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芃

1942年1月初的湘北地区，巳经成为埋葬日本侵略者的汪洋大海，华军各部在长沙以北捞刀河、汨罗江和新墙河这一广大地区频频出击，拦截和捕捉小股分散之敌，破坏桥梁和道路。

日军进攻时沿途所布的各段接应或者看守道路桥梁的部队，几乎被华军全部消灭干净。

此时，湘北各地到处张贴着“湖南是日军的墓场”、“侵略者只有死路一条”等各种标语，抗战、杀敌的气氛弥漫在整个湘北。

经过福临铺影珠山一线大战之后，1月11日，日军各师团旅团终于靠拢会合，好不容易才于1月12日退至汨罗江一线。

从长沙到汨罗江，大约七十公里，按正常的行军速度，一天就可以赶到。

但日军从1月4日夜间开始撤退，途中不停地遭到华军的层层拦截，侧击，尾击和袭扰，用了整整8天时间，付出了重大伤亡之后才赶到汨罗江一线。

日军各个师团经过近二十天的连续作战，已经疲劳不堪。抵达汨罗江时，日军各部弹药也几乎全部耗尽，很多士兵已经没有子弹了，有子弹的也只剩1到2发，以用于最后的自卫或者自尽。

此时的日军，可谓弹尽粮绝，精疲力尽。

第九战区参谋处长赵子立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记述了一位被日军俘虏之后逃回来的华军士兵汇报的当时日军一个大队的狼狈处境：

“日军在捞刀河、汨罗江间十分艰苦，前有阻兵，后有追兵，处处都有伏兵，不断发生战斗，没有休息的时候。行军锅都撂了，米也没有了，地方又找不到米（藏起来了），有时找到一点，只好用饭盒来煮，有的连饭盒也丢了，只好用钢盔来作炊具。后来夜间走，找不到老百姓带路，有时找到一个，不是装聋，就是作哑，不给他好好带路，他生气，就把老百姓杀了，只好靠地图和指北针定位，摸着走。有时捏一下电筒看看地图，一阵枪声打来，手一哆 嗦，在图上的指北针掉在地上，再不敢捏电筒照了，弯着腰多半天摸不到指北针。”

然而，这还不算完。

汨罗江一线，是华军陈沛第37军的防区，第37军在这里驻防了很长时间，决不会让日本人悠哉游哉地从这里经过。

1月12日，刚退到新市的第3师团又遭到华军第37军的突袭，激战中其第18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森胁常市少佐被击毙。

森胁常市是此次会战中被击毙的第六位日军大队长。

与此同时，日军第6师团也遭到第37军的拦截，据当时实施拦截的第37军第140师第420团团长牟龙光回忆：

“我们师三个团赶到新墙河南岸，破坏敌人临时公路3，4华里，连夜构筑阵地。

“天刚亮，日军就蜂拥而来，我们 3个团立即同其全面激战，使得日军不能前进一步。

“到晚上，日军越来越多，但很多日军拿着枪却不射击，我们推断是他们已经没有子弹。日军急于逃走，集中数倍兵力在飞机掩护下猛攻420团阵地，经过一晚激战，才撕开一条缺口，仓皇而逃。

“我团打扫战场，发现一个小阵地外击毙日军几十人，尸体上却没有一发子弹。看来他们是弹药耗尽，被迫用刺刀冲锋时候被我们击毙的。

“我团还俘虏了十多人，他们说自己是第6师团24联队（牟龙光记忆有误，日军第6师团没有第24联队的番号，应该是第23联队）的。这些被俘日军饿得连路都走不动了，一个劲的哀求不要用大刀砍他们（日军传说国军抓住日军就砍头，根据日本神道教来说，没有脑袋的死人是无头之鬼，不得超生）。我们说我军杀的只是日本军阀，不杀普通士兵，这些日军士兵流着泪跪在地上感谢我们。

“虽然日军突破我420团阵地，但稍后又被友军拦住。日军无奈只能绕道从神鼎山逃走，沿途丢弃很多辎重，大都是血迹斑斑的。

“我团沿途缴获战马100多匹，战刀200，300把，手枪十多只，步枪50多支。我军凯旋归来，回到驻地，当地村民都杀猪宰羊，放鞭炮欢迎，庆祝胜利，显示了军民同仇敌忾！”

第37军第140师第420团团长牟龙光

当日军抵达汨罗江北岸的长乐街时，遭到华军第20军第134师第401团的突袭，弹尽粮绝的日军不敢恋战，扔下伤员和尸体夺路而逃。第401团攻入长乐街后，发现街上有30多具日军尸体，其中还有数人重伤没死，向华军举手投降。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