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节选13 人相食的恐怖世界

梁志远在《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中记录了大量的人吃人的惨状。

该文称，在农民大批非正常死亡中，人吃人并不是个别现象。“其面积之广，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实属世人罕见。从我三年近百万字农村工作笔记中查证和我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来看，绝对没有一个公社没有发现吃人的事，有的大队几乎没有空白村庄。”这个严重问题是由少到多，到1960 年4 月达到顶峰。有时路上死人被人埋后，一夜就不见尸体了。有些地方，农民家里死了人，为了防止被人扒吃，就守坟多夜，待尸体腐烂发臭为止。有的吃人家的死人，有的吃自家的死人；人肉有吃熟的，也有吃生的；有吃死尸的，也有杀吃活人的；有吃自己搞来的，也有从市场上买来的（多为熟肉）。在城郊、集镇、村头摆摊卖的熟猪肉中，有不少是人肉冒充的。在吃人肉的人当中，约有40％引起腹泻而死亡；另一些人常吃人肉而没出事主要是吃瘦弃肥、肉菜混吃、少食多餐、腌咸常吃等。

针对人吃人的情况，县政法部门也惩办了一批，先称“破尸案”，后按上级指示，统称“特种案件”。这种处理是先严后宽，以后就不告不理，不了了之。这种案件能办不能说，对外只字不漏，对上汇报慎之又慎。稍有泄露，就大祸临头。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及此事的人也受到打击。因此，这些情况一直不为外人所知。梁志远在这篇文章中提供了一些案例。

县委亲自处理的第一起“破尸案”

1959 年春，城关公社涡北派出所抓获了一起正在煮死小孩肉的盲流农民，遂将“犯人”和小孩肉送到县公安局。公安局当时不知如何处理。一位副局长向县委第一书记赵建华作了汇报（当时梁志远在场听了汇报），当即定为“破尸案”，并决定逮捕“犯人”。县委政法书记李庭芳亲自审讯后认为，“犯人”身体瘦弱，无政治目的。于是未经请示县委，发了两个馍，将“犯人”教育释放。县委知道后，李庭芳受到严厉批评。李又让公安局将“犯人”抓回，重新入狱。经过半个月的审讯，确定“犯人”没有政治目的，县委批准将其释放。本案到此终结，但办理案的派出所所长李玉贤，因向别人说过历史剧《打銮殿》中的剧词：“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在1959 年的反右倾斗争中，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批斗，并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降两级，调出公安系统。李庭芳也被调去带民工到皖南修铁路，再没有回亳县工作。

饥饿残忍吃亲人

叔父吃侄女。据民政局离休干部葛现德回忆，其家乡城父公社葛鱼池生产队有一名社员，吃了其侄女的肉。1960 年，其兄嫂死后，一个不满10 岁的侄女被其收养，不久侄女饿死，被其吃掉。因吃人肉，精神紧张，患病多年。

儿子吃父亲。

1960 年5 月25 日，县委生活检查组长孙振林（中共党员，县文化馆副馆长）等人汇报：在魏岗公社逯楼大队陈营村检查，群众强烈反映农民马某，在其父亲死后被煮吃掉，并将一部分充当猪肉以每斤1.6 元卖掉。由于当时政府对这类事采取回避态度，所以没加追究。

父母吃儿子。

1960 年3 月28 日，双沟公社王阁大队王庄王某，在小儿饿死后，被煮吃，吃后夫妻两人腹泻，三天后二人均死去。全家七口饿死五口，剩下两个孩子被送进大队孤儿园。

母亲生吃女儿肉。

1960 年春，大杨公社刘匠大队朱寨村朱李氏，在全家4 口人已饿死3

口的情况下，自己饿得无法忍受，就在死去的女儿身上啃掉几块肉吃下去，因此引起腹泻，拉出许多烂肉。当检查人员任怀赞（大杨公社烟酒专卖主任）发现时，该人已全身浮肿，处于半昏迷状态，但知道要馍，要饭，要医，要药。生产队长朱本善把真实情况告诉检查人员，并说昨天刚把生吃的女儿埋在地里。

据张催粮回忆，1960 年春，我家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张韩氏，全家4 口人，饿死两口之后，身边只有一个瘦弱的女儿，她迫于饥饿，丧失理智，打死了女儿，将其煮吃，之后精神失常，有时呼叫女儿的名字。

据市农业银行离休干部、中共党员王体忠回忆：他家在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社员王某的老婆（1922 年生人）在1960 春因饥饿打起了十来岁女儿的主意，将女儿打死煮吃。此人在90 年代初还健在。

父亲杀吃亲生儿子。

据大杨财政所离休干部、中共党员孙传玺回忆，大杨公社丁国寺西南邵庄孙某（孙传玺妻子娘家的邻居），1960 年将其亲生儿子小秃子打死煮吃，全家8 口人先后死光。

据法院原秘书尚振华（离休干部）回忆，他所经办的案件中，有一个先吃小孩的惨案。案犯是大杨公社钓台村农妇张某，1960 年吃掉自己的死孩后，不久又打死邻居的小孩吃掉。案发后被捕，判决后死于狱中。

梁志远的一个亲戚吃了死去的儿子，夫妇腹泻病危，其婶母说他们不该吃人肉。他说：“情愿一顿吃饱死，不愿长饿活着生。”结果两夫妇死亡，全家7 口人死去5 口。

哥哥杀吃弟弟。

据市技术监督局、中共党员、退休干部杨心宽回忆：1960 年春，我在城父公社任组织部长，该公社龙台庙大队韩老家村，韩某（16 岁），其父母死后，即与其弟韩四生活在一起。1960 年3 月，他因饥饿将其弟弟打死，头和脊背放在泥圈里，肉放在锅里煮时被干部发现了。经审问供认杀弟煮吃的事实。因未满18 岁，公社党委作决定时我参加研究，将韩某抓送公社“火箭营”（一种强化劳动的组织）扣留关押，数月后在“火箭营”死亡。

据亳州市原书记李兴民回忆：我家原住亳县大杨公社郭万大队李老家，与前瞿庄石某家相距很近。石某家是一个18 口人的家庭。1960 年春，18 口人饿死近一半的时候，老三的小孩死了被留下煮吃。全家人都吃了，全都腹泻。除石有亮一个活着以外，其他人全都死去。

一些多户吃人的村庄

据古城公社沼北大队原副大队长、共产党员马占坤回忆：1960 年春，该大队河西王村多户农民吃人肉。大队多次检查屡禁不止。王某的母亲屡教不改，被大队书记耿某打后送公社“火箭营”关押致死。

据县委生活检查组长、中共党员陆美（女，已离休）在1960 年3 月3 日汇报：

魏庄公社蒿庄村，全村40 多户有25 户吃人肉，严重时几乎每天夜里都有人下地扒死尸。社队都知道此事，认为无法制止就听之任之。

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是一个多户吃人肉的村庄。他们吃人肉是半公开的。张某氏，用人肉加稀饭救活了近门的一个孤儿张催粮（即回忆本村张韩氏杀吃女儿的张催粮），张催粮现已年近半百，有时还谈论这方面的事。

埋不住的盲流尸体

1960 年4 月，梁志远去县劝阻站（县城到西北角、南京西路北）检查盲流人员的生活情况，站内医生杨文德说：“劝阻站盲流死亡人员被扒吃了不少。”随后，梁志远与杨医生一起去坟地看，确实有不少被扒的站盲流人员墓坑，地上烂衣狼藉，还看到一个未理发的中年男子的头。梁问杨医生：“公安人员怎么处理？”杨说：“我已向公安局反映过多次了，没人表态。”

一次批斗吃人肉者的大会

据立德教育办公室会计、中共党员李士远回忆：立德公社杨王大队李寨村，1960 年春，吃人肉的越来越多。大队、生产队制止不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采取了抓典型召开群众大会批斗的办法。抓了一个多次吃人肉的老中农李某的老婆，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要求人人参加，不参加者食堂扣饭。几个干部在会上发言。指摘她“犯法”，“往政府脸上抹黑”等。还说：谁再这样（指吃人肉），就把谁关死在监狱里。批斗会后，吃人肉的就少了。

一场抢吃人肉的闹剧

据农业银行离休干部、中共党员王体忠回忆：1960 年春，他家乡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有不少农民因饥饿而吃人肉。为制止这种情况蔓延，大队下决心抓典型示众。该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多次吃人肉。有一次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盆里，被干部查获，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会场里，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对她进行批斗。参加大会的人闻到香喷喷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个大胆的人说一声“我尝尝”，伸手拿了一块人肉大口吞食，接着众人一哄而上，你抢我夺，乱成一团，转眼间一盆人肉抢得精光。王体忠的妻子也抢了一块，当时吃了感觉很香。批斗大会无法开下去，只好宣布散会，不了了之。

人肉的市场交易

1960 年春，由于吃人肉的情况不断发生，人肉的市场交易也随之出现。城郊有，集镇有，农民摆摊设点和流动串乡卖人肉的也有。

1960 年3 月下旬，城父公社党委电话汇报：丁楼大队李楼生产队农民吕某，于3 月17 日至21 日，共扒掘三具女尸，煮熟后充当猪肉，在菜桥闸工地摆摊出售。

1960 年春，核桃林场王庙林区邢庄邢某，常以人肉充当猪肉串乡出卖，在当地广为人知。

1960 年春，十九里公社薛菜园大队任寨农民周某，以人肉煮熟充当猪肉在本村出卖，被县委农工部科长李延荣等人发现后令其埋掉，周某害怕追查，当即逃跑。

1960 年春，五马公社黄营大队郭桥村，一个57 岁的农民杀死本村13 岁男孩连臣，当夜煮熟自己吃了一部分，第二天在村头路口当猪肉出卖。县公安局田朝珍等人侦破此案，将犯人逮捕，判处死刑，执行前死于狱中。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三章 《安徽不安》第三节《亳县的惨剧》）

《墓碑》节选12 亳县的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