駝峰航線

劉小童

第十六章 戰爭，從未讓女人走開！

　　“駝峰”，豈止是三個女人的啜泣！

　　戰爭，讓女人走開！

　　二十多年前，這絕對是一句時髦話，現在聽起來，還是那麼極富有詩意和冠冕堂皇。

　　然而，真實的情況是，戰爭，女人從來就不能走開！

　　不僅不能“走開”，而且，還要付出巨大的犧牲。

　　從日本人攔截民航班機、阻斷中國空中通道開始，中國航空公司、歐亞航空公司的客運航班就是日本人重點攻擊對象。在日本人的狂轟濫炸下，兩家航空公司的飛機，無論是停靠地面還是在空中飛翔，全都遭受日本人不問青紅皂白的毀滅性攻擊。歐亞航空公司本來飛機就少，幾次攻擊後，飛機已喪失殆盡，等到全面抗戰開始後，作為“軸心國”的“同盟”，歐亞航空公司合資的另一方——德方人員撤走，航空公司已經處於無“機”可飛的窘境，完全陷於停航狀態。“歐亞”停業，但機師還在，1942年年末，航委會一紙調令，把公司中最優秀的飛行員、曾載着蔣公子差點和委員長飛機相撞的林大綱機組抽調出去，執行“特殊任務”。

　　執行“特殊任務”的機組總共三人：機長：林大綱，副駕駛：房蔭樞，報務員：薩本道。

　　林大綱，1912年出生，福建福州人，空軍筧橋二期畢業，這是六年採訪中，筆者所知道的，在中國空軍和“兩航”所有飛行員中，資格最“老”的一位。

　　副駕駛房蔭樞的個人簡歷一直沒有查到多少，報務員薩本道可謂出於聲名顯赫世家。

　　薩本道之祖父，系北洋水師“康濟”號管帶薩鎮冰是也，其本家還有一位同樣在中國歷史上註定要留重重筆墨之兄弟——薩師俊，“中山”艦艦長。1938年10月24日下午，湖北武昌附近，六架日機轟炸“中山”號，薩師俊率領全艦官兵奮勇抵抗，直至最後壯烈犧牲。

　　薩家祖輩幾乎全是在中國海軍，一生都與波濤洶湧的大海搏擊，偏偏到了薩本道這裡，沒有游向大海，而是選擇了藍天。

　　林大綱夫人蘇蔓莎回憶說，當時在整個中國空軍中，只有衣復恩和林大綱能飛夜航，自從林大綱接受“特殊任務”後，幾乎都是晝伏夜出。

　　和林大綱、房蔭樞有着密切交情的原“歐亞航空公司”報務員郭永凡老人也說，林大綱是歐亞航空公司技術最高超的飛行員。老人告訴說，副駕駛房蔭樞原是正駕駛，調至機組後，才屈格使用，至於薩本道的通訊技術就更不用說了。

　　兩個飛行精英，一個名門後代加報務好手，這樣雄厚技術力量組成的機組，可見航委會挑選機組要求之高、標準之嚴格。

　　一切可以證明，這是非常“特殊”的任務。

　　不僅飛行人員精挑細選，連飛行任務也絕對保密。

　　保密之程度，飛行路線、飛行航線有時連航委會都不是很清楚，都是委員長侍從室那邊直接調動。

　　蘇蔓莎老人說，大綱什麼都不和我說，我也知道他執行的是特殊任務，也不多問。

　　每次出任務，外面接他的車來了，他拿起皮囊就走，幾天后，人回來了。每次看見他出去，我就開始提心弔膽，不知為什麼，仿佛是在天之靈的提示，我總是有一種預感，總是覺得要有事情發生。不敢想，卻偏偏總是往那個上面想。

　　妻子的預感是真的。

　　1943年10月28日凌晨兩點，林大綱機組在印度汀江機場起飛，地面只在飛機起飛四十分鐘後，收到過隨機報務員薩本道發來的一份“飛行正常”的電報後，就杳無音訊了。

　　從時間上推算，他們失蹤的地方，正好是在“駝峰”中最艱險、最難飛的一段航線上。

　　林大綱機組和所執飛的那架C-47究竟遇到了什麼，以至於連最後的呼喊、求救電報都沒有發出，就這樣消失在茫茫冰山雪川間？直到天明，林大綱機組也沒有按照事先的計劃降落在重慶珊瑚壩機場。航委會整整一天不斷地和重慶、昆明、汀江間聯絡，最後確認，機組在飛越駝峰時失蹤。

　　直到現在，也依舊搞不清楚是什麼原因導致林大綱機組失蹤的。

　　惡劣氣候？據後來從汀江地面站測得的氣象表明，機組起飛時，汀江附近氣象很好，幾架剛飛經“駝峰”回來的“中航”駕駛員也曾告訴林大綱機組，整條航線、包括“駝峰”上空，沒有“複雜”氣象，是難得的一個“好”夜晚。

　　被日本人擊落，更不可能，“中航”飛越“駝峰”之所以從白晝改至黑夜，正是因為只有這樣可以避開零式機——日本人是絕對不會在漆黑之夜出來的。

　　月光在雲霧繚繞下，時顯時隱、或暗或明，茫茫的冰山雪峰，在隱約的月光映照下，透着悚人的慘白。山巒間，一架C-47飛機，在黑夜中，借着暗淡的月色，小心翼翼地穿行在被冰雪包圍着的峰脊、溝壑之間。

　　機艙內，儀錶盤上一絲淡綠色熒光，反射到正副駕駛剛毅的面龐上。“中航”、印中聯隊的運輸機大多是以汀江、加爾各答為起點，到昆明卸貨後，一般都是返回，和他們剛好相反，林大綱機組是以重慶為起點，到了汀江後返回，因為他們執行的是特殊任務。

　　這次飛行，在汀江起飛就是凌晨兩點，全程做“盲飛”，安全保證只能靠儀表。

　　也許感覺連綿起伏的峰巒“態勢”與以往不太一樣，副駕駛房蔭樞下意識地察覺到是羅盤出現故障，他指給林大綱。

　　可能林大綱也意識到了羅盤有問題，他也對飛機的方位產生懷疑，看着副駕遞過來的坐標圖，疑惑中的林大綱此時最想知道的，C-47是否在正確的航線上。

　　見正副駕駛正在商討航線，後座的報務員薩本道直起身，向前探望着。

　　一座巨大的黑影撲面躍入舷窗……

　　山峰！林大綱大聲喊叫，急速拉起機頭，希望越過。

　　來不及了，C-47一頭撞上冰峰。

　　隨着“轟隆”一聲巨響，一團火光向下墜去，不一會兒，一切又都恢復平靜，除了輕輕刮過的風聲掠過寂靜夜空，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

　　一切都是推測。

　　只有這樣“推測”，才能解釋三個在駝峰航線上消失的飛行精英在生命中最後的那一刻。

　　一架飛機消失了，留下的是三個美麗的女人和他們幼小的孩子。

　　機組失事的消息是三天后證實的，和那些在空戰中壯烈殉國的將士不太一樣，也和“中航”對待在駝峰航線上遇難的那些勇士不同，軍方通知三個家屬：林大綱機組在從汀江返回重慶途中，在“駝峰航線”上“失蹤”。

　　“失蹤”意即“還沒有死亡”，那三個人或許還有一線生機，也許就在他們經過的原始森林中終日以野果充飢，只要他們還活着，終有一天能走出那片林子。一切不過是冥冥中幻想而已，因為誰都清楚，在駝峰航線上，“失蹤”，就是死亡的代名詞。

　　戰爭年代，別說中下級官佐，連普通飛行員都算上，別說是結婚，連戀愛的人都不多，但“失蹤”的三個人，恰恰都有一個完整的家。翻看他們的簡歷讓我知道，林大綱、房蔭樞、薩本道都是畢業於空軍早期航校，抗戰前，他們就已娶妻生子。如今，他們的集體“消失”，讓三個完整的家庭出現了缺口。

　　三個執行“特殊任務”的飛行精英走了，留下了三個女人、八個幼小的孩子，三個家庭的“天”頓時塌了。

　　三個家庭的突然解體只是處於戰爭下的中國一個小縮影，八年抗戰，中國死難的民眾即達三千七百萬，這個數字，占“二戰”期間死亡比例的百分之四十。

　　“氣質”風馬牛不相及的題目，與悲壯的“駝峰”似乎毫無之關聯，但卻又不得不說。

　　“氣質”，乃一個人的外在“風貌”。在採訪中，我有一個最強烈的感覺，就是還殘留在這些老人們身上的“氣質”。

　　那些從海外回來拜祖、尋根、探親、訪友的老兵及他們的夫人就不用說了，就是那些或被俘、起義、投誠的原中國空軍、“兩航”員工，雖然已融入大陸社會幾十年，從“三反五反”到“大躍進”及“反右”運動直至持續十年的“文革”，從歸國時梳理整齊的頭髮和筆挺的西服，到最後備受煎熬的磨難帶給他們的是滿面的飽經風霜，但只要開口說話，語氣、用詞、動作，說到高興之處，不由自主地零星蹦出幾個英文單詞，讓你馬上會意識到，曾經，他們都是受到過良好的教育薰陶。光陰如此荏苒幾十年，歲月流逝，他們的外貌變了，但內心深處，年輕時的生活印記，依舊是沒有完全磨去。

　　這是另外的一種氣質。

　　陳學波，原空軍七期畢業，和日本人從蘭州打到成都，1949年之後當了一輩子農民。當我第一次在一處低矮、破舊的房舍里見到老人時，我怎麼都不能相信，這是一位種了一輩子田的農民——頭髮稀疏，但梳理得整整齊齊，一雙脫色掉皮的皮鞋已經穿得露出了底色，但卻擦得乾乾淨淨。

　　梁鶴英，“回歸”這麼多年了，還有那個“勁”兒。

　　張義聲，外貌酷似飽經“風霜”，但一談到“中美混合團”，一串串英文像水中的氣泡一樣，“咕嘟咕嘟”地往外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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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僅是這些“當兵”的人，“兩航”中的每一位老人，都過了這麼多年了，可眉宇之間，你還能感覺到那種氣宇軒昂……

　　還有他們的夫人。

　　任西純的夫人、黃元亮的太太、吳子丹的妻子……都是八旬老人了，照樣是裝扮漂亮、光彩宜人，很容易就能感覺到，少女時代，她們一定是如此之美麗。

　　其實，所謂的“氣質”也不都是生來具有的。

　　中國空軍赴美受訓，美國人開講的第一課，是吃飯的方法。

　　原“中美混合團”、曾在美受訓過的很多老人都說，聽到吃飯還需要他們“教授”、還需要“禮儀”，大夥都非常氣憤，甚至覺得這美國人是不是犯病了，我們都“吃”了五千年，把“吃”已經發揮到極至的中國人難道連吃飯都不會“吃”，還要他們教？

　　不僅教吃飯的“規矩”，還教基本日常“行為”，要求會“跳舞”，中國空軍沒有一個不會跳舞的，什麼“倫巴”、“探戈”的，跳舞不是主要的，關鍵是教你在交際場合中怎樣對待女性，迎送、安排座位、說話……老人說，幾天下來，整個人，言談舉止，全變了，像換了一個人似的。

　　文明、素養，不僅僅是“言行”，這裡面包含的東西太多。

　　抗戰勝利後，原“中美混合團”成建制併入國民黨的中國空軍，黨國命令他們打內戰。

　　“看見下面都是中國人，下不去手啊！”原中美混合團B-25飛行員楊訓偉老人說，大家都對打內戰毫無興趣，往往在出任務時，不願意對地開炮掃射，很多人投彈時，故意把炸彈扔到遠離人群的地方……如果說這些從台灣回來的老兵是到了大陸才這樣講，“迴避”難以啟齒的自相殘殺，那麼這個卻是事實——飛行員是離地三尺後就無法控制，於是每次出任務之前，飛機上機關炮上都被報紙糊住炮口，回航後要檢查報紙是否被“洞穿”，以證明你開火了，不只是現在把這段“考證”說出來，就是在內戰時期，在空軍，誰都知道這事兒。

　　其實“發明”報紙堵槍口那位老兄也是白痴，或也是“書生氣十足”，也不好好想想——我向天開炮、朝沒人的地方打槍，不也是一樣嘛！

　　楊訓偉老人說，內戰開始不久，他堅決要求調離戰鬥部隊，開運輸機去了。

　　“沙漠之花”

　　李杏杉老人當年是歐亞航空公司蘭州地面站公認的“沙漠之花”。

　　戰爭前期，歐亞航空公司執飛迪化（今烏魯木齊）航線時，蘭州是一處較大的地面中轉站，薩本道執飛這條航線時，把妻子李杏杉和孩子接到這裡。李杏杉的到來立時在這個小場站引起一陣不小的騷動——緣自於李杏杉的美麗。

　　認識薩本道和李杏杉的老人說，那時，每遇薩本道執飛，李杏杉總是帶着剛會走路的孩子一直把丈夫送到飛機旁，飛機起飛了，都看不見影子了，她還是向空中眺望着。

　　跑道旁，一個漂亮女人，看着漸漸遠去的飛機，心裡默默企盼着它能早點兒平安歸來。

　　一陣微風掠過，輕輕掠起她的裙襬……

　　有時，薩本道駐站外場回不來，李杏杉就帶着孩子在機場旁走走，當時蘭州機場附近有沙丘，更遠處就是沙漠，場站都是年輕人，又以單身漢居多，每當李杏杉在他們面前經過的時候，大家不免多看幾眼。久而久之，只要看到一個美麗動人身姿和一縷淡淡的清香，大家就知道，他們的嫂子過來了。於是，那些調皮的年輕人給李杏杉起了一個很有詩意的名字——“沙漠之花”。

　　大家都喜歡這枝有着一雙美麗大眼睛的“沙漠之花”。

　　1942年底，薩本道被航委會抽調，執行“特殊任務”，以重慶為基地，在中國——印度之間進進出出，在駝峰航線上來來往往，李杏杉又跟隨丈夫來到重慶。機組在“駝峰”上空失蹤後，薩本道留下的是一個女人和四個幼小的孩子。

　　四個孩子年齡相近，都在嗷嗷待哺之中，李杏杉整日以淚洗面。

　　郭永凡老人回憶，機組出事後，他一連走了這三個家庭，每家都是幼小的孩子依偎在眼睛紅腫的女主人懷裡，大人小孩一齊淚水漣漣。孩子太小，還不知出了什麼事情，只是看見大人哭，也跟着哭。

　　老人說，有相當一段時間，每當夕陽西下之時，總能看見一個女人孤零零地站在機場跑道旁，一看輪廓，所有的人都知道，是李杏杉。

　　她在等待，等待着冥冥世界中，一個“奇蹟”的出現——丈夫從天邊的彩雲中走出來，站在她面前，把她攬在懷中，輕輕地對她耳語：“我回來了……”

　　長長的跑道，只有飛機一架接一架地不停起降，那發動機發出巨大的轟鳴聲，足以把一個女人的心震碎！

　　三個男人走了，三個家庭立刻陷入饑寒交迫的窘境之中，還是經過公司機航主任林擎岱跑前跑後地張羅和安排，總算把三個女人都集中安排到公司後院，並負責解決吃住，這才解決一點兒權宜之計。

　　但這樣下去也不是長久之計，羅蔓莎畢業於暨南大學，於是找了一份工作，繼續從事教育，房蔭樞太太攜子投靠親友，仿佛命中注定，房夫人搭乘的飛機途中失事墜毀，房夫人殉難，僅存懷中兩子，靠親戚撫養成人，只有李杏杉帶着四個嗷嗷待哺的孩子，無法出去工作。

　　劈柴、擔水的重擔全都落在了一個孱弱的女人身上。

　　2004年5月9日，北京和平里，幾乎是走上十幾步，我就要摸出手機給老人打過去，在一個接一個的電話“引導”下，當我跌跌撞撞、反反覆覆地找到呂和聲老人所住的單元樓時，老人已經站在樓下等待我多時了。在呂和聲老人家，我意外地見到了李杏杉老人。同樣也是八旬老人，歲月已過去這麼久了，但老人“氣質”中，依舊殘留着當年“沙漠之花”的印痕。

　　丈夫“失蹤”後，在機航主任林擎岱的努力下，李杏杉帶着四個孤兒住進“歐亞”公司後院的一幢小樓上，樓下恰好就是“中航”地面通訊站，呂和聲當時是“中航”一名地面報務員。

　　幾次，值班間隙，呂和聲出來在小院中散步，都能看到李杏杉吃力地拎水擔柴在樓上、樓下間往返，男人的職責使呂和聲義不容辭地上前，幫助眼前這個嬌弱的女人。

　　那時，呂和聲還不知道在這個自己挑水、擔柴的女人身上發生的一切，他只知道後院住着個拖累着四個孩子的年輕女子。幾次幫忙後，呂和聲漸漸知道了這個苦命女人的丈夫失蹤在駝峰航線上，讓他更平添了幾分照顧她的勇氣。

　　她比他大兩歲。

　　他稱她為姐姐。

　　於是，每每不當班的時候，通訊站的人們經常能看到，和煦的陽光下，姐弟倆帶着四個孩子在草地上快樂地嬉戲着，失去父愛的孩子已經很久沒有露出這樣歡快的笑聲了。見到孩子們這樣高興，坐在一邊的年輕姐姐蒼白的面龐也流露出幾分不易察覺的笑容，但馬上，又消失得無影無蹤。一絲淡淡的哀愁不經意間躍上眉梢，因為她知道，弟弟，很快，也要飛“駝峰”了。

　　果然，沒多長時間，呂和聲被遞補上機，開始了在駝峰航線飛行。

　　幾乎向所有認識林大綱和薩本道的老人們都問了一遍：林大綱機組到底執行的是什麼“特殊任務”？

　　回答也都差不多，都說不清楚。

　　現在意外見到李杏杉，自然也不放過。

　　作為妻子，李杏杉說她也不知道丈夫究竟執行什麼“特殊”任務，薩本道從來沒說過，她也從來沒問。她只是非常清楚地記得，1943年10月27日晚上，薩本道和孩子們在房間裡耍鬧，她在廚房裡忙着做晚飯，一輛車子出現在家門前。見到車子，知道有飛行任務的丈夫抓起飛行圖囊就往外走，她和孩子們追出去“送行”，丈夫臨上車前，逐一貼貼孩子們的小臉，然後看着美麗的妻子，只說了一句話：“三天后，我就回來……”

　　四個孩子依偎在媽媽身邊看着絕塵而去的吉普車……

　　李杏杉：和他每次出任務時的感覺不一樣，那次，看着他遠去，我總是有一種莫名的惆悵，心裡亂紛紛的，似乎是預感，果然，他這一走，就再沒回來……

　　有的老人猜測，林大綱機組執行的特殊任務是為國民政府運送黃金、鈔票。當時，國內沒有印鈔技術，所有的錢幣都是在美國印刷，再運回中國，黃金也是託付那裡的銀行代為保管。

　　這話剛一出口，馬上有老人反駁，不對，如果是運鈔票、黃金，用不着搞得那麼神經兮兮的，只派一架飛機。“中航”飛“駝峰”的飛機都運載過黃金和鈔票，不僅運載，在“駝峰”上空還扔掉許多——遇險時減重。

　　的確，“中航”的老人們，幾乎都在駝峰航線上往外扔過鈔票、黃金。

　　惟一能解釋的，林大綱機組是專為蔣委員長傳送最機密的情報命令，既要“機密”又要“可靠”，還要飛行技術高超，在當時，也只有沒有“外人”的林大綱機組能擔當了。

　　由於結論是“失蹤”，再加上又是航委會從“歐亞航空公司”抽調，在中國，只要涉及到政出多門馬上就是麻煩，“黨國”那邊也不例外，戰場激戰正酣，別說死傷一個機組，南京被殺死了幾十萬人，死也就那麼死了，什麼都來不及做，這是“整體”，但對於“個體”死一個人就是擊碎一個完整的家庭。人都沒了，只有用補償薪水的辦法稍稍撫慰一下受傷的心——“歐亞航空公司”補償了機組家屬三個月的薪水，之後不再負責。面對責問，公司也是振振有辭：林大綱機組系“失蹤”，如果要追討“撫恤金”，那就必須等查明失蹤原因和下落後才能發放。

　　說了等於沒說，駝峰航線，鋁片斑斑、屍骨累累，你都能去查明原因嗎？

　　這讓三個女人和八個嗷嗷待哺的孩子頓時陷入困境。

　　一些老人說，對比之下，中美“合資”的中國航空公司的做法要明顯比當時已是“獨資”的“歐亞”這邊強得多。老人說，在戰爭時期，“中航”完全是軍事化管理，任何一次飛越駝峰航線都是執行一次重要的飛行任務，沒有人貪生怕死去拒絕，也無法拒絕。但除此之外，它的管理又和商業航空公司一樣，每個人進入“中航”前，都要簽訂一份“協議”（很多老人稱之“生死狀”），在這份“協議”中，有明確的條款註明，如果工作中出現意外（死亡）的補償規定，實際上就是在隨時有生命為代價的工作中，把“醜話”說在前頭，所以，“中航”飛越“駝峰”，損失甚巨，但未有一起“勞資糾紛”。

　　麻煩一直持續到現在、持續到兩岸對峙時期。

　　1996年，為了給丈夫討個“公道”，使林大綱能在另外的世界得到“安寧”，林大綱之妻蘇蔓莎女士致書丈夫生前好友，現居台灣的蔣緯國先生，不久，在病榻中的蔣緯國先生親筆回信：曼莎嫂：時序輪轉，歲月不居，一峽之隔竟成海天之隔。曩昔，大綱兄於抗戰時，壯烈成仁，緯國與其公私情誼，至深悲悼，此後未嘗忘懷，而吾嫂情況時在念中。

　　前承托人轉來五月十日大扎。誦之餘，往事迴環，吾嫂遭遇，仍不楚鼻卒。

　　敬稔吾嫂。備嘗人間艱苦，而終能克服困境，其不移志節與堅忍不拔精神，令人敬佩。

　　復稔侄輩均已成家，業有所長，所慰奚如。料大綱兄九泉有知，當亦頷首也。

　　有關大綱撫恤之事，接嫂來信後，即親與此間國防部蔣仲苓部長聯繫，茲接蔣部長來函，略以大綱確係於民國三十六年元月三十一日以戰時空中殞命，奉恤二十年有案，惟政府遷台後，領恤中斷，嗣經修改有關條例，以民國三十八年以前在大陸地區依法核定應發給之各項公法給付，其權利人尚未領受或領受中斷者，於國家統一前，不予受理。雲，又謂本案須俟國家統一後，始能依法研處，並對吾嫂歷盡艱辛，撫育遺孤之志節與所遭困境，至表敬佩與同情。茲將該函轉印附上，用請參考。

　　此並頌合府安康蔣緯國敬上民國八十五年九月五日

　　此前、此後之事，都夠催人淚下。

　　1943年3月，航委會把“歐亞航空公司”改名為“中央航空公司”。由於不像中國航空公司那樣有“另一半”，完全是“獨資”，於是沒有飛機可用，只好把從空軍作戰中淘汰的美國洛克希德生產的幾架A-29轟炸機改制成運輸機交付給“央航”使用。

　　此時林大綱機組被航委會安排“特殊任務”，只有機航主任林擎岱、副駕駛盤明，隨機報務員盛棟華。盛棟華和郭永凡是最要好的朋友，當時還沒改名的歐亞航空公司成都站的職工宿舍就在成都春熙路口鳳祥銀樓樓上，每次飛行落地後碰巧見面，兩人一談就是小半夜。對朋友無話不說的盛棟華悄悄告訴郭永凡，他們機組對A-29的飛行性能充滿憂慮，因為這種飛機原來是轟炸機，重心是按轟炸機要求設計的，整個飛機重心偏向地板和機翼下方，經過“改裝”運輸機後，重心就分散了，操縱吃力，起飛和降落很不穩定。

　　說到這裡，盛棟華的聲音更低了：“機長說，遲早要出事兒……”

　　“那就告訴林擎岱，你們別飛了。”郭永凡焦急地勸說好朋友。

　　“可沒有別的飛機啊，再說，戰事這麼緊張，運輸任務這麼重……”說話間，愁雲湧上盛棟華的臉。

　　“沒事兒，你們機長技術好。”郭永凡趕緊打哈哈，轉移話題。

　　離林大綱機組在“駝峰”犧牲將近一年，1944年11月10日，林擎岱機組駕駛的A-29在昆明巫家壩機場墜毀，機組三人包括盛棟華本人，全部犧牲。

　　當初的“預言”是如此之準確——事故果然是發生在飛機起降階段。

　　郭永凡老人說，整個抗戰期間，陷於停頓狀態的“央航”基本上就這麼兩架飛機正常飛行，最後全摔了，一架直接摔在駝峰航線上，一架也差不多，挨了個邊。那時的人啊，明知道有危險，有犧牲、要死亡，就是不退縮。

　　有你，我摔不了！

　　在吳子丹家，第一次見到劉芳，就覺得老人氣度不凡。歲月流逝並沒有完全洗刷掉老人少女時代的全部印痕，猶如大樹的年輪，即使是時間再久，依舊可以讀出它原來曾經擁有的驕傲。

　　後來問一位年輕時就認識劉芳的老人，老人一咧嘴——劉芳，少女時代，驚人的美麗！

　　吳子丹也帥。

　　昆明巫家壩機場，空軍一支文職部隊就駐機場附近，劉芳曾是部隊中的一員。吳子丹飛越“駝峰”，也在巫家壩機場進進出出。

　　於是就問劉芳，和吳子丹是怎麼相識的？

　　老人說，我們的部隊就在機場旁，有很長一段時間，記不太清是為什麼，是早出晚歸，正好和吳子丹起降的時間接近，經常能看見吳子丹他們從駝峰航線過來後，尤其是在晚上，太陽快要下山的時候，他們把飛機停在機坪上，碰到沒有車子來接，三個人就背着降落傘並行向宿舍走，離很遠就能看見他們。即將下山的落日，輕輕披上一層薄薄的雲後，全無正午那麼光芒耀眼，此時，它射出的，是暗紅色的柔光，靜靜地灑向大地。三個身材頎長的飛行員，整個輪廓完全映照在這暮靄中，如同一幅精美絕倫的電影畫面。

　　老人說，那幅情景，讓人一輩子不忘。用現在孩子們的話講，特別的“酷”。有時見我們的車子從他們身旁路過，他們就招手，搭一段我們的車。

　　再問老人，和吳子丹是不是在車上認識的？

　　劉芳：“不是。他們上來後，都是一句話也不說，靠在座位後背上就睡，感覺他們特疲倦，就像沒睡過覺一樣，該下車了都喊不醒。我們那時就都知道他們飛‘駝峰’，非常不容易。都是十八九、二十一二歲的姑娘家，平時都是唧唧喳喳的，但只要他們一上來，誰都不吭聲了，連大氣都不敢出，就是想讓他們能安靜地休息一小會兒。”

　　和吳子丹戀愛後，知道“駝峰”危險，但不知道原來是這麼危險！原本天真活潑的美麗少女一下子變得沉默寡言了，仿佛一夜之間，成熟了許多。也是坐在車子裡，也是坐在一群和自己年齡相仿的女孩子中間，但她的思緒，飛到了遠方、飛到了冰川雪峰之間，此時，自己的戀人正操縱着飛機，和風、霜、雨、雪、霧——你說不上是什麼天氣，搏鬥着……

　　再到後來，看着各式各樣的驅逐機、轟炸機、運輸機在巫家壩機場、在自己眼前掠過，她開始害怕起來。她從來不敢往“中航”停機坪那個地方多看，她擔心那個地方出現的“缺口”是因為自己心愛的人兒沒有回來造成的，以往，見到“中航”的人，她都會打聲招呼，而現在，她巴不得遠遠躲開。她怕有人陰沉着臉色，用低沉的聲音告訴她，劉芳，吳子丹沒回來……

　　多少次，她在夢中驚醒後發現，枕巾濕了一大片……

　　兩個人相愛後，吳子丹告訴過她，自己隨時都有回不來的可能，記得當時，她馬上緊緊抓住他的手，似乎自己的吳子丹這就要走而且鍾愛的英俊少年馬上就會離開她似的。

　　見美麗的女孩緊張成這樣，吳子丹笑了，輕輕替她拭去淚水：“別擔心，我不會掉下去的，因為還有你呢！”

　　“你能做到……”美麗的少女還是有些半信半疑。

　　“能！因為每次上機起飛後，我想的都不是怎樣死，而是怎樣活下來！”吳子丹堅定地說。

　　幽暗的路燈把吳子丹本就修長的身材襯托得更頎長。

　　少女掛滿淚珠的臉露出懵懂的微笑。

　　哪個少年不鍾情，哪個少女不懷春！豆蔻年華，正是情竇初開的年代，是可惡的戰爭使他們遠離本應該就屬於他們的情感，壓抑他們的愛。可一旦釋放，猶如噴涌的岩漿，是那麼的熾熱！

　　張義聲老人也說，當年他們駕駛B-25出轟炸任務回來降落時，野戰醫院的女護士們就站在跑道邊上看，我們依次停靠在機坪後，有被打掉沒回來的，那個位置就出現一個缺口，於是女孩們就小聲說：“今天，某某沒回來……”

　　這些美麗的女孩子當中，是否有沒回來那個機組某位男孩的戀人？

　　愛情不僅只是年輕的中國飛行員的專利，美軍中也有人談戀愛。和當地的中國姑娘談戀愛。

　　中美混合團一個大隊駐紮重慶、梁平一帶，由於是“混合團”，中、美雙方皆有飛行員混編其中，第一大隊B-25飛行員楊訓偉老人說，美國飛行員薪水高，不出任務時總願意到茶樓、酒吧里坐坐，一來二去的，有的就和當地女孩好上了，經常牽着手在街上走。

　　劉芳弟弟劉榮寧老人說，那時，我們都是一群只有十幾歲的娃娃，美國飛行員作戰勇猛，空戰時，我們在地下看得真切，齊聲叫好。但一見中國姑娘和高鼻子、藍眼睛的美國人在一起走，我們就在後面起鬨，邊丟石子邊喊，不要臉、不要臉，生個孩子沒屁眼。那女孩的臉頓時像塊紅布，那個大鼻子飛行員回過頭來，衝着我們做鬼臉。

　　不知不覺地跟到美國人營房了，我們就趴在隔着跑道的鐵絲網往裡看，看着看着，那飛行員過來，隔着鐵絲網給我們口香糖……

　　“死”而復生的黃煥元

　　濃霧，一團團的濃霧，從駕駛窗向外看去，除了滿眼的濃霧外，什麼都看不到。

　　按時間算，早已過了“敘府”，可一直找不到機場。無線電失靈、機載定位儀、羅盤統統沒有了作用，此時此刻，下面，究竟是什麼地方？

　　一架機身上塗有一個大大的“中”字的“中航”51號飛機漫無目的地飛行，剛剛從美國來的機長斯可夫（J.T.Scoff）和副駕駛斯多夫（B.E.Stone）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後座的報務員黃煥元，此時，他是這架C-53飛機上惟一的中國人，實在是無助的兩個老外覺得，他，對自己的祖國應該熟悉，他，是三個人中的希望。

　　在駝峰航線上飛行了兩年多，大風大浪都闖過來的黃煥元怎麼也沒想到，僅僅只有一個月時間，他竟然連續兩次“走”在災難邊上。今天，最沮喪的是，已經從“駝峰”上空千辛萬苦地闖了過來，結果在這裡卻迷了航。

　　大風大浪都經歷了，怎麼偏偏在這小泥溝里“翻船”！

　　上個月18日，黃煥元執飛的57號C-53，剛剛從汀江機場跑道拉起來，離地也就十幾米就摔了下去，機長和中國的副駕駛吳子丹都是骨折，只有他擦破點皮。此時，兩個戰友都在加爾各答醫院裡，只有他回到機上，繼續飛。

　　今天，從汀江起飛時，天氣就不是很好，在“駝峰”上，更是遭遇了強氣流，機長是新手，總算是糊裡糊塗地逃脫出來，已屬不易，哪想到，過了“駝峰”，都已經到“家”了，竟然進不去“門”。

　　迷航，對於“中航”整天在駝峰航線上飛行的飛機，是家常便飯，想辦法、拼盡全力往出沖就是。可現在恰恰不是“駝峰”，是在冬春季交替終日大霧瀰漫的四川，此時，他們的目的地是敘府，可這個敘府，你在哪裡？

　　1944年3月24日，籠罩在四川盆地上空的大霧把“中航”51號留在了空中。從汀江出發到現在，預計只有四個多小時的航程，現在他們已經整整飛了十個多小時。

　　到處都是白蒙蒙一片，不知飛機現在是在什麼位置、在何處。

　　黃煥元是中國人，但他也不知道下面是什麼地方，目前，他能提供給機長斯可夫的，就是可以肯定，51號現在是在四川境內，其他，無從知曉。

　　機長斯可夫只有時而讓飛機稍稍低飛，想看清地表，但馬上，什麼都沒看見，他又得讓機頭上仰——他擔心這裡有山，再低一點就撞上去！

　　霧太大，什麼都看不見。

　　時間就這麼一分一秒地耗下去，飛機存油越來越少，再找不到“機場”飛機就要停車了。

　　也許就像那兩個正副駕駛“推測”的那樣，黃煥元是中國人，又在自己的國家上空飛行，“熟悉”。

　　的確，要說“熟悉”這裡，黃煥元做不到，但是憑本能、憑直覺，他意識到飛機的下面並非是一馬平川的平原地帶，而同樣是在白雪皚皚的雪山上空，因為剛才機長下穿雲時，借着即將下山的落日，他隱約地看見了在同等高度上有一座雪峰峰尖，若隱若現地聳立在雲端。他沒有告訴正副駕駛，擔心會影響他們的情緒。多次遇險，臨危不亂的黃煥元讓機長斯可夫一定保持高度，再把飛機航向向右偏轉一百零五度。用最大速度飛，一直飛到C-53燃油耗盡為止。

　　機長、副駕駛均服從報務，這在飛行中，還不多見。斯可夫也意識到可能來了大麻煩，他不顧飛機是重載，把油門杆推至最大。

　　C-53簡直是在咆哮着，使勁地向前衝。

　　紅色的油量警告燈不斷地閃亮，同時報警聲響了起來。

　　機長、副駕駛再一次把求助的目光轉向後座，此時，這個中國報務員是他們生還的最後的希望。

　　黃煥元點點頭：“可以！”

　　斯可夫：“背傘包，跳！”

　　機長繼續操縱飛機，黃煥元第一個跳出機艙，接着是副駕駛、機長……

　　51號飛機失蹤，機組人員已經三天生死不明。消息在“中航”傳開後，又在一個女人心靈深處，重重地一擊！

　　昆明，黃家大門洞開，不時有人前來慰問和悼念。有“中航”公司前來處理喪事的，有親朋好友、四周鄰居來安撫的。

　　黃煥元的妻子，哭得死去活來。還不到十歲的女兒黃德芬，懂事地依靠在媽媽身邊，不時地用小手給媽媽擦擦流淌不止的淚水。

　　戰爭，再一次把女人推到前沿，讓她們承受着本不應該承受的東西。

　　白花、黑紗，親屬都準備好了，馬上要開追悼會了，一個電話從成都打來——黃煥元跳傘成功，三名機組成員全部生還！

　　悲劇霎時轉為喜劇，喜訊傳到黃家，黃妻和兩個孩子，頓時歡天喜地。

　　窗外，陽光明媚！

　　黃煥元跳傘的位置是在四川綿陽以南英家壩，整個一個白天，他們都是在空中度過，以至到他們跳傘時，天已經完全黑了下來。黃煥元先落的地，毫髮無損，正副駕駛輕傷。落地後的黃煥元馬上承擔起救援同伴的職責。

　　搞不清落地的方位，在飛機上可以任由馳騁的三個人在地面上連東西南北都分辨不出，只好在野地里呆了一夜。第二天，問當地的老鄉，知道此地是綿陽後，搭車向成都進發。

　　在成都，他們馬上給“中航”敘府地面航站打電話，通報平安，敘府那邊再通知昆明。

　　有老人告訴我，在這次機組跳傘中，黃煥元起了決定性作用，他讓機長改變航向並最大限度地飛，一直飛到C-53燃油耗盡後跳傘，是最聰明之舉。因為按C-53最後墜毀的位置看，51號迷航地點是在川西北、海拔在4000-6000米的西嶺雪山、巴郎山、四姑娘山一帶，果真在那裡跳傘或迫降，幾乎沒有生還的希望。

　　同樣也是迷航，也是在四川、就在成都，美軍第二十航空隊的6286號B-29就遠沒有“中航”51號C-53這樣好的運氣。

　　1944年8月20日下午，二十航空隊的六十餘架B-29轟炸機浩浩蕩蕩地從成都附近幾個機場起飛，這次轟炸的目標是日本八幡鋼鐵基地。

　　整個轟炸結束後，等到再次進入中國境內返回基地途中，麻煩降臨了——天色已黑。黑天，對於祖祖輩輩都生活在蠟燭、松明、煤油燈下的中國百姓不算什麼，但對於只靠“羅盤”指示方位的螺旋槳飛機，的確有些不便。雖然不是在駝峰航線上，但機組11名滿臉稚氣、駕駛着當時是世界上最大的鋼鐵“大鳥”的美國“孩子”們，在人生地不熟的異國他鄉，遇到了似乎比轟炸還要艱巨的挑戰！

　　鑑於黑天、無法保持編隊，當大隊返程飛行至華東“太湖”附近，第二十航空隊司令部發來電報：“編隊在此解散，大家各自飛回基地。”

　　此時，時間是格林尼治11：15。

　　太湖上空，傷痕累累、疲倦不堪的機群各自散開了。

　　6286號就在這散開的機群之中。誰都沒有想到，另外一架編號340的B-29機尾射手愛倫（AlanDunipace）卻成了最後一個目睹在空中飛翔的6286號B-29的人……

　　從此之後，人們就沒有再見到這架6286號B-29遠程轟炸機的空中雄姿。

　　直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期，全國開始“大煉鋼鐵”了，找不到那麼多的“煉鋼”

　　原料，於是有人說，西嶺雪山那裡有一架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大飛機殘骸……

　　五十多名“右派”奉命上山，來到西嶺雪山海拔4400米處，果真，一架碩大的飛機七零八落地躺在那裡。

　　將近五十年後，《超堡隊》一書作者李肖偉先生告訴我，當年，6286號撞在西嶺雪山上後，住在山下的村民聽到了巨大的爆炸聲，只是五六天后才上山，看見三具呈爬行狀的屍體……

　　我不由得打了一個“激靈”，直覺得渾身發冷。

　　這足以說明，B-29撞山失事後，機組人員並沒有立即死亡，此時，假如能夠立即得到及時的救助，也許他們就不會命喪異國！

　　黃煥元跳傘那一刻，想到的是昆明的家、老婆、孩子。6286號那三個已經爬出艙外的孩子，在他們的生命即將結束的那一刻，想到的是什麼？

　　是想回到大洋彼岸溫暖的家嗎？是想回到媽媽溫暖的懷抱嗎？

　　假若，假若當地村民能及時相助；假若返航時天還沒黑；假若11個孩子是在自己的國土上空飛行；假若假若……或許，這架被機組成員戲稱為“祈禱的螳螂”的6286號就不會粉身碎骨。11名美國孩子也會像黃煥元他們一樣，轉危為安。

　　但恰恰，一切都是相反。

　　在“太湖”上空，和大家一樣，“祈禱中的螳螂”在黑夜中迷航了，冥冥中，它闖到了西嶺雪山“大雪塘”附近，在那裡，6286號轉來轉去，怎麼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機上11位來自太平洋另一側的大兵們不知道飛機的確切位置，實際上墜機的地點離機場只有百十公里，像B-29這樣的飛機只需飛行十幾分鐘，就可平安降落在雙流、廣漢、新津。

　　但，這只是一種“假設”，6286號上面沒有另外一個黃煥元，於是，在漆黑的夜空中，6286號終於耗盡了燃油，它像一塊巨大的石頭一樣，從天而降，重重地撞在西嶺雪山4400米處。

　　相比之下，“中航”51號C-53由於有了黃煥元，實在運氣。

　　也是費了很多周折，總算找到一張黃煥元的一寸“標準照”，如果不是在簡歷上看到黃煥元是曾就讀於香港聖約瑟英文書院，單從照片上看，我肯定把他當成一位飽經風霜的老農民。

　　氣質隨着環境改變而改變的又一例證。

　　但，另外一種“氣質”還在。

　　據說，黃煥元可以講一口相當地道的美式英語，“地道”到什麼程度，他14歲就以優異的成績考入香港一家銀行，當了一名年齡最小的職員，可見他的英文功力之深。

　　1938年春，“中航”在戰火中招工，黃煥元又以最好的英文成績進入“中航”。

　　也是“據說”。“中航”之所以招收黃煥元，看中的就是他的“英文”水平。進“中航”後，他從深圳電台電話傳報員干起，在一年之內，從河源電台見習報務員、南雄電台報務員領班、新豐電台領班，一直干到重慶電台（總台）報務員。

　　黃煥元很早就表現出在緊急關頭臨危不懼的指揮才能。1938年10月，日本人把戰線推至廣東邊界毗鄰香港一帶，“中航”深圳電台奉命緊急撤退，在乘船過河時，遭遇難民，當時場面極其混亂，所有的人都往一條船上擠，眼看小船傾覆、大家都要落水，此時，身材矮小的黃煥元站出來指揮，人們馬上變得井然有序起來，最後大家都得以順利撤退。

　　“中航”撤退南雄機場、夏普駕駛着“破爛”一樣的DC-2飛印度，在現場負責通訊工作的，正是黃煥元。

　　從1942年，“中航”開始正式飛越駝峰航線起，黃煥元就一直擔當飛行隨機報務員，一直到抗戰結束。

　　老人的女兒黃德芬說，“文革”前，爸爸曾保留着一張1941年南雄電台人員的合照，共計13個人，後來都先後上機參加了“駝峰”空運，到抗戰結束時，照片上，除爸爸一人還活着，其餘全部犧牲。

　　一則“尋人廣告”

　　愛情，人類最美好的情感，它永遠都不會因地域、時間的改變而改變，只要有人類的地方，必有愛情存在，這是一個永恆的、亙古不變的話題。

　　在已故原“中航”加爾各答材料股股長胡鴻奎老人給我寫的一封信中，老人也談到了“愛情”，不是他的愛情，是朋友的愛情，那是另外一種愛，一種淒楚的情……

　　那是1944年4月，我因病住進加爾各答一家醫院，同病房還有個病友，也是“中航”的，是一位飛行員，年代過去太久遠了，具體名字已經記不住，只記得他姓張。在閒聊時才發現，兩人竟是同鄉——都是上海江灣人。

　　老鄉，又是在異國相遇，自然是親切，無話不談。幾天下來，就成了好友。他給我講的都是在駝峰航線上遇到的驚險飛行，什麼結冰、強氣流、迷航……

　　自己本身就是“中航”員工，再加上自己到加爾各答就是從駝峰航線上過來的，以為對“駝峰”已經很了解了，但沒想到，聽着同鄉這樣一講，把我也給聽呆了。

　　都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後來的話題不免就提及到戀情，他說還有個女友在上海。

　　等到老鄉出院那天，要分別了，他站在我病床前，先是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神情黯然地說：“胡兄，有一件事情拜託你……”

　　他告訴我，他是上海淪陷後一個人跑了出來，未婚妻還在上海。一對苦命的“鴛鴦”，在戰爭硝煙中，只能天各一方。老鄉說，那個女孩子一直在苦苦地等待着自己，等待着戰爭結束，等待着一次完美的天作之合……說着，老鄉還拿出了那個女孩子的照片，我看見，一個清純美麗的姑娘在微笑着。

　　老鄉說，他想求助我，今後能在報紙上給他發個“尋人廣告”，見我茫然不解。

　　老鄉語調低沉地告訴我，出院後，他馬上就又要飛“駝峰”。而且是一天飛兩個半來回，他擔心……擔心隨時回不來。他說，在信中，他和那個女孩子商定好的，萬一，有不測發生，會有人在報紙上發出一則“尋人廣告”，那邊的女友只要看到這則“廣告”，就知道心上人已經遇難……

　　我一聽這話頓時心亂如麻，也不知怎樣能安慰他，在我送他出門的時候，他的淚水就在眼中……

　　這是一封從頭到尾壓抑得我喘不過氣來的信。看完信，我馬上撥通了老人那邊的電話，急切地問老人：“伯伯，那‘尋人廣告’，您後來刊登了嗎？”

　　電話那邊一陣長時間的沉默，之後是沉緩的語調：“登了……”

　　我在史料中查到，1944年5月15日，“中航”90號C-47凌晨兩點從汀江飛昆明，兩點二十六分，汀江地面站接到該機最後報告，之後就杳無音訊。

　　機組成員：機長阿特沃特（Atwater），副駕駛張由桐，報務員陸經祥。

　　能找到的，僅此而已。

　　對了，胡鴻奎年輕時酷愛攝影，在加爾各答專門為此購買一部照相機，拍了很多很多照片，都是“中航”的，有飛行的、有在“駝峰”上的，有加爾各答、汀江基地的，“文革”一來，怕惹麻煩，老人像對待飛機上的“敵我識別器”守則要求的那樣——全都自毀！

　　“自毀”大量資料、書籍、照片的還有一個——中航飛行報務員方榕滿。

　　老人故去二十年後，2002年，我接到方榕滿之女方姝儀的來信：劉記者：你好！

　　父親方榕滿是中航飛行報務員，他從1942年進中航就開始飛“駝峰”，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先後大約飛了三年多。父親一向謙遜、和藹可親，同時也是個沉默寡言的人，關於“駝峰”的事情他提得很少。

　　父親自從事飛行工作以來，養成一個習慣，即每次飛行後都記錄飛行的情況。如起飛和到達的時間、地點、飛行高度、經緯度、氣流量以及與飛行緊密相關的數據等等均有翔實記錄，直至1962年他停飛時，近二十年密密麻麻記了厚厚一摞，其中最珍貴的就是對飛“駝峰”的記錄。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在“文革”中“兩航”人員被整，我們家隨時處於可能被抄家的危險之中（已經上了黑名單），父親為了避免惹出更大的麻煩，忍痛親手將所有寶貴資料付之一炬。母親回憶說，父親在把這些資料一本本、一張張、一篇篇投入到爐膛中去的時候，雙手一直不停地顫抖。母親說，那是父親的心在流血……

　　為你提供的情況不一定有用，但是我們已經盡力了。

　　好材料，還有。

　　劉記者：我的父親周丕顯已逝世，我們小的時候，父親從來沒給我們講過“駝峰”的事情。

　　後來我們知道是因為有一次，父親聽半導體廣播，裡面說的是美國一個“駝峰”訪問團來中國昆明訪問。讓我們感到奇怪的是，和平時不一樣，父親聽完廣播久久沒有挪動腳步，一直是站在那裡沉思，我實在是感到奇怪，就去問，父親還是半天不語，最後抬起頭來說，你知道嗎，這“駝峰”，我就飛過……

　　我頓時就瞪大了眼睛。

　　父親說，有一天，他們飛印度，兩架飛機。在印度再往回飛時，天就要快黑了，趕巧另外一架飛機還壞了，那架飛機的人讓父親他們先走，等他們修好再走。父親說，回來的路上，走的是另外一條航線，正飛着，前面突然出現一座巨大的山峰擋住去路，幸虧天還沒黑，父親說他們急忙拉杆就過去了。父親說，後面那架飛機一直沒回來，可能是撞在父親他們差點撞上的那座山峰上了，因為他們回來的時候天就黑了。

　　“另類人物”——老“頑童”陳應明絕對是個“特殊”人物，不是飛行員，也沒在航空公司上過一天班，和悲壯的“駝峰”飛行挨不上邊，與中國空軍也毫無關係，和印中聯隊更是八竿子都打不着。但，如果談航空、寫飛行——只要是涉及人造的“翅膀”，就必須要提到他，否則，中國的航空史就要遺漏很多。

　　一個從小就對飛機入迷的航空“發燒友”，一個非常可愛、老“頑童”一般的老人。

　　只舉幾個例子。

　　史迪威將軍在日記中提到運往中國途中在埃及被轉至英國的A-29，這個飛機型號聽都沒聽說過，於是看得是一頭霧水。請教老人，老人在電話那邊張口即來：“啊，A-29哇，中國空軍共有十八架，1942年進來的。”

　　後一查資料——果然。

　　所有的資料中都說，當年“飛虎隊”從美國運來一百架P-40戰鬥機，只有他，只要見到一個前來找他了解歷史的人，就不遺餘力地大聲“更正”：“什麼一百架呀，是九十九架，有一架中途掉到海里去了。”

　　我在美國方面的資料中，得到了證實，老人的“數據”是正確的。

　　關於那架DC-3在宜賓機場被日本人擊壞機翼後，又換成不對稱的DC-2機翼，我也是請教老人。老人依舊是在電話中說：“我和負責指揮維修的總工程師吳敬成熟得很，哎呀，要是早幾年，我都可以讓你見到他……”

　　2002年，北京，老人和我一同和原中國空軍、1944年成功炸斷鄭州黃河鐵橋遲滯日軍南下、蔣委員長親自給他頒發“武功狀”的中美混合團B-25飛行員楊訓偉老人一同吃晚飯。飯後，同樣是八旬老人的楊訓偉看着和自己年齡相仿的陳應明躑躅而去的背影，疑惑不解地看着我：“這個陳老先生夠可以的，我們空軍的事情，連我自己都不知道，他怎麼比我還清楚！”

　　除了天上的飛鳥外，只要是人造的飛行器，外國的、中國的，過去的、現代的，沒有他不知道的。

　　說起飛機型號、人員配置、武器配備，他如數家珍——什麼這架飛機機徽是什麼圖案、那架飛機的保護色如何，連C-53和C-47的艙門相差多少都一清二楚。

　　喜歡“飛”，沒當過飛行員，於是就畫飛機。

　　別的老人如果能到他這個年齡，都是打打牌、喝喝茶，靠在牆角、坐在門前曬太陽，打發時光、頤養天年，他不，每天在他的居室里塗塗抹抹——畫的全是飛機，黑白的、水粉的，什麼三面圖、透視圖……八旬老人，眼睛萎縮得快成一條縫了，還是那麼寫、畫。他的房間裡也沒別的，全是飛機——航空書籍和圖片，美國、日本、台灣的。有一年，台灣有個出版商想出一冊中國空軍戰機圖集，特地從台北來成都找他。

　　很多喜歡飛機的年輕人，到他那裡，看見一本書，就厚着臉皮說，陳老，這本書您借我看看……

　　哦，拿去嘛，拿去嘛。

　　等一兩個月後，給你打電話，“喂，我的書你拿回來，我要用。”可能借書的人把這事兒都忘了，他還想着。

　　他記憶力極好。

　　也是2004年，為紀念飛機誕生一百周年，民航學院邀請航空愛好者參觀飛機、體驗飛行。去的都是年輕人，就他一個老頭，也和那些孩子們一樣，在飛機里外爬上爬下……

　　看飛機、畫飛機，自己還“造”飛機。

　　整個2004年，老人讓我目瞪口呆的事情一個接一個。

　　兩個月不見，再一見，“嘩”，老人推開一座車間大門，一架萊特兄弟一百年前製造的1∶1仿真飛機躍入眼帘，連發動機都和圖片上的一模一樣，整個世界只有三架，他這兒就有一架。又過兩個月，再去，剛一拐過牆角，就被嚇了一大跳——車間前的院子裡，竟擺放着一架蘇-27，昂首挺胸，一副積蓄待發之勢。

　　只有在珠海航空展上看到過的傢伙現在就在伸手可及之處。

　　“怎麼樣？”老人一副神秘的表情，“車間裡還有一架卡-50……”

　　迫不及待地走進車間，哈，一架先進的俄羅斯武裝直升機安然趴在地中間、連配備的火箭、反坦克導彈都赫然在目。

　　我急了：“陳老，您什麼時候倒賣起軍火了，這可是犯法啊！”

　　老人笑了，眼睛眯成一條細縫：“小伙子，你看清楚，那都是1∶1模型，是我指導我的學生們做的。”

　　我恍然大悟。對了，老人是製作航空模型的行家裡手，年輕的時候，國內很多將要定型或是沒定型的飛機模型，都是出自於他的手，並培養出多批學生。

　　祖籍廣東，在越南出生並長大的陳應明，打小就喜愛飛機，熱愛飛行。

　　1944年8月的一天，回到國內的中美混合團一次和日本人交火，空戰從雲南保山一直打到越南老街、紅河，後又延至接近河內一帶。追殺所經之處，恰好在陳家的“上空”。

　　老人說，自打一出生就在槍炮聲中成長，消停的日子加一起也不到三個月，你殺我砍的場面已經熟視無睹了，可還沒看見過空戰、沒看見這麼激烈的在天上的廝殺。

　　那時我還是小孩子，上面炸翻了天，大人們全藏了起來，就我，哪有炮聲往哪鑽，就想看日本人的飛機是怎麼被打掉的。雖然家裡在當地算是“大戶”，平日裡日本人還算客氣，但他是侵占了我們的祖國啊，表面上過得去，心裡還是恨他們！

　　那仗打得，看着真過癮。零式機被打得潰不成軍，摔的摔、逃的逃，我這個高興啊，在地面上連拍手帶蹦跳的，忘了身邊就是日本人的崗樓。看見空中不斷噼里啪啦開槍開炮，一邊鼓掌叫好，一邊用餘光往四下瞄。這一“瞄”不要緊，真是倒吸一口冷氣——崗樓里的日本人正拿槍沖我瞄準哪，媽呀，撒丫子就跑。

　　老人說，那時以為飛機都是美國的，後來才知道裡邊有咱們中國自己的空軍。

　　抗戰勝利了，陳應明跟着大人們（都是華僑）跑前跑後迎接前去受降的部隊，本以為能看見讓他心馳神往的中國空軍，結果看到的全是陸軍。國民政府派到越南接受日本人投降的是“雲南王”龍雲的93軍，沒見到空軍，陸軍也將就，反正都是中國自己的軍隊，又是半大孩子，照樣屁顛屁顛地給大人們使喚。部隊的人也喜歡他，93軍後來奉命回國，陳應明跟着就回到廣州。

　　在廣州，老人在一家廣告公司畫廣告，沒事兒就愛往白雲機場跑，看飛機、畫飛機。1949年，國民黨撤退台灣，空軍中有人看中他的繪畫才能，讓他也去。一開始也想去了，老人說，都上飛機了，一個當官的把守艙門，見他領着未婚妻，只允許他一個人上，還告訴他，女人是衣服，現在“脫”，到台灣再“穿”，那裡有的是！

　　陳應明不幹了：“在你們那兒是‘衣服’，在我這兒可是寶貝！得，台灣我不去了。”

　　台灣沒去，解放軍過來了，就去參加解放軍。到那兒一看，整整有一個連，都“蹲在地上吃飯”，又回來了，去香港。在香港，沒事還是看飛機，連看帶畫，他打工那家公司就在機場邊上，當時，跟隨國民政府一路退卻的“中航”，也把大本營設在香港啟德機場。這下好了，沒事就愛往那裡跑，一來二去，和大家混得熟了，人家飛機修好後，要試飛，讓他上去坐一坐，他就樂呵呵上去。

　　C-46圍着機場轉一圈，一個倒栽蔥，掉下來了，再一摸，門牙摔落兩顆。

　　1949年年末，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醞釀起義，有人找到他：“跟我們回去吧，一起回去，你就可以在公司里上班，天天能看飛機……”

　　這回好，不僅能看飛機，還天天和飛機打交道，一輩子，就喜歡這玩意兒，再說，當時大傢伙一致認為我是惟一一個不是“兩航”職工卻跟着“起義”回來的人。

　　起義呀、表彰啊、發證書啊，統統沒他的份，沒關係，畢竟沒在航空公司上過班。

　　從太原干到成都，正像那句口號中說的那樣，就把自己當塊“磚”，哪裡需要哪裡搬。

　　陳應明樂此不疲，不管怎麼“搬”，還真是一直都在“航空”圈子裡轉，可以看飛機啊，高興着呢！

　　新中國從建立到現在，幾乎每一個新機種的模型，陳應明都動手做過。

　　陳應明，在我的採訪中，是惟一一位既不是中國航空公司、又不是中國空軍，非起義又不是“投誠”，但又對中國空軍抗戰史非常了解的老人。

　　一位童心未泯、可敬又可愛的老人。

第十七章 鮮為人知的中美混合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