”的“雜牌軍”，在正統的軍人看來，他們全是狂放不羈、吊兒郎當和烏七八糟的混子組成的一堆垃圾，雖然中國官方已經給了一個正式的名稱：“美國航空志願隊”（AmericanVolunteerGroup簡稱A·V·G），並開具的“條件”是：擊落一架日本飛機支付500美金。

　　看來羅斯福總統不僅僅是要把“水龍帶”出借給鄰居，他還要讓“鄰居”到他家裡取水——在亞洲戰火有蔓延和擴大的趨勢下，經總統批准，幫助國民政府培訓飛行員！

　　一切也都是在秘密中進行。

　　波濤洶湧的太平洋上，柯立芝總統號（PresidentCoo-Lidge）徐徐駛離了馬尼拉港口，當年只有二十二歲的胡厚祥就在這艘遊輪上。

　　“結識”老人是在另一個老人的通訊錄上“偶然”看到他的名字和電話。在近六年的採訪中，除了找到後來在香港“中航”起義的回到大陸並且目前依然健在的寥寥數位老人外，其他的諸如中國空軍和“飛虎隊”隊員及後面涉及到的美國陸軍航空兵第二十航空隊隊員，在我的印象中，這些人要麼在地球另一面，要麼就在海峽那一邊。

　　當我“按圖索驥”地把電話打到廣東開平市的一個小鎮裡的時候，電話的那一端傳出一個痛快的聲音：“我是胡厚祥啊……”

　　一直想登門拜訪老人，但要把極其有限的費用用在“刀刃”上，只好等下去，等待最後同時在那個區域“再找到”一個老人的時機。於是，將近一年半時間對老人的採訪都是斷斷續續在電話中進行。

　　八十多歲的老人思維相當敏捷。

　　胡厚祥當年是第二批赴美學習飛行的中國軍人，1942年11月，在隊長賴名湯少校的帶領下，50人一律便裝，從昆明搭乘“中航”飛機，飛抵香港。此時的香港是日本特務在遠東最大的聚集地，為掩人耳目，這50人又分別從空中和海上轉至菲律賓馬尼拉港。

　　空中力量已基本喪失殆盡，日後反攻最終打垮日本人的未來空中力量的希望，就全部寄托在了一批又一批赴美接受培訓的熱血青年身上，國民政府高層對此極為重視。

　　在昆明出發時，委員長特地前來送別，除專門發布《告誡派赴美國受訓學生訓詞》外，還當場書寫“親愛互助、整齊嚴肅”，作為對即將跨海越洋的莘莘學子的勉勵。

　　老人說，上船後才發現，載重45000噸的柯立芝號簡直就是個龐然大物，從小還未見過這麼大的船（該船戰爭時期被改為航空母艦，後被日本潛艇擊沉，筆者），除了胡厚祥和戰友，船上多數是在東南亞有業務往來的商人和一些遊客。

　　最初的幾天裡，風和日麗，柯立芝號緩緩行走在一望無際的太平洋中。船上有游泳池和健身房，每天，胡厚祥和戰友們加緊鍛煉身體，學習英語。

　　船員和個別乘客都對這50名年輕人如此整齊劃一地出現在這裡感到非常好奇，連船長也幾次過來旁敲側擊地打探，都被大家顧左右而言他地搪塞過去。不過老人說，非常明顯地感覺到從船長到船員一直到其他旅客，對正在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國人民都抱有強烈的同情——每天晚上，船上放映電影時，都要先放映一段中國軍隊奮勇作戰的紀錄片，每每到這個時刻，觀眾中間響起熱烈的掌聲就是最好的證明！

　　一星期後，柯立芝號剛從英屬新幾內亞補給後再次駛上征途，收音機里就傳來了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消息，接着，美國對日宣戰，船上的氣氛驟然緊張！船長命令船上所有人員，每日進行一次防空演習。當柯立芝號離下一個補給地斐濟島只有50海里時，該島發來情報，日本潛艇正在攻擊。

　　柯立芝號急速轉向。

　　為防止日本潛艇偷襲，柯立芝號開始走出巨大的“之”字路線，太陽一會兒在左一會兒在右，船長宣布：全船進入戰備狀態！

　　美日開戰，中國赴美培訓空軍已無保密之必要，領隊賴名湯命令全體部下換穿制服，亮明身份——我們是中國軍人！

　　當朝霞再次灑向大海之時，50名中國小伙子身着中國空軍制服，邁着整齊的步伐精神抖擻地出現在甲板上，一時間，讓其他的人都驚呆了。在一起生活了這麼多天都看不出來，只是覺得他們都少言寡語，原來是中國空軍啊！

　　一片掌聲。

　　一些華僑都流出了淚水，連嘴裡叼着煙斗的船長都過來和大家握手：“很榮幸，你們在我的船上。哦……中國軍人，好！好！”

　　老人說，那場面，感人啊，讓你恨不能馬上升空作戰！（學成歸國後，在中美混合團期間，老人擊落過三架日本飛機。）

　　2002年，酷熱的夏季，記不清是過了幾個月沒和老人聯繫，當我再次撥通那個號碼後，傳來的卻是一個陌生並且低沉的聲音：“我是胡厚祥的長子，從台灣來，家父已於前天過世……”

　　哦，對了，老人是從台灣返回定居的，在電話中，他多次說，人老了，要葉落歸根、葉落歸根……都在外面漂一輩子了……

　　戰爭本身打的是經濟實力除了新疆和陝北，國內幾乎處處是戰場，昆明附近也只是相對“安靜”而已——日機隨時都來襲擾，關鍵是，巫家壩、自貢、蒙自、霑益……機場跑道都是泥土，經簡單的壓平，一到雨季就是讓人惱火的泥濘，P-40也無法起降。陳納德和他招募來的飛行和地面維護人員及一百架飛機，只能在緬甸仰光附近組裝和訓練，那裡是英屬，只需和英國人打個“招呼”即可。

　　飛機組裝好後就是不停地訓練飛行，陳納德一掃往日之陰霾，這是他在自己的國家無法享受到的心情——在大洋那面無人喝彩的他和他整日“兜售”的理論即將在一個遙遠而又陌生的地方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

　　雖然在飛機數量及性能等諸多方面與日本人此時擁有的“零式”戰鬥機相比，陳納德處於劣勢，但陳納德對馬上要發生的第一仗取勝還是充滿信心，他相信自己對即將發生的“空戰”思維是正確的，且又是切實可行的！既然國內空軍參謀部對他的論調不屑一顧，那就讓事實檢驗。

　　和羅斯福、蔣介石的心情相同，陳納德和他的“軍隊”也在“等”，等待一個狠揍日本人的時機。

　　“等待”期間，問題接踵而至——無論是一般的訓練還是日後的作戰，飛機只要離地三尺就要燒油，是必須進口的優質航空汽油。招募來的一百多名飛行員及相當數量的地勤保障人員要吃飯，飛行需要大量的航材和配件，還有彈藥、氧氣、飛行服、墨水、墨鏡、剃鬚刀片、藥品、複寫紙、打印機、卡車……，全部要從美國運來。

　　抗戰時，曾在美國聯絡組當翻譯的楊保煌老人說，那裝備，咱們沒法比。美國大兵光是軍服就數不清……什麼呢軍服、工作服、單夾克服、絨夾克服、大小衣及皮靴，雨天有專用雨衣、雨靴，叢林中有專用吊床，冬天有鴨絨睡袋。超過三個人獨立作業，只要條件允許（有路），必配一輛吉普車……

　　抗戰後期，王恭曾被派到關島接收美軍物資。老人說，上島後，看什麼都是眼花繚亂。當時關島是美軍設在太平洋上的一個補給基地，不說槍啊炮的，光是堆積如山的軍用毛毯，就有四五個足球場那麼多，那吉普車停的啊，把一個港口都快塞滿了，其他的東西更是不計其數，把肚子裡的饞蟲都看出來了，恨不得把這些東西都運回國，人都看傻了！一看那些東西啊就知道，日本人啊，打不贏！

　　張義聲從美國培訓後回國途中經停印度拉和爾（今巴基斯坦），老人說，拉和爾機場那裡原來是原始森林，沒有機場，戰爭開始後，是美軍現修的。由於樹木生長時間太久，根子用推土機都推不斷，地不平，沒辦法鋪設飛機跑道，美軍乾脆用船從美國本土運來一塊塊一米見方的鋼板。整條飛機跑道全是用鋼板鋪成。夜裡躺在宿舍，聽見飛機在鋼板跑道上起降時“哐哐”的撞擊聲，聲聲都是撞在心裡！

　　兩條氣若游絲的“小道”

　　東西再多、再好也是人家的，而且，都在“外面”，即使是給你，也得運送。戰爭，後勤補給歷來都是首要之首！

　　陳納德的飛機馬上要打仗。前線，地面部隊激戰正酣。國民政府每日的正常運作，一切一切，都需要龐大的保障供給。仗打得越大，軍需就要成倍數地增長，僅靠“中航”的運輸顯然就不夠了。況且，日本人告誡英國人：不許在這條航線上運輸軍用物資，在日本侵華戰爭中一直採取姑息政策的英國政府竟然同意。從1940年6月開始，在香港和重慶的航線上，只能有少量的當地紅十字會的醫療用品進入。

　　日本人就是要千方百計地絞殺、遏制，勒緊系在蔣介石、國民政府脖子上的繩索，而蔣介石、國民政府交通部，就是要殫精竭慮地開闢通道，保證對外聯絡通暢，緩解越勒越緊的鎖扣。

　　兩種運輸方式：戰爭打的是經濟實力。

　　北邊肯定是指望不上了，自從希特勒東進到斯大林格勒後，蘇聯自己都已自顧不暇，更談不上繼續幫助中國。通道依舊，但已經名存實亡。

　　萬幸，地面還有兩條“小道”——越南、緬甸。雖然運量不是很大，但起碼還能進來急需的汽油、槍彈……

　　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後，從外面進來的一部分物資只好繞道越南河內及海防，從那裡再到雲南的老街，至前線。

　　還有一條就是在崇山峻岭中蜿蜒千里、崎嶇不平的“滇緬公路”。

　　越南通道條件尚可，但轉接繁瑣，最高運量也就是在1940年創造的——每月10000噸。

　　全長1146公里的滇緬公路倒是“一路到底”，不需任何的轉運繁瑣手續，但路況極差，同時又缺乏必要的運輸車輛（當時國內連能駕駛車輛的司機都難以找到，以至於大部分駕駛員都是在境外招募的華僑），到了1940年，每月的最大運量也沒超過5000噸。

　　這等水準的後勤保障，別說“川軍”急赴前線時穿草鞋，就是在著名的“湘西會戰”中，抗日名將薛岳部隊的士兵兩個人甚至三個人用一支槍也不奇怪！

　　靠着這兩條“小道”，還能有東西運進，雖然如同涓涓溪流，但卻維繫前線戰事，維繫國民政府運作，維繫友邦的支持。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

　　誰都知道誰都懂得的事情，大規模作戰，依仗的是後勤保障，而依目前局勢，尤其是陸路越來越狹窄，空中運輸的重要性就日漸突出，每個“中航”人眼中，無論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都能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壞消息果然像從天而降的正點航班一樣，“按時”到達。

　　情報最先是從美國駐重慶總領館“間接”透露出來的。1940年6月，在一次周末聚會上，一曲結束後，趁着樂隊休息，總領事和邦德各自從侍者那裡取到一杯酒後，兩人互相對視一下，然後“不約而同”走到室外草坪旁的長廊上。

　　長廊盡頭，顯得心事重重的總領事停住腳步，他沉思了一下，眼睛斜向別處，似乎有些漫不經心：“……日本方面要求當局關閉通往內地的航線，並迫切希望眾多經此或在此停留的國民政府官員迅速離開那裡……他們還說，攻擊商業航班，是因為有可靠的消息證明有政府要員在飛機上，所以要當仁不讓地擊落！”

　　雖然和國民政府交通部和中方經理黃寶賢及好友在私下裡探討過航線被強行關閉後的舉措這類話題，但消息一經總領事嘴裡說出，外表無動於衷的邦德心中還是猛然沉了一下。他太清楚不過了，總領事口中說的那個“當局”就是香港英政府，關閉航線，那就是關閉“中航”目前惟一的對外通道。至於要求趕走“國民政府”人員，那倒與他這個“中航”副董事長毫無干係。

　　總領事又隨口問了邦德“中航”還有幾架飛機飛香港後，依舊是顯得心不在焉地說：“英國人告訴我，目前，這個消息不是正式的，但，是可靠的。”說完，他舉起手中的杯子，“邦，祝你和你的公司好運！”

　　領事返身而去。

　　邦德看着那個身影走進室內，一邊回味着剛聽到的話，一邊把目光移向了手中的杯子，若有所思。

　　杯中，一杯苦酒輕輕晃動。

　　其實，總領事還有一個“情報”並未“透露”給一個與政治沾不上邊的商業公司的董事長——日本政府逼迫香港英政府關閉內地通往香港航線並驅趕活動在那裡的國民政府官員，同時，還要英政府完全切斷滇緬公路！

　　總領事還有潛台詞沒有說出，那就是，在一個戰火紛飛的地域，尤其又是選擇了孱弱的一邊，若想靠幾架飛機折騰出錢，折騰出“黃金”，估計比夜間飛行都難！

　　和總領事對“中航”的前景“預測”不同，邦德卻認為“中航”未來的“前景”簡直妙不可言，一切都恰恰相反——沒錯，從“中航”成立沒幾年，就捲入了一場令人頭疼的戰事之中，而且，不僅是交戰國敵方使出渾身解數製造麻煩，連合作夥伴都時時發難，但他堅信，一切都是暫時的，戰爭不可能持續一百年，總會有終止那一天，麻煩也有消失那一刻，一切都會好起來，這塊土地有太多讓人熱血沸騰的地方，這麼大的區域，這麼遼闊的國土，無論是做什麼，想做不好都難！

　　還沒等英國方面對日本的要求做出明確答覆，6月22日，讖語不幸再次變為現實——在納粹的強大打擊下，法國政府投降。戰火燒在歐洲，遠在遠東的日本成了大贏家，法國維希政府同意日軍進占印度支那北部，這就等於出讓越南，河內與昆明相連的鐵路被迫關閉。

　　相比之下，英政府的表現要好得多，它拒絕關閉香港——南雄航線，如果僅看這一點，委員長和他的政府一定會舉杯相慶，感謝英國人竟會把日本的無理要求理直氣壯地頂回去。可惜，還沒說完——雖然沒有關閉空中聯絡航線，但英政府卻同意關閉滇緬公路六個月。

　　尋找通天之路

　　即使沒有總領事“漫不經心”通氣，即使沒有得知“消息”後的邦德在公司迅速與中方協商，蔣委員長和他的國民政府也已經意識到，災難隨時隨地會降臨，只是沒有想到會這麼快！

　　關閉航線，等於堵死“中航”的命脈，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奮起抗爭，“中航”公司中的中美雙方都知道“對抗的結局”，惟一能做的，是尋找一條新的航線，以便香港飛不成後，還可以出去。

　　這不僅是“中航”的思路，也是交通部和國民政府高層意圖，已經不單單是運送物資的問題，打不開航路，連政府要員出訪和國際間的互動都成了問題。

　　幾乎是邦德得到總領事傳遞來的消息同時，重慶國民政府也得到了情報，蔣委員長在得知即將被逼上絕路後，立即命令交通部不惜任何手段力保對外聯絡通暢。三天后，日本逼迫英政府關閉香港空中通道和滇緬公路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中航”總經理黃寶賢還未來得及與美方協商下一步計劃，交通部根據蔣委員長命令發給“中航”的密件已經到了。據後來看到過這封“密件”的老人講，函中就是責成黃寶賢組織力量，迅速開闢新航線。密令中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必須“飛出去”。

　　“歐亞航空公司”的飛機炸的炸、毀的毀，再加上“合作夥伴”又是對手的同盟國——此時正在歐洲肆虐橫行的納粹，幾乎完全陷於停頓狀態，整個擔子必須全部壓到中國航空公司身上！

　　日本人的逼迫、交通部的重壓讓往日裡和善可親的總經理也情緒激昂，在回復交通部的電函中，黃寶賢猶如即將帶領士兵開赴前線的將軍立下軍令狀：開闢新航線是吾及“中航”之己任！

　　邦德也要開闢“新航線”，但與“中航”總經理不太一樣，他沒有任何豪言壯語，目的也不太一樣，他要發展壯大“中航”。“泛美”總部派他來中國，要的是利潤。到了這種緊要關頭，他還是對“未來”的“中航”充滿信心！正如一個在撒哈拉沙漠中問路的美國人得知離大海還有800公里時，馬上欣喜若狂地喊道，好大的一片海灘！

　　此時，邦德就是站在沙漠中的那個美國人，面臨絕境，面對山窮水盡的“中航”，他的腦海中還是一幅“美好藍圖”。

　　中美雙方出發點不同，但目標一致。

　　另外，雙方政府高層間的溝通作用也不可小覷，蔣介石委派已改任外交部長的宋子文為駐美全權代表就是最好的證明。

　　研究新航線、研究向哪飛用了將近半年時間，按戰時要求，這個時間長了一些。

　　但仔細一想，也是可以理解的。天空雖遼闊，但不能隨心所欲，經邦德、黃寶賢及“中航”高層管理機構多次探討，一致認為，未來的新航線要符合以下四個要求：一、兩端（重慶、昆明能否守得住已經是問題了）的基地必須設在海港、河港或鐵路終點站。

　　二、從另一端飛往中國的距離應在飛機最大航程之內，而且必須適合經濟運作。

　　三、基地必須是比較安全的，以防日機攻擊。

　　四、公司運作必須得到當地許可。(注三)

　　調配飛行員

　　此時，夏普、倫納德、艾利森、麥克唐納……都在最黑的夜晚、最壞的天氣里拼命地飛香港——南雄往返航線，看來，只有選擇那個倒霉蛋吳士。報務員好配，但副駕駛……本來“海軍上將”是不應該停下來，但黃寶賢當仁不讓地堅持“新航線”一定要選一位中國人，那就只有陳文寬！

　　這是中國政府絕對“控股”的航空公司，新航線的考察和開闢也理所當然地要有中國人參與，這也是“國家主權”，是“榮譽”！

　　事關國家“主權與形象”，平日裡平和謙讓、一直與夏普和睦相處的黃寶賢，在選派飛行員上與頂頭上司據理力爭、絲毫不讓。

　　理由也是如此充分！

　　除陳文寬外，“中航”又增加了三位由中國人擔當的正駕駛：黃官悅、譚歡在、陳鴻恩，雖然都可以獨立飛行，但與那些資深機長相比，邦德還是有些不放心，去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還是保險係數越大越好。

　　“民主”方式，相互妥協，雙方都退讓一步，機長（正駕駛）吳士，副駕駛由中國機長擔綱。

　　陳文寬一直駕駛水上飛機，技術好，又是從美國歸來，口語好，便於正副駕駛員之間溝通。

　　選擇正駕駛吳士還有一個重要“理由”——他曾兩次遭遇日機，既能在陸上迫降又能“落”在水面，不折不扣的“海陸空”大全，可謂“臨戰經驗”豐富。這次開闢新航線所要飛經的區域都是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誰知道是否會遇上日本戰鬥機！

　　按照上述四點，此次飛行應在中國、印度、緬甸三國交界這麼一個地域，應該是DC-3飛機所能達到的最大航程。

　　大致劃分一個飛行區域，沒有航圖，沒有氣象預報，所經山系沒有任何標高，只能是靠目視看着前面飛，所經地區大部分是人跡罕至，談不上什麼地面指揮。

　　飛哪算哪！

　　國內段計劃是從重慶——昆明，然後飛至緬甸臘戊。

　　重慶珊瑚壩機場。清晨，天空中剛剛放出一點光亮，地勤人員就開始圍着一架DC-3忙碌，做起飛前的最後準備工作。一切幾乎都是按着事先擬訂好的程序進行，只是機組成員和隨行人員上有點變動——陳文寬和他的“海軍上將”有緊急飛行任務，沒能來。恰好夏普前一天從香港飛回，於是臨時把他調來。機長仍是吳士，報務員祖羅（Joe·Loh）。本來原定是黃寶賢跟機，飛機都快起飛了，不知是什麼原因（後來得知是突然生病），黃寶賢沒能按時出現在現場，就在艙門關閉那一刻，邦德跳了上去，他成了這次沒有“飛行編號”的航班、重慶——昆明——臘戊航段中惟一一名“乘客”。

　　1941年11月20日下午，DC-3從巫家壩機場騰空而起，夏普、吳士、祖羅和“中航”副董事長威廉·蘭霍恩·邦德，隨同飛機一同駛入了茫茫雲海。在他們的前面，是一片布滿陰霾的未知的天空！

　　懵懂的一次飛行

　　DC-3離開地面後，與以往飛行完全不同，吳士沒有像往常那樣加入“既定航線”，其實也無“航線”可加。他和夏普大致推斷一下方位，然後把機頭對準緬甸臘戊方向。

　　邦德在飛機起飛最後一刻跳上來也有另外一個原因：在新航線計劃還在黃寶賢、邦德腦子裡轉悠、還在“中航”紙上探討時，邦德就曾親赴仰光和英國官員商談。要在未獨立的緬甸找到一個基地，修建一座機場，取得“主人”——英方的同意和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幾經商談和交涉，總算得到對方的許可，最後，邦德邀請英方待日後一同參與新航線試飛，英方同意了邦德的建議，並應承一旦“中航”飛機到了臘戊，他們將專程從仰光飛來。

　　邦德一行到了臘戊，預計是在這裡和英國人會合。哪曾想足足等了一天多，才等到從印度加爾各答啟程並在仰光改乘一架輕型轟炸機而來的英國人。一向守時的大不列顛紳士遲到的原因也很簡單，從仰光飛赴臘戊時，一股突如其來的暴風雨竟然把英國人所乘坐的轟炸機吹離既定航線一百多公里以外，以至於時間耽擱。

　　英國人一邊為由於沒有運輸機而不得不乘坐轟炸機解釋不停，一邊又為姍姍來遲而感到赧顏，邦德倒沒有把這等事情放在心上，真正讓他倒吸一口冷氣的是，一股很小的、並不是很強烈的暴風雨就可以把一架轟炸機吹離航線，且偏航如此之大，那麼可以斷定，新航線開闢後，今後也許不用雨季，可能一陣小小的陣風，就能把“中航”所有飛機吹得無影無蹤。

　　剛剛出征即當頭挨了一棒！

　　倒是三位機組成員覺得副董事長有些小題大做了，在對流層中飛行，哪有沒氣流的時候，看來風是大些，可再大，也比在空中遇上日本人的飛機好！

　　吳士感觸頗多，也最有發言權。

　　還來不及多探討“風”的事情，DC-3再次踏上征程。

　　從臘戊起飛後，機艙中由原來只有邦德一位乘客變成了十五人，他們是兩名印度英政府官員、五名新加坡人和緬甸的航空專業人員、英國駐華使館武官和“中航”公司董事、財務顧問兼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顧問亞瑟·H·揚也在臘戊上了飛機。

　　黃寶賢沒能來，交通部派一位公路專家趕到臘戊，搭上DC-3，他此次主要目的是“順道”從空中觀察地形，為日後修築公路做準備。

　　交通部的想法其實很明確，開闢新航線主要是為了應個急、倒個短啥的，大批量運輸，還得從陸上走，日後肯定還得開闢地面通道。

　　不僅是交通部這麼計劃，幾乎DC-3上面的人，都是這種心態。

　　天氣不壞。

　　冉冉升空的DC-3不久就來到了南坎，隨後又在雷允上空劃出一道漂亮的弧線，轉向八莫，在八莫上空，找到伊洛瓦底江後再逆水而上，前面，就是緬甸北部重鎮——密之那。

　　飛機改平後，邦德鑽進了駕駛艙，站到了機長吳士身後。每每“棘手”之時，邦德都能露一手，現在，他又不知在哪裡找到一張老式地圖，參考地標後，他要在地圖上建立幾個檢查點，為日後的飛行找到一個參考依據。副駕駛夏普也沒閒着，忙着計算經過地區所有海拔山脈大致標高，然後報給報務員祖羅，以便回去後畫出航圖。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初期，完全是靠螺旋槳飛行的時代，飛機是穿行在風霜雨雪的對流層中，氣流、溫度、山脈……即使是和風細雨都會發生意想不到的麻煩，目前所經歷的一切，很可能對日後的飛行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往北飛行的緯度越高，地面就越顯得荒涼。同樣越往北飛，山脈的高度越高，載有十五個乘客的DC-3發動機吼叫的聲音明顯低沉下來，它吃力地一點點爬高。

　　密之那是緬北重鎮，和弱不禁風的莊稼漢子與強大對手迎面相遇本能護住頭的心態相同，由於懼怕印度人洪水般闖入，緬甸通往北部的公路、鐵路到此一律是盡頭，也就是說道路修到此處就是終點，再往前，無路可走。惟一一條路是在空中——該地有一處簡陋得不能再簡陋的小機場。

　　密之那機場就在“腳下”，但這並不是DC-3此次航程終點，飛機油量還夠，冥冥中有一種預感，邦德總覺得這裡將會是“中航”未來的一個基地。他只是要求吳士降低高度，多次盤旋細心觀察地形，而不要在此降落，然後繼續北上。

　　一直飛下去，飛到DC-3再也無法飛越的地方。

　　從舷窗放眼望去，初始的大地的鬱鬱蔥蔥不知不覺地漸變為白褐色，那是地表上錯落有致、連綿起伏的山系。沒有人煙，到處充滿荒涼，猶如寂靜無聲、死氣沉沉的月球。

　　DC-3高度已經達到了8000英尺，駕駛艙中的三個人發現，正前方十二點鐘方向的山脈更高，肯定超過12000英尺。

　　DC-3的發動機幾乎是聲嘶力竭地咆哮着。

　　隨着北飛地勢的漸漸增高，DC-3飛行高度已到14800英尺，接近DC-3高度極限，隨之而來的是：艙內空氣壓力降低，氧氣也越來越稀薄，溫度急速下降，從臘戊起飛時大家還是單衣，此時此處，已是嚴冬。臨行前只帶了四個氧氣瓶，機組已經用了三個，後艙的“乘客”瑟瑟發抖，普遍頭痛、噁心、昏昏沉沉，多人開始嘔吐。

　　拿着老式地圖的邦德示意吳士繼續前行，在臘戊起飛前，他的搭檔，“中航”總經理黃寶賢特地給他發來急電，希望此次務必把這片從來沒有飛機飛臨過的地域“摸索”清楚。

　　邦德還有要解決的問題，在八莫上空他就發現，自己手中這份“地圖”並不準確，隨着越往北飛行，更顯得錯誤百出。

　　如果今後真會用得上此條航線，看來所有的一切都必須從這張地圖做起。

　　密之那北部是葡萄，從DC-3往下看，也是一片荒涼，幾乎是無人居住，飛機再往前，正前方是喜馬拉雅山南麓、右側就是橫斷山脈，已經隱約地能看到皚皚白雪覆蓋的山頂，吳士和夏普大致計算目視內的雪峰高度，估計普遍在12500-13500英尺之間，重載後的DC-3將無力超越。

　　“要麼打道回府，要麼我們都去爬喜馬拉雅山。”此時此刻，吳士也沒忘了幽副董事長一默，邦德沒有笑，也笑不出來。他回頭看看後艙內東倒西歪的人，示意機長轉舵。

　　空中，斜陽下，一隻“大鳥”緩緩把身子轉了一百八十度。

　　國內所有的航空史料中記載，吳士飛過葡萄後，轉向西行飛越納加山脈，以確定該山峰高度，然後再東飛，飛越麗江山（玉龍雪山）、大理山（點蒼山），測定兩點高度和準確位置，再之後穿越芷江、敘府（宜賓），最後回到重慶。

　　其實遠不是如此簡單!吳士、夏普操縱DC-3在葡萄以北轉向後，的確是向西飛行，是穿越了納加山，但當天晚上，他們並沒有像有些資料記載的那樣，回到昆明、回到重慶。

　　真實的情況是，DC-3在繼續西行後，它橫跨緬甸，並穿越了邊境，繼續向西，飛到了印度，最後降落到印度北部旁遮普邦的阿薩姆機場。

　　迄今，也無法知曉，這次跨越兩個鄰國飛行並最終降落在印度是邦德、黃寶賢及“中航”事先和英國人商定好的，還是邦德或是吳士、夏普，也許是後艙內的某個人臨時拍腦袋想起的主意，但就是這次在當時看來毫不起眼的降落，卻在日後，促成了註定要震驚整個世界的悲壯飛行！

　　勒在脖子上的，照樣是一條細帶。DC-3在阿薩姆機場上空盤旋了兩圈，對準跑道降落，這是當地時間下午4點整，機場管理人員和駐當地英政府官員目瞪口呆地看着這個既是龐然大物又是不速之客的降臨，據他們後來說，邦德帶來的DC-3是這個機場迎接過的飛機中最大的一架。

　　細心的亞瑟·揚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載：我們在當天下午四點二十着陸，當地的英殖民官員對於我們的唐突造訪沒有接待準備。他們匆忙地為我們找地方住宿——在這個小地方卻是個大問題。為了看護飛機，夜裡，報務員留在飛機上……

　　阿薩姆位於印度北部，盛產茶葉。在我們之前，幾乎無人來過這裡，離此處不遠的地方有一個未開化的部落……亞波士人竟然不穿衣服，英國人說，即使是在最冷的季節，也是一貫如此。

　　……地上是成群的野象、老虎、豹子、野牛、野豬，還有各種的蛇！

　　昨天（11月20日，筆者）車拿旁遮的降雨量極大，這樣嚴重的降雨是因為地形特殊而在雨季中形成……

　　英國人說，這裡還有一條羊腸小路穿過喜馬拉雅山通往中國西藏，但迄今幾乎沒聽說有人走過，因為路途險峻而且要走幾個月之久……

　　拋開戰爭，撇去烽火硝煙，如果這不是為開闢新航線而做的一次無奈之舉，亞瑟的日記倒更像是一篇充滿異國情調的遊記。

　　哪想到，僅僅只過了兩天，11月23日，在回程中，亞瑟的調子就全變了：我們從阿薩姆起飛，踏上了返回中國的旅途。飛機剛剛離開地面，還在茶園和農莊上空，還未穿雲，透過舷窗，就可以看見北面較近的喜馬拉雅山山脈，不久，就看見了隱約透過雲層的雪峰，隨之而來的濃雲把DC-3緊緊包圍起來，一場暴風雨即將到來，還好，感覺機長操縱飛機依舊能向前飛。

　　……我們在雅魯藏布江流域以及更高更混亂的山脈上空，12500英尺及更高的雪峰比比皆是，都是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及……

　　……DC-3控制在機長手中，感謝上帝！(注四)僅僅相隔兩天，一篇充滿抒情和寫意的“遊記”一下子就變成了“驚魂旅程”。

　　與亞瑟相比，邦德的心情似乎沒有多少受飛行環境“好”和“壞”的左右，回到重慶後，他給“中航”董事會、國民政府交通部、“泛美”總部寫了一份考察報告,在這份報告中，邦德是這樣寫的：……密之那、阿薩姆，只飛了一次，很難作出最全面和肯定的估價。目前，我們只知道那裡地勢很高，如果遇到像我們所遇到的類似天氣，是可以飛行的——寫這份報告就可以證明，我們是平安回來的，起碼是這一次……

　　但是，如果天氣壞得多，有嚴重側風和冰凍，或者雲頂比我們所見的還要高兩三千英尺，那將是十分危險、代價甚昂，而且，幾乎是不切實際！”(注五)一切盡在不言中，作為中國航空公司負責業務的高層主管，作為美方長駐中國的代表，作為此次探索新航線最高級別負責人，邦德把所要表達的都寫在了這份報告中。

　　沒說不能飛，也沒完全肯定能飛，沒有樂觀估測，也沒有誇大困難，沒有繁縟的語句，沒有空洞的表述，更沒有豪言壯語似的口號，邦德把所要說的話都說了。

　　實事求是，事情就是明擺在那裡，成功和失敗是對等的，就看“上面”怎麼安排。

　　總經理黃寶賢當天就把這份報告傳遞到交通部，交通部再轉至蔣委員長手中。

　　不過，在很多人眼裡，“新航線”的“前景”實在黯淡，連那兩條“氣若游絲”的道路的狀態都達不到。

　　選擇密之那

　　估計是在重慶的蔣介石差不多急得火燒眉毛了，“中航”這裡還是依舊在有板有眼地做着“新航線”的評估。也是沒有法子，人和大自然打交道、和老天爺過招，必須要遵循科學。

　　實際上也沒閒着。

　　那份考察報告只是邦德對未來的“新航線”的初步驗證，最後匯總並做出評判以決定是否啟用已非“中航”能力而為，要由國民政府最高當局決定，對此，邦德和黃寶賢心裡再清楚不過。把考察報告遞交後，邦德、黃寶賢站在地圖前足足研究幾天，最後兩人一致判定，即使是交通部及政府高層對新航線的開闢缺少信心，但“中航”也應該儘快在境外的某一點上設立準備今後使用的基地。

　　地面部隊已經很難阻止日軍繼續推進，重慶和昆明是否能守得住已是問題，即便是能“守”得住，假如日本人採取“迂迴”繞過這兩個戰略點，只要遏制其他幾個相連重鎮和樞紐，結局都一樣。再看目前的態勢，僅就國內而言，已經失去了戰略“縱深”——沒有任何補給基地，這已經不僅僅是一個“中國航空公司”的事情了，而是涉及到整個中國生死存亡之問題。

　　當務之急，就是迅速開闢航空戰略補給基地。

　　道理如此簡單！

　　邦德、黃寶賢攤開地圖，開始用航尺測量，兩個商業航空公司高層領導此時做着本該是部隊參謀做的事兒。當再次抬起身後，兩個人不約而同地把目光盯在了一個點上——密之那。

　　明擺着，那裡是邁立開江、恩梅開江的匯合處，有很好的深水港，最令人心動的是，它是緬北鐵路終點站，密之那到昆明，不，是到西南的任意一個點上，對於DC-3來說，都在它的航程之內，無論怎麼飛，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實在是再沒有一個比它更適合開闢新基地、新航站、新中轉站的理想地方。

　　看來是遲早都要做的事情，並且刻不容緩。下定決心後，黃寶賢馬上起草給交通部的請示報告，畢竟是涉及兩個國家的事情，僅憑一個航空公司的能力還遠遠不夠。那邊，邦德再次搭上一架即將起飛的飛機，他要去仰光，找英國人協商，希望能同意擴建密之那機場。憑着平日裡結下的友好關係，邦德相信英國人是會給他這個面子的。

　　原“中航”資深飛行報務員陸元斌老人回憶，在1942年初，國民政府交通部還有一個擬議中的水陸運輸方案：將進口物資通過波斯灣經鐵路橫跨土耳其，再到裏海一個口岸，然後再用船運到蘇聯，最後通過中蘇陸路邊界從新疆再至重慶。

　　肯定是考慮到如果真的實施，這條運輸通道全長超過八千公里，中轉周折太多，困難巨大，而且如果中間有一個點發生阻斷將影響整個全程，戰時，說不準、難以預料的事情太多，故，最後放棄。(注六)

　　注一：《陳納德回憶錄》第65頁。

　　注二：《夢幻帝國》第221頁。

　　注三：亞瑟·揚日記。

　　注四：亞瑟·揚《尋找新航線》。

　　注五：《龍之翼》第128頁。

　　注六：陸元斌《抗戰後期的“駝峰”飛行》。

第六章 馬拉松式談判“新航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