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子城64--阿Q的信徒—惯用精神胜利法的日本人
安芃
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中日双方都宣称自己是会战的胜利者。
显然，中方的调门更高，对胜利的宣传沸沸扬扬的，满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打了胜仗。
中方庆祝长沙会战大捷
日方的宣传却明显底气不足，毕竟这次会战日方实在没有捞到什么拿得出手的战果，弄得裕仁天皇也很郁闷，询问为什么没能占领长沙。
冈村宁次不得不在报告中再三解释：原作战计划是击溃华军主力并相机占领长沙，并没有一定要占领长沙的既定目标，日军的后撤是有计划的撤退行动，所以，日方依然是会战胜利的一方。
我只能说，日本是个极会应用精神胜利法的国家，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她的日本研究名著《菊与刀》的第二章《战争中的日本人》中对此有过精彩的描述：
他们侈谈安全、士气等只不过是精神准备的问题。不论遇到什么
灾难，城市的空袭也罢，塞班岛的溃败也罢，菲律宾失守也罢，
政府对日本老百姓所作的解释总是：这些早在预料之中，没有什
么值得担心。收音机仍在进行着夸张的宣传，显然指望日本人继
续相信，他们仍然居住在一个全都预计到的世界之中。他们认为
此举可以使老百姓镇静下来。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全都筹划好了，并且万无一失。只有从这
一信念出发，日本人才能继续坚持自己那种必不可少的主张—
万事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决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
“我们不应认为自己是消极地受到了攻击，而应该认为是主动
地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身边来的。”
《菊与刀》
本尼迪克特还列举了几个例子。
美军占领基什加岛（Kiska）之后，日本本土已处于美军轰炸圈之内，日本电台却依然放言：“我们对此早有估计，并做了必要的准备。”“敌人肯定会以陆海空三军的立体战术向我们发动攻击。对这些，我们在作计划时，早就加以考虑了。”
在美军开始对日本城市进行轰炸时，日本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在电台的广播中说：“敌机终于飞到我们头顶上空来了。然而，我们飞机制造业者一直预料着此类事态将会来临，并对此已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所以没有丝毫可值得忧虑的。”
最典型的例子是盟军收复马尼拉的战役。据日本电台报道，当美军突入马尼拉市中心时，山下奉文将军“微微一笑，得意地说，敌人现已落入我怀中矣……”“敌军在仁牙因湾（Lingayen Bay）登陆后不久，马尼拉市即迅速陷落，这乃是山下将军的神机妙算，事态的发展正符合将军的部署。山下将军的作战计划正在继续实施中。”换句话来讲，就是说，败得越惨，事态就发展得越顺利。
见过牛比的，没见过这么牛比的，估计连鲁迅老爷子笔下那个念念不忘儿子打老子的阿Q也要甘拜下风。
所以，按照日本人的这种逻辑，只要是预料到的，即使失败也变成了胜利。日本人再牛逼哄哄，也没有预料到战争会在日本遭到两颗原子弹的打击之后结束。如果他们能够预料到战争会以这种方式结束，他们还会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吗？
所以，按照日本人的逻辑，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是在预料到华军的合围之后主动撤退的，即使是被迫撤退，那也不算失败，只能算胜利。按照这种逻辑，只要是事先预料到，哪怕是最后输得只剩下一条裤衩那也不算失败，只算胜利。
然而，好象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这样看问题，就在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不久，也就是1940年的3月9日，冈村宁次接到回国转任军事参议官的调令。
军事参议官只是个没有实权的闲职，这样的调任显然无法看作是对冈村宁次所宣称的胜利的嘉奖，似乎更应该看作对其担任华中军事主官失去信心以及对其实际上作战失败的惩戒。
其实，就是冈村宁次自己都没法相信自己对长沙会战的解释。
会战结束后，冈村宁次在呈交给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的《关于解决中日事变作战之意见》中承认：“摧毁敌军的抗战企图，是至难中的难事……在作战中放弃已占领的要地要域而返回原驻地的作法，不啻鼓励敌人反击，并会成为敌人宣传的材料。”
冈村宁次担任军事主官的生涯本来应该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后画上句号，但华北八路军烽火遍地的游击战却帮了他一把。
八路军在华北的游击战让日军极为头痛，却找不到应对办法。日军大本营考虑到冈村很擅长那种打一把就跑的把戏，比较合适对付同样擅长打一把就跑的八路军，并且冈村还有过在东北清剿抗日义勇军的经验，于是一年多以后，冈村宁次升任华北派遣军司令官，专门去对付也喜欢打一把就跑的八路军。
当然，这是后话了。
冈村宁次走了，接替冈村担任第11军司令官的倒霉蛋是冈村的军校同学，名字叫做圆部和一郎。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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