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汉子的“传单炸弹” --抗战中中国空军在日本领土投掷“传单炸弹”决策探源 1938年5月，中日两国军队正在中国的徐州一线鏖战。 5月20日凌晨，日本长崎市正处在沉静的酣睡当中。 凌晨2点多，静谧的天空开始由远而近传来飞机的轰鸣声。随着飞机轰鸣声的增大，一些居民被惊醒了。让他们感到异常惊奇的是，尽管时令已近夏天，天空却开始下雪了，雪片大得出奇，而且形状怪异。 等到这些雪片落到地上，他们才发现，老天这次降下的不是雪花，而是纸片，纸片上写的是他们并不陌生的汉字—而且是中文汉字。 到这时他们才意识到，这些纸片，是从刚才飞过长崎市上空的飞机上落下来的，而这些飞机，是中国空军的飞机。 他们想起来就有些后怕：如果从飞机上落下来的不是纸片，而是炸弹，他们会怎么样呢？
中国飞机撒下的传单之一 长崎市的夜空响起了仓皇的防空警报声，但为时已晚，中国战机已经飞过长崎扬长而去。 这一天，中国空军的两架“马丁139WC”战机在日本领空掠过明海、熊本、久留米、福冈、佐贺、佐世保，如入无人之境，每到一个城市，传单如雪花飘落。慌乱中，日军寻不到目标，又不知中国空军来了多少，仓促之间，既未发射高炮，也未见日机升空拦截。 两架中国战机机在日本本土上空悠哉游哉地飞行了一圈，撒下一百多万张传单，最后顺利返航。 这就是抗战期间震惊世界的中国空军对日本领土投放“传单炸弹”行动。
新华日报关于“传单炸弹”的新闻 我不想就这次“传单炸弹”行动本身说太多，我这里想要探讨的是这次“传单炸弹”决策的最初源头，也就是这次震撼世界的且具有人道悲悯情怀的“传单炸弹”的点子最初源自何处，来自何人？ 我个人以为，这个“传单炸弹”的点子，最初应该来自当时任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主任兼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国际安全区负责人，挽救过上万中国人的生命，被很多南京人称为“活菩萨”的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女士。
明妮·魏特琳 接下来我就说说我的理由。 首先，让我们看一篇魏特琳写于1937年9月21日的日记中的一段： 我刚刚给里斯、贝茨、斯迈思、谢泼德和 威尔逊·普卢默·米尔斯(Wilson Plumer Mills) 写了信，提出把这里的实际情况转告给日本农民、 工人和教育工作者的方法，因为我相信日本有许多 有头脑的人，如果他们能了解真实情况的话，将会 对日本军事当局产生一些影响。 我的设想是弄一架快速邮政飞机，在夜里飞过去， 撒下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和传单。我们可以把 斯坦利·琼斯(Stanley Jones)的信投给日本人，还可以 告诉他们通州屠杀和上海事件的真相——这两个事 件被他们不断地用来煽动日本人民的愤怒情绪。我 怀疑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设想，但在我看来 这个设想并不比轰炸医院和难民火车更缺乏理智。 这一设想很可能意味着损失一架飞机，牺牲飞行员 及其他一些人，但是为了和平，这一牺牲难道不值 得吗？午饭吃得很仓促，实际上，我认为吃得比平 时要早。一些人吃得比平时多，他们说不知道何时 能吃上下顿饭。现在已快下午2时了，什么都没有 发生。我有点后悔，我们没有接受帕克斯顿的邀请 去吃午饭。 毫无疑问，魏特琳在这里已经很直接很明确地提出了“传单炸弹”的设想，除了飞机的种类和传单的内容不一样之外，中国空军后来的“传单炸弹”行动几乎与魏特琳最初的设想一模一样。 那么，中国空军后来的“传单炸弹”决策是否真正来自于魏特琳的最初设想呢？ 关键问题是：魏特琳的这个设想是否有可能上达天听，抵达中国当局最高决策人—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案头呢？ 我觉得，这是极有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吴贻芳。 吴贻芳，何许人也？ 吴贻芳（1893－1985）乃中国现代著名的女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基督徒，是金陵女子大学首届毕业生。1928年获美国密西根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同年年受聘于母校金陵女子大学（1930年后改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校长，先后主校23年。1945年，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成为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位女性。1979年获美国密西根大学为世界杰出女性专设的“智慧女神”奖。 
吴贻芳 1937年，吴贻芳正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任内，正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主任魏特琳的顶头上司。 1937年9月，淞沪会战激战正酣，战火正慢慢向内地延伸，南京也不断遭受日军空袭。此时，吴贻芳与魏特琳两人为了维持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战时非常时期的正常运作而殚精竭虑，辛勤地工作，几乎朝夕相处。两人关系融洽，几乎无话不谈。两人的谈话，肯定会涉及当前的局势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所以，魏特琳有了这么一个奇特的“传单炸弹”的设想，她不可能不对吴贻芳提起，而同为基督徒的吴贻芳应该会对魏特琳的这个具有人道悲悯情怀的设想深表赞同。 接下来的问题是：吴贻芳是否有可能将魏特琳的这个设想上传给中国最高当局呢？ 我认为这是必然的。 很多人都知道吴贻芳是中国著名教育家，但却很少人知道吴贻芳与蒋夫人宋美龄过从甚密，关系极佳，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宋美龄是第一夫人，吴贻芳是第一小姐。吴贻芳经常出入宋美龄寓所，而宋美龄也多次到访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就在魏特琳9月21日提出“传单炸弹”设想后的第三天，也就是9月23日，魏特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中午，贻芳去了蒋夫人家，并同蒋总司令和蒋 夫人共进了午餐。他们讨论了怎样使中国的朋友得 到确切消息这一个问题。贻芳穿的是件旧的蓝色布 袍——战争改变了人们的习惯。 很显然，吴贻芳在当天与蒋介石夫妇共进午餐时，谈论的正是如何使外界（当然也包括日本）了解中国真实情况这样的问题，无疑也谈到了魏特琳提出的投放“传单炸弹”以使日本民众了解事实真相的设想。 可见，魏特琳在9月21日提出“传单炸弹”的设想，中间无需太多环节，只经过与她朝夕相处的吴贻芳一个人，就于第三天也即9月23日直接上传给了中国最高当局。 应该从1937年9月23日这一天开始，蒋介石心中就有了“传单炸弹”这样一个腹案了，到第二年（1938年）5月，蒋介石终于有机会将魏特琳的这一设想付诸实施，也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了。 所以，中国“传单炸弹”行动的成功，也应该给魏特琳记上一功。 遗憾的是，“传单炸弹”并没有达到魏特琳预期的效果，因为日本这个民族从来只信奉强权，而无法理解善意，总是视善意为软弱或者顺从。 同时，魏特琳也高估了日本人的独立思考能力，那个时候，绝大部分日本人的脑袋都不是长在他们自己肩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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