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日本人只是在1865前后使用过美国内战的剩余军事设备。到1870年代，日本人作出了新的安排，他们先是与法国人达成协议，使用法国武器和教官，又在1871年，换成与英国海军和普鲁士陆军合作。所以，西南战争时期不大可能使用美国人。同时日本皇军实行募兵制，兼以志愿兵。而这些志愿兵的核心就是武士。他们有非常明确的训练计划，也不使用电影中那种原始的前装式步枪。而且有证据表明在19世纪60年代，他们的军事技术就已经相当娴熟。这与电影开始时他们简直不能开枪的情形完全不符。这个军队当时支持了日本的扩张和冒险，包括1874年的台湾牡丹社事件和1876年在朝鲜的江华岛入侵。同时西南战争的叛军一方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武装。起事之初，又缴获了政府军队的几个当地军械库。他们的工作人员很多都接受了现代的军事的训练，还包括两个炮兵部队和步枪手。人员上与政府军相比也只占一比二的劣势。战争从二月到九月，中间也未有一个冬季风暴期。等等等等。

所谓的武器换贸易的条约更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当时的美国根本就不需要这样一个协议。从1858年至1899年，美国与日本的贸易是受1858年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亦称哈里斯条约规定的。该协议将日本的进口关税定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并规定美国人有权自由地实践他们的宗教信仰，美国人犯罪也无需在日本法院审判。这样一个“不平等条约”，明确了日本作为国家低于西方列强的地位。1854年的神奈川条约更规定，美国可以自然同时享受日本与任何其他国家谈判达成的所有优惠条款。这类似于美国人在中国得到的“利益均沾”的规定。日本面对美国没有任何地位，更无权要求或设置任何外交条件。日本人花了整整30年向西方列强证明他们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应该得到更平等的待遇。这使得影片的故事从历史的角度看，完全站不住脚。

更加严重的问题是，日本的明治维新，从根本上讲，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事件。而武士作为一个阶层，却是一个没落的反进步的势力。武士叛乱，就是他们秉持其作为一个阶级的道德优越感，拒绝放弃武士阶级的旧有特权，反对维新改革。而且这样的武士其实也只是少数人。 当时的武士阶层约占3500万日本人口的百分之五，日本的统治精英，包括那些主张现代化的绝大多数人也都是武士（其中许多就来自西乡隆盛的萨摩），他们作出决定，消除自己的特权。绝大多数的武士没有抗议，没有反抗，都转化为警察，军人，或教师，以新的身份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尽职。而在电影中，这些主张现代化的人士被表现为十足的邪恶。少数反叛的武士，却成了高贵，纯粹的英雄。作者通过不断地闪回阿尔格伦对印第安战争中美国人屠杀印第安妇女和儿童的画面的回忆，试图造成一种与日本政府军屠杀武士的类比。所以有人（Martin Lefebvre）评论说，这是一部奇怪，混乱，语无伦次的电影（a bizarre, confused, and ultimately incoherent film）。

电影试图在美洲印第安人与武士之间形成的这种类比关系，他们的冥想，音乐，自然，灵性，简单、美好的生活，自律性，和荣誉感，让人立即意识到一系列其他好莱坞西部电影中塑造的“高尚”的印第安人的形象。而他们的对立面，就是日本政府军与野蛮的美国印第安征服者的类比。这一类片子，如《大地英豪（The Last of the Mohicans）》《夏延的秋天（Cheyenne Autumn）》，《与狼共舞（Dances with Wolves）》等。这种将日本传统和现代化与西方对印第安文化的入侵的简单化的类比，造成了这个电影的硬伤。他在日本的日本传统和现代化之间选择传统，而这个传统又正是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反西方势力，民粹派，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根源。它植根于明治时期，大行于昭和年间，直接导致了1910年对朝鲜的并吞，30年代血腥的中日战争，和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这种对现代化的批判，与美国的民粹主义相重合，片中那个贪婪，嗜权的大村代表美国民粹主义者所反对的政府。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样一来，电影的制作者莫名其妙地扮演了日本法西斯政治的吹鼓手。它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批判，却直接将自己引向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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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st Samurai》详细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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