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站:常德市 1969年大年初三,我們從漆河鎮坐班車到了常德市,住進了媽媽的一個遠房堂妹羅崢嶸的家。我是頭一次出遠門,常德是當年我見過的最大的城市。 崢嶸姨媽在常德職工醫院做化驗員,她先生不知道是做什麼的,我們那次好像沒有見到她的先生。 崢嶸這個名字我猜是文革時她改的,因為我好像在媽媽與她的書信里看見過“珍榮”這個名字。崢嶸這個詞文革時期用得很多,但作為名字還是過於硬邦邦了。 崢嶸姨比媽媽小一些,長相一般,性格也比較急躁,結婚比較晚。先生是二婚,帶過來一個女兒,當時大約十四五歲。崢嶸自己那個時候好像還沒有自己的孩子,與這個繼女關繫緊張。經常看見她數落繼女的不是,繼女也是總是悶聲不響,沒有和我說過話。整個家庭氣氛很壓抑。 崢嶸姨住的是職工醫院的宿舍樓,房子在一樓。不過當年的樓房一般就兩層樓,不像現在動究十幾層。有兩室一廳,那個時期算比較寬敞的了。這個繼女姐姐每天早晨起來就是生煤爐子,用的是煤球,燒起來一股刺鼻的硫磺味道。我第一次見煤爐,因為芷江都是燒柴灶,烤火是燒木炭。但常德沒有柴,只能燒煤。煤爐生好後,上面放上一個水壺燒水,一是燒開水喝,二來是給房子加熱一下,不然室內溫度就與室外一樣了。那時時正月初,外面早晨都結冰的。 媽媽家在常德市親戚很多,除了這個遠房阿姨以外,還有媽媽自己的外甥女兒。媽媽排行老幺(最小),上面有兩個哥哥,兩個姐姐。其中大姨媽的生了九個孩子,前八個都是女兒,最小的是兒子,叫九九。大姨媽的大女兒(我叫大姐)只比媽媽小兩歲,與媽媽上小學時是同班同學。我到了常德,輩份很高。與我同齡的都叫媽媽為“表外婆”,叫我“表叔”,“表舅”的。好在當年沒有長輩要給晚輩紅包之說,不然我真不知怎麼辦。 我們去看了大姐。大姐當年應該是37歲(媽媽39),住在一個很簡陋的工廠的職工房子裡。大姐夫比大姐大十幾歲,當時已經50多了。大姐年輕時溫柔漂亮,但性格軟弱。大姐夫是原是國民黨的老兵,後來好像被俘成了解放軍。退伍後在工廠當工人,性格很不好,脾氣大,喜歡罵人。他當時看上了大姐,但他沒有文化,脾氣又差,得罪很多人,大姐當然不同意。他就死纏不放,膽子大,一個兵蠻子。親戚都反對,大姐也不喜歡,但大姐性格不堅強,軟弱,怕事,覺得擺脫不了,就違心地同意了。 我們去的時候,大姐顯得溫文爾雅,大姐夫不時罵罵咧咧,當然不是罵我們,是罵社會,罵別人。有的罵得對,有的罵得不對。但就是這種性格,只要不順心就罵。苦了大姐,一輩子沒有過個安生日子。 還見到了三姐。三姐當年大概28,29,是表姐中最漂亮,最活潑,混得最好的。她當時在學校當老師,嫁給了一個青年才子,大學畢業,身高一米八十幾,在縣政府工作。三姐剛生了一個女兒黃杰,還不到兩個月。她家應該是媽媽親戚中經濟條件最好的,沒有住她家很可能就是考慮到她剛生孩子,自己還要人照顧。 在常德的日子裡,有三件事我記憶猶新。 第一件,有一天我一個人在大街上閒逛,街道兩邊有賣茶水的。有點紅紅的,應該是紅茶水。紅茶顏色深,一點紅茶就顯出很深的顏色。我其實也不怎么喝,但我想知道茶水的價格,就走到一個茶水攤,問一位中年女攤主:“茶水怎麼賣?”。她就問:“你要‘茹/熱’的,還是冷的?”。常德人說熱的時候,發的音是介於熱與茹之間,或者念出熱馬上滑向茹。我猜到了是“熱“的意思,但芷江話說熱是是”賴“。我就回答:”我要賴的“。 結果我們倆就在那裡“賴“和”熱/茹“來回倒騰好久,直到我妥協,回答”我要熱/茹的“,才終止了這個死循環。 第二件,忘記了是誰,或許想讓我有點“娛樂活動”,帶我去了一個很偏僻的茶館。進去以後,看到了一屋子人,都圍坐在桌子邊,一個人面前一個茶杯,裡面有茶水。我們進去了,也要了茶。夥計給我們一人一個茶杯,用一個小勺子從一個茶罐里舀一勺茶葉放入茶杯,好像是五分錢一位。另外一個夥計過來用長嘴茶壺將很熱的水倒入茶杯,這位帶我來的大人告訴我,加水不要錢,但加茶葉或換茶葉需要再加錢。時間不限,可以從一開門坐到關門。 房子裡幾乎都是中老年人,老年人居多。有人抽煙,有人下象棋,有人聊天。老人閒來無事,茶館是一個見朋友,聊天,打發時光的好地方。而且花費很低,泡一天也就五分錢。 滿屋的煙和水霧,人都看不太清。旁邊坐有一個瞎子老人,和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老人拉二胡,女孩唱歌,前面有一個盤子,裡面有些零錢。不記得女孩唱什麼歌了,我當時也不知道這是在賣唱。那可是文革期間,賣唱這種封資修的形式早就絕跡了,即使茶館也都絕跡了。可在常德這個地方,不但有茶館存在,還有人在茶館裡賣唱,竟然沒有人管,想起來都很神奇。如果不讓賣唱,這爺孫倆怎麼生活?大家應該是睜隻眼閉隻眼,給人一條活路。 第三件,是在一家餐館裡。有兩個中年顧客坐在鄰桌,點了一桌子的葷菜,還喝酒。當年很窮,點這麼多菜,肯定吃不完,顯得非常浪費,大家都看他們。不久他們與周圍的人聊起來,說他們是貴州來常德出差的。當問起貴州怎麼樣?他們直嘆氣,說貴州很差,什麼也沒有。說你們湖南餐館還可以買到葷菜,貴州你有錢也沒有地方買肉吃,餐館也沒有肉,只有素菜。這是他們來湖南敞開肚子吃肉的原因。 我這才想起,我們來的路上,看見很多掛着貴州車牌的拖掛大卡車,就是卡車後面在拖一個包的嚴嚴實實的大車廂(有點像現在的集裝箱,但沒有那麼大)。當時這種車很少,但是在沅陵至常德的路上,很多這樣的車。車太大,太重,一上坡就非常慢,引擎轟轟轟地好像時刻都要趴窩的樣子。到了常德,我發現他們都去了附近的常德肉聯廠,原來是貴州來常德拉凍豬肉的。每天都有至少十幾輛貴州大卡車進出常德肉聯廠。 想不到貴州比我們還窮。不過芷江的豬肉就夠芷江吃,常德不愧是魚米之鄉,可以向外省提供豬肉。不過常德的老百姓也是只能憑肉票買肉,情況並不比芷江好。 第二站:長茅嶺發旺橋 媽媽的老家不在常德城,而是在常德長茅嶺公社發旺橋大隊。在常德住了大約兩三天后,我們去了長茅嶺。應該是坐班車去的,可是不記得當時的情況了。 忘記了誰來長茅嶺接我們的,可能是瞎子哥,或者毛弟哥,都是我的表哥。從長茅嶺到發旺橋沒有班車,當時可能也沒有公路,我們只好走路去。三毛坐進了一隻籮筐,被表哥擔着。我和媽媽則自己走。 長茅嶺一帶是丘陵地區,大部分地方是水田,偶爾有點土坡地。沒有礦產,交通不便,也遠離洞庭湖。聽名字就知道:長茅草的山嶺。 當時白天氣溫已經高於0度很多,雪都化了,路上很泥濘。我按照芷江鄉下走路的經驗,下雨以後,走路要踩哪些凸起的地方,因為凸起的地方下面是石頭,這樣就可以避開泥水。但到了常德鄉下,土路上凸起的地方下面絕對沒有石頭,只是更多的稀泥堆起來的,一腳踩上去,反而陷進了泥里,有時候鞋子都被泥埋沒了。吃了很多次虧後,才知道要避開凸起的地方,泥反而少,只是仍然很滑。我們是一步一滑,鞋子,褲子上都是泥。大約20里的路,我們走了至少三個小時。 到了發旺橋,我們住進了二舅家。見到了外婆,二舅,很多表哥,表姐。 媽媽是兄妹中最小,外婆40歲才生的她,媽媽到28歲才生我,所以親戚中凡是與我同齡的幾乎都比我小一輩。 只有二舅家兩個最小的孩子,一個小我一個月,一個小我大約三歲。 十一歲的我被同齡人甚至大我很多的人喊叔叔,讓我有點不知所措。 外婆已經八十了,行動更為不便,走路需要人扶,但頭腦還是很清楚。 她一輩子行善積德,膽小怕事。 當年對生父很同情,要媽媽對他好一點。 媽媽曾經提到,在她最痛苦的時候,是外婆給了她的精神支援。 外婆沒有文化,也不懂政治,但非常善良,意志堅強,給予的支持無非就是讓媽媽看開一點,以自己的經歷作為例子,說明什麼事情都可以挺過去的。 如果當年沒有我,沒有外婆的開導,媽媽是很難堅持下去的。 過去的包辦婚姻帶來的巨大政治壓力 媽媽解放前很小的時候被外公安排與同村的謝家二兒子包辦婚姻,他家是為了躲日本轟炸,從常德城裡搬到鄉下的。外公覺得他們有文化,有見識,於是就想與他們接近。把媽媽許配給謝家就是他做的討好謝家的事。但謝家兒子因為家裡有錢,不思進取,不好好讀書。開始時私塾,媽媽總是考第一名,他卻總是倒數,最後乾脆輟學不讀了。後來媽媽去了新學堂,越讀越好。初中畢業,媽媽已經是當地學歷最高的女孩了,外公堅決不支持她再讀下去了。她於是就去考了桃源師範,不要錢還管飯,外公無賴,只好讓她去了。 媽媽畢業時,剛好解放了,政府支持解除包辦婚姻。於是媽媽堅決退了這門她非常不滿意的包辦婚姻。但從此被對方記恨,後來遭對方陷害報復。 謝家幾兄妹雖然讀書不行,但很會專營,分別混到大隊書記,公社書記,和縣裡領導。成為長毛嶺一帶最有權勢的家族。 外公因為會武術,又喜歡參與調停鄉里糾紛,既然是調停,總不會雙方都滿意,所以得罪了一些人。加上他自己開了一個犁頭加工作坊,和油料加工作坊,家境比較好。人家就說,你這樣的人是剝削階級,共產黨來了會被槍斃,外公嚇得上吊自殺了。但後來其實只被劃為中農,並不是地主富農。他們誣陷外公是壞分子,畏罪自殺。大舅在讀書時因為集體參加三青團,只是普通成員,他們卻誣陷說大舅時三青團支隊長,歷史反革命。 媽媽1950年桃源師範畢業後,參加工作,因為有文化,能幹,吃得苦,深得領導們的欣賞。先去長沙在省婦聯工作,50年代初,媽媽還被選入湖南代表團,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第一屆全國婦聯代表大會。後來她的直接領導王力阿姨調到黔陽地區婦聯(今天的懷化市)做婦聯主任,指名要她一起去。 領導知道她的家庭情況,但很看重她的才能,不但不嫌棄,而且很重用。王力和其他領導想提拔她,多次派人去常德老家外調,想幫助解決外公和大舅被冤枉的歷史。但謝家在媽媽老家一手遮天,堅決不改,每次外調都無功而返。 媽媽後來嫁給我生父曹仲先,生父後來被錯劃為右派,餓死在農場。媽媽在失去丈夫的同時,生父的右派帽子也成了壓在媽媽身上的一個新的政治包袱。 於是媽媽的入黨提干變得更加困難,看不到一點希望。但她卻是縣婦聯的主要骨幹,能說,能寫,能幹,以至於很多人都以為她是縣婦聯主任,其實她只是普通幹部。因為寫東西快,還經常給縣領導寫發言稿,有時候就是明天要,今天才告知,她只好通宵不睡寫稿。 因為受到外公,大舅的歷史問題牽連,兩個舅舅,兩個姨媽家的孩子除了大姨媽家的二姐,三姐,大多都無法得到上大學,招工的機會,都在農村務農,家裡都非常貧困。 大姨媽因為大姨夫去世,沒有勞動力種田,沒有飯吃,自己吃觀音土,結果拉不出屎來,最後被活活憋死了。 二姨媽也因為生活很艱難,憂慮壓抑,無錢看病,得了青光眼也不知道,最後惡化,50歲不到就雙目失明。 雖然媽媽也是受害者,但媽媽仍然深感內疚,認為是自己的退婚造成了人家的瘋狂報復,牽連到了親戚,覺得對不起他們。 媽媽最早在省婦聯工作,工資級別定得比較高,雖然後來沒有被提拔而沒再漲過工資,但每月也有60多元,在芷江縣當年職業女性中是第二高的工資。 爸爸是湘西軍政大學畢業,資格更老,50年代就是正科級,工資比媽媽高,達到80多元。我們家的總收入在芷江是很高的。但他們的親戚都在農村,都很困難。爸爸媽媽每年都要往各自的老家親戚寄很多錢,尤其是治病。比如,我大姑父治腿很多年,包括手術,都是爸爸寄錢,前後上千元。外婆老年不論是在芷江與我們一起,還是後來回老家住在二舅家,都是媽媽負責贍養費。外婆回到老家,媽媽每月都寄錢給二舅資助他照顧外婆。有媽媽覺得有義務幫助經濟有困難的親戚們。所以我們家一直沒能存下錢來。 這次回家鄉,媽媽多次向前來見她的親友表示歉意,說是她給他們帶來了苦難。 但親戚們都很理解,紛紛表示這不是她的錯,還感謝她多年的關心與支持。 雖然過了二十年才回老家,媽媽回家很低調,除了前來相見的親戚以外,她沒有去見任何別人,也沒有請任何人來,完全沒有任何衣錦還鄉的氣氛。 當時我小,什麼也不知道。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媽媽應該是顧慮到謝家人。 他們當時正是大紅大紫的時候,不可得罪的地頭蛇,長毛嶺,發旺橋都是他們的地盤。 回家只能小心翼翼,任何高調都可能會被他們誤解而招致新的打擊報復。 外公,大舅,雖然已經去世多年,但他們反革命的帽子仍然存在媽媽的檔案里。所以即使媽媽二十年沒有回家了,回來連客也不敢請,只有低調的家人親戚團聚。 窮且規矩多
常德地處洞庭湖畔,算是魚米之鄉,在湖南是比較富裕的地方。 但媽媽老家離洞庭湖很遠,不富裕,當然比爸爸桃源老家要富一點。但鄉下人卻很講面子,規矩很多。 比如來了貴客,誰坐上席,誰坐下席,都有嚴格規定。 桌上必須要有八個或十個菜,其中多少葷菜,多少小菜都有規定。 但很多人家窮負擔不起,就有一些折中的做法。 比如,油炸全魚一般放上桌是做樣子的,如果主人不去動,客人也就心照不宣不動它。 過年人客很多,常常天天有人來。 每次回鍋炸一下再放上桌,湊一個葷菜,可以減輕主人的負擔。 我當年才十一歲,又是在規矩少的芷江長大,加上我們家很少請客赴宴,根本不知道這麼多規矩。 一天大舅的兒子毛第哥請我們吃飯,席間我見其他菜都吃過了,只有油炸魚還沒有人動,便把筷子伸過去要吃油炸魚。 媽媽連忙用筷子攔住我。 我不明白媽媽的意思,就再把筷子伸過去,媽媽又攔住,用眼睛瞪我。 但我仍然不知道為什麼,還想伸筷子過去。 這時毛第哥主動伸筷子把魚攪爛了,自己夾了一塊說:“大家吃,別客氣! ”。 後來媽媽對我好一陣批評,過了很多年都會提及,作為我不懂規矩,不講禮貌的例子。爸爸倒是挺理解的,說那些規矩都是沒有道理的,放在桌子上的菜不就是吃的嗎?不吃幹嘛放上桌?這可能是他極少去別人家吃飯的原因之一。 媽媽是幾兄妹中受教育最高的,也是家族中唯一一個做了國家幹部的,在親戚中享有很高的信譽。 回去以後,她總在調停親戚之間的糾紛矛盾。 告訴大家一定要相互原諒,以大局為重。 大家都很尊重媽媽,也很聽她的。 常德鄉下與芷江不同,只有農田和丘陵,沒有山。丘陵上種的是茶油樹,所以沒有柴燒,只能燒稻草和樹葉和干松針。灶下面肚子很大,一把稻草包上樹葉和松針,紮成把,塞入灶肚子裡。煙大,還得不停地加。燒火得專門有一個人負責,比起芷江燒柴來顯得太不方便了。我還與表妹惠群以及其他小孩一起去丘陵去薅松針和茶樹葉,體會了一把他們的日常生活。但樹林裡經常有人來薅,地上根本沒有什麼留下,要兩三個小時才能薅到足夠的樹葉與松針。後來惠群到芷江生活過幾年,我們一起去薅過松針。因為芷江人基本沒有人薅松針,松樹林地上一層厚厚的松針,她半個小時就好了,我大概一個小時也好了。比在常德快多了。 常德人喜歡喝擂茶。一個擂缽,裡面放茶葉,生薑,炒香了的芝麻,花生,等碾碎,用開水沖泡。當年生活艱苦,只有客人來的時候才沖泡擂茶。而像二舅家這樣家境貧寒的人家買不起茶葉,就用茶葉果代替。 當時二舅門口下面不遠處有一塊種荸薺的田挖了荸薺,很多小孩就冒着正月的低溫,赤腳在水田裡踩,找出沒有被挖走的荸薺。雖然當時沒有到冰點,但氣溫也是十度以下,非常冷。很多孩子都下田找荸薺,因為真的是沒有東西吃,尤其是零食水果。 我們在二舅家住了大約三四天,就去了二姨媽家。二姨媽家也在鄉下,她大概五十多歲,患青光眼已經失明,同時還有嚴重的哮喘。二姨夫也有哮喘。我們去了以後,二姨媽因為看不見,就用手摸我和三毛,讓我很感動。她兒子大喜哥當時三十出頭,是木匠,在洞庭製藥廠做臨時工,算是比當農民好一點的工作了。 晚上,二姨與二姨夫哮喘的聲音一直不停,他們根本無法好好睡覺。 告別二姨,我們回到常德,在崢嶸姨家住了兩天便啟程回芷江。崢嶸姨專門做了常德的涼拌雞,就是白切雞,給我們帶在路上吃。那是我第一次吃到白切雞。 長途公交已經全面恢復正常了,買票不再是問題。考慮到我們在芷江食用油太少,所以親戚送了我們一些茶油,因為常德除了產大米,就是產茶油。但他們沒有多少多餘的油,我們也無法帶太多,最後只就帶了幾斤回來。 一路順利。大約在元宵節左右,我們回到了芷江,爸爸在芷江車站接我們。 後記 1979年,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對過去的一切冤假錯案全部糾正,外公,大舅,生父的問題全部平反。謝家終於無法一手遮天,媽媽在50歲的時候被提拔為芷江勞動局副局長,直至退休。
注 這是兩個月前《難忘的故鄉行》的續集。沒有看過上集的,可以點擊下面的鏈接閱讀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NTY1Nj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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