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刚刚收到朋友从国内寄来这篇辛子陵的讲话。此前本人对辛子陵其人其事一无所知，据说他在发表这篇讲话之后招来麻烦。又有人说他是温总的支持者。粗粗读过此文，感到所谈到内容，尤其是后半部分提出的改革方案有一定的新意。比起全盘西化者一味骂倒，而没有具体蓝图，空谈民主理念更有意义。也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不失为一种对当前中国民主改革具有建设性的思考。文章中提到了很多数据，也有不少的脚注号码，但具体的参考文献却没有列出来。所以很难确定这些数据和观点的具体出处。是个遗憾。现将全文转贴于此，供大家参考。文中的字体颜色皆原本如此。欢迎讨论。但是本文并不一定代表本人观点。特此说明。】

辛子陵在沪讲话

2010,2，

    (辛 子陵 原名宋科，一九三五年生，河北安新人。五零年參加解放軍，五九年加入中共。曾任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助教、軍政大學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軍事學院出版社社長、 國防大學《當代中國》編輯室主任等職。在職和退休後，批判極左思潮，撥亂反正，有重要著述問世。著有《毛澤東全傳》（四卷）、《紅太陽的隕落》等，首次由 體制內人士對毛澤東一生作倒三七開評價。)

    有机会跟上海各界朋友们见面非常荣幸。正值春节，先给大家拜年。

　宋朝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说过两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作为执政党的一员，我关心百姓的疾苦;作为退休老干部，我关心党的兴亡。这是我今天谈话的立场。后面我揭露的党的阴暗面可能是骇人听闻的，但我是为了救党。帮助党走出改革共识破裂，社会危机加深，执政合法性丧失的困局。

    政府崛起，人民没有崛起

　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中国GDP已超日本成为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20国首脑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扬眉吐气。法国总统萨克齐说：“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增加到2009年的33.5万亿，翻了几十倍，这个成绩怎么来的? 有 人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官话，是假话。实情是社会主义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已改弦更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私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实 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社会主义旗帜不丢，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我们原来是计划经济，在冷战时期属于社会主义市场， 没有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搅到一起，或者说陷入不深，所以，世界经济危机一来，中国受到的牵连较小，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乐观一下是可以的，但要清醒。1840年中国的GDP是英国的六倍，天下第一，但中国开始走下坡路。所以今天天下第二也不值得骄傲，不标志崛起。不管中国经济总量处在第几位，我们的人均GDP仍居世界百位以后，按联合国‘一天收入低于1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约1.5亿贫困人口。(1)

   我们的人民是世界最穷的，连拉美、非洲都不如。把国民工资收入加在一起，占国家的GDP的比重，欧美最高，大约55%，南美38%，非洲20%，而中国是8%。(2)

   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3)

   国的崛起是政府崛起，人民并没有崛起。

   中国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才进入情况。经济危机并不像台风一样在沿海登一下陆，就转头走了。世界经济危机后劲大得很。目前对中国最大的打击是外贸出口萎缩了，急剧减少。中国的经济增长，74%依赖出口。(4)

  去年出口对GDP的贡献是–3.9%。我们的商品卖不出去了。许多民营企业，一些制衣厂、制鞋厂、玩具厂就倒闭了。所以我们的经济要转型，由外向型转为内向型，要在国内找到市场。

从朱镕基当总理时就说经济要转型，要由外向型经济转为内向型经济，但一直转不过来。为什么?百姓穷，没有购买力。像我们深圳那些玩具厂、服装厂，广交会上没订货了，就只能倒闭。2008年我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仅纺织企业就有2000万工人失业。向内向型经济转变成为空谈，在政策上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用大搞基本建设的办法，去保8%的经济增长率。如果农民家庭有能力给孩子买几十元、上百元的玩具，有能力过年时人人都买套新衣服穿，就有了汪洋大海般的玩具市场和服装市场。6.7万家民营企业一家也不用倒闭。在中国，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是让农民富起来。

现在中国经济的瓶颈是找不到市场。一个欧洲市场，一个美国市场，原来是我们的大户。人家不买我们的东西了，我们急得团团转，在世界面前充阔佬，派出采购团到欧盟买东西，出手就是130亿美元。实际上是希望人家投桃报李，是去找市场。我们去买过东西的国家，像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并没有回报，并没有派采购团到中国来。我们九亿农民如果富起来，等于欧盟(4亿多人口)那样两个世界市场，等于美国(不到3亿)那样三个世界市场。我们自己有这样大的市场，不知道培育利用，到国外拉关系说好话，满世界找市场。

看看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是怎样为自己开辟和创造市场的，会对我们有启发。

福特在1913年引入新的装配线，极大地提高了汽车产量。1914年他主动地把工人的工资翻了一番，由每天二至三美元提高到五美元。九十多年前, 日工资五美元是很高的工资，累积起来工人的年薪是1825美元，而1913年，一部福特T型车的售价是440美元。工人一年的工薪可买四辆汽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86年，福特公司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了12倍以上。福特的经营理念是：“汽车不应该只属于少数富人，而应该让每个人都买得起”。福特没有依赖出口，没有向欧洲的王室贵族，亚洲的军阀官僚，南美的部落酋长，推销他的汽车。他的一双眼睛，盯着自己的工人，盯着美国的老百姓。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福特的这一套政策被称为财富革命。要想找到市场，先要人民富起来。

政府好像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了“保8”，国家投资4万亿救市，10万亿信贷，不是扶持那些倒闭的或将要倒闭的民企，都给了国企，给了铁路、公路、机场，还有给了房地产业。于是，上项目，铺摊子，搞基本建设，当年的GDP就上去了。靠钢筋水泥创造GDP，2008年是57%，2009年是70%。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90%。现在，生产能力已经过剩了。据1月份统计，有10个行业产能过剩。中国粗钢过剩率达到43%，过剩量约为2.5亿吨; 水泥过剩率达到24%，过剩量为4.8亿吨; 在粗钢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76%; 在水泥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63%。到2013年初，新投资的项目如果有40%形成生产能力，中国的产能过剩率将达到200%。因为形成生产能力不等于产品有了销路，产品没销路就是生产经济危机。像安徽阜阳市，修了个飞机场，但没有飞机起落，没有客流，成了赔钱货，因为运营要养一大批职工，还有各种行政开支，只好关闭。湖南省长沙为了利用中央政府给“铁、公、机”的拨款，拆除2英里的现代飞行跑道重建。内蒙古新建的鄂尔多斯城仍然是一座空城。

截至2008年12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率达60%，面积达2亿平方米。国务院提出2012年以前要新造1530万套平民房子卖给老百姓。还是钢筋水泥开路创造GDP。不解决让人民买得起的问题，盖的房越多经济危机越重。经济危机的根本问题是生产过剩。上项目铺摊子是增加过剩，雪上加霜，是走不出经济危机的。国家投给房地产业9000亿救市。一旦国家托不住底，房地产业资金链断裂，企业停工，大量烂尾楼出现，将出现非常可怕的景象。2009年底全国失业工人4000万，失业率是5%。如果楼市崩盘，全国约有5000万建筑工人，将出现大量失业者。如果有一半人失业就是2500万人。估计2013年将有6500～7500万 的工人失业。按每个失业者是四口之家计算，有三亿人口要靠政府救济生活。政府减收增支入不敷出时，就要多印钞票，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接着就是通货膨 胀物价上涨。人们到银行排队提款挤兑，银根吃紧。更多的工厂、商店倒闭。更多的人失业，更低的购买力。一切靠高压掩盖的社会问题就会凸显出来。那时中国才 进入了真正的经济危机。那才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要出现罗斯福那样的国家领导人，才能领导国家走出危机。

中 国政府，从毛时代留下的传统，就是舍不得让老百姓富起来。老百姓手里有点钱了，政府就想办法叫你交出来。过去我们是短缺经济，没有经历过以生产过剩为表现 形式的经济危机，以为就这样轻松地过去了，这是个天大的错觉。我劝政府未雨绸缪，留点后备，留点钱，应对两三年后的可能出现的大萧条。

经济问题说多了太枯燥。这个问题打个结挂起来。至于怎么开辟内需市场，怎么才能让农民富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放在后面谈。

 中国政治危机比经济危机严重

   经济出现危机，政治也出现危机，是不是改革开放搞坏了，搞错了? 不 是。改革开放纵有一万条缺点也比毛泽东时代强得多，起码没有饿死一个人，在比毛时代人口多了一倍的情况下，取消了票证配给制，保证人人吃饱穿暖，生活达到 了小康。这是了不起的成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功不可没。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 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实践，一种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掉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只要能保证公平和正义，还是社会主义; 如 果丢了公平和正义，就从根本上变质了。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谋发展，不丢社会主义旗帜，是要摆脱贫穷社会主义，在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实现公平和 正义，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效率上去了，但公平出了问题，导致了权贵集团的孕育、诞生、成长和坐大，他们占有 了经济发展的太大的份额，导致改革共识的破裂。这就走到了改革初衷的反面。

　未来几年的政治决战是: 或者是党内改革派制服权贵集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或者权贵集团制服改革派，在中国建立比现在还要厉害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剥夺压榨人民，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引发一场暴力革命。

    中国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官倒时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双轨制”的漏洞，权贵们通过“官倒”即倒买倒卖，把计划内物资转化为计划外物资，赚取差价; 或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敛起第一桶金。

　　二、包揽大型工程时期。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包揽大型工程虚报成本、出卖国家和工人权益提高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在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国家的和省一级工程中，就有高达40～60%的工程款流进了他们的口袋。1998年以来，中国开始兴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国家支付1亿200多万元，而实际仅需7000万元，权贵们每公里攫取了3200万元。这样的高速公路共有16000公里，仅此一项，承包工程的权贵就掠夺5120亿元以上。

　　三、国企改制时期。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 “抓大放小”，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问题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的国企改制中。地方政府认为“经营者持大股”是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中“最有效的股权配置方式”。《浙江工人日报》2002 年8月7日发表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位董事长的自述，可知“新百万富翁”是怎样“一夜之间”产生的:

    具体确定为国家保留22.5%的国有股;董事长占22.5%的股份，即1125万元; 职工持股会占20%;外来法人股占35%。这样，我就成为了名义上的“千万富翁”。我的1125万元股份，除自己积累50万、向亲朋好友借200万以外，第一块是经营者才能奖金100万元，第二块是技术奖励150万元，第三块是职务配股250万元，第四块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让375万元，而这375万元期股实际上是以现金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断国有资产存量，靠分红的钱还。这几年我经常受邀请到上海、山东、四川等地作报告，反复讲经营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万年才有一次机会。(5)

    这位董事长交了好运，市政府给了他875万。 主事的官员能够统一认识把这笔钱给他而不是给别人，这是幕后交易的结果。他当然要通过巧妙的方式给官员们送钱，把这个人情还回去。国企改制因为没有民主监 督，基本上都是由各级政府官员黑箱作业，导致腐败丛生。通常是政府参与设计公司管理机构，寻找经营者，为国企资产作价，甚至承担部分债务。由于较大的国企 资本存量大难以卖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员将其从“全民所有”“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后的“经营者持大股”。这种类型的改革被称为“界定”式的改革。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这就给官商勾结发“改制财”留下了广阔的运作空间。如果主持者是个贪官，为了国企脱困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制的这本“经”就被彻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官员们很难洁身自好。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权力身份把利益摆平，政府、人大和党委一路绿灯通过，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绩; 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现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护的所谓“利益集团” 。在这种体制下个别人洁身自好是很难的。假定班子里成员每人200万股份，十个人九个人拿了，就一个人坚持原则不拿，这个人就很难在这里继续混下去。他就成了异类。 “怎么，你准备揭发吗?你准备将来上级查处时当坚持原则的代表吗?” 先找个理由把他淘汰出局。这就是所谓逆淘汰制，在整个风气坏了的时候，当清官很难，许多不是很坏甚至比较好的干部是这样下水的。在处理权贵集团的时候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

　　现在权贵集团坐大，成了党的心腹之患。他和共产党搞在一起了，穿一样的衣服，在公开场合说一样的话，都念邓、三、科这一本经，你很难分清谁是共产党的改革派，谁是权贵集团成员。

    四、买官卖官时期。这是权贵集团的恶性发展。2001年6月15日，中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了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案件。这个案子的特点是开了买官卖官的先河，有人写成纪实文学《新官场现形记》。在辽宁沈阳查处的慕马案中，涉及16个人是“第一把手”，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财政局长、国税局长、土地局长、物价局长、烟草专卖局长、建委主任、国资局长等要害部门的第一把手纷纷落马，新华社记者描述说，“一把手”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了一个地区和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从而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的潜规则。买官卖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已经司空见惯，“官市”极其火曝。(6)

    黑龙江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在马德任书记的绥化市，有50多个部门领导和70%的县级领导卷入买官卖官生意。(7)

    国家级贫困县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样明码标价，财政局长40万元; 人民医院院长30万元; 各乡党委书记6万元至10万元不等。(8)

    安徽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极致，从乡镇到县直机关，大到镇长小到妇联干事全部明码标价出卖。(9)

    依靠这些党棍官僚治国安民，建设和谐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

　官场商业化，必然导致官员劣质化、流氓化、黑社会化。这些官员身上不仅没有一丝一毫共产党人或国家干部的正气，而且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底线。赃官徐其耀，有“教子书”一封，深刻揭示了权贵集团的世界观: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 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 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10)

    现在揭露出来敛财最多的贪官是广东省政协主席、前公安厅长陈绍基，双规后查出他有20本化名存折，涉案金额总计人民币20亿元。(11)

    据揭发，最近被双规的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亲口讲过：“现在没有关系根本上不去，我到这个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钱呀! 我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当上这个市长(据说为了当这个市长他花了3000万)，我已经投了不少资了，现在已经豁出去了。好多企业家为了我当市长，都愿意豁出老本。这些人出钱帮我当官，我得还债呀。” 为了还债，他卖官开出的价格是：“一名区的正职不低于1000万; 大集团(企业)正职不低于800万; 一般局长在500～600万之间。”

　　清末卖官，最大是候补道，地司一级官员，是个社会身份，无俸禄，很少有人能补到实缺。现在卖官是实职，有人花3000万买市长、省长做，居然做成了。在清朝，巡抚这一级官员花多少银子也买不到的。共产党的天下，腐败是没有底线的。

       赃官们道貌岸然的背后，除了敛财，就是搞女人：

　　新华社报导，贪官95%都有情妇，60%以上的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好事者根据真人真事制作“全国二奶排行榜”在网上传播，有九个“奖项”，揭露了这些赃官的惊人的腐败：

“数量奖”授予包养146奶的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就是写“教子书”，把贪污作为当官唯一目的的那位;
　　“素质奖”授予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
　　“学术奖”授予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载性爱日记95本，制作标本236份;
　　“青春奖”授予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都是16到18岁;
　　“管理奖”为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夺得，妙用MBA知识有效管理77名情人;
　　“挥金奖”得主深圳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给他的“五奶”一人，800天挥霍1840万元，平均每天23000元;
　　“团结奖”得主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被称为“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其“团结”事迹是与22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
　　“和谐奖”得主是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6个情人，生了6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干劲奖”得主是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5位情人立誓：保证到60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以上这些极坏的典型已不是个别现象。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贪腐官员已经占了多数。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 。(12)

　　请大家注意这个数字：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两级党委已经变质，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不合格，这是吴官正讲的呀! 省市两级党委班子，人数可能就是几千人，但这就是操纵我们国家运转的那只看得见的大手呀!十个指头坏了八九个，这双手还能依靠吗? 还能信赖吗?

十 七届四中全会上，胡温将领导干部公示财产的阳光法案提交全会，竟然被否决了。这件事给了我极大地震动。阳光法案反映了党心民心，如果全党公决，或全民公 决，都会通过的。被否决的事说明，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准确地说是他的多数，不能反映党心民心，跟全党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跟全国人民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这些 反对阳光法案的中央委员还是我们的人吗?还是我们选出来的代表吗? 作为一个老党员，我动议：十八大选举，凡拒绝向全国人民公布财产者，不能当十八大代表，不能当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和纪委委员的候选人。省、市、县换届选举也应该如此。

　　走笔至此，我这个老党员不由得仰天长叹，为国家腐败至此一哭! 为党堕落至此一哭! 现在的县委书记们不是焦裕禄了! 试问吴邦国委员长，在林龙飞这样的县委书记领导下，这个县怎样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 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制衡监督，就统一成了周宁县那样一种“三光”的局面，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 党都这样子了，还奢谈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优越性，还奢谈政治体制改革是党的自我完善，就只能等着被人民推翻了。

    权贵资产阶级的人数，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导: 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如果放大一些他们的社会基础，家有千万(人民币)以上的权贵集团人数约有500万人。(13)但在13亿中国人民面前，他们是微末的小数。在7000万党员面前，约占7%。

　　问题积累到今天，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权贵集团的矛盾。权贵集团造成四大恶果：首先是分配不公平，贫富两级分化使社会矛盾尖锐化，从根本上破坏了和谐社会的基础; 第二是借助政治权力强势垄断，以发展壮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掩护，实行“国进民退”，蚕食和鲸吞民间财富; 第三是反对“耕者有其田”，把土地垄断在自己手里，成为压迫、剥削农民的“红色地主”; 第四是形成了一个拼命反对民主宪政的特权利益集团，以批判普世价值和两个“绝对”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使政治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权贵集团是中国共产党的掘墓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掘墓人。

实行三大新政，完成拉动内需的战略转变

　　迎接三年内必将深化的经济危机

　　以胡温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亮明旗帜，表明与权贵集团决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才能知所趋处，知所依归。要发动党内93%的健康力量，发动13亿 人民的力量，形成绝对的政治优势，治服权贵集团的反抗，用经济和法制手段解决权贵集团的问题。蒋介石败退台湾，政治上第一个大动作是甩掉官僚资产阶级，启 用党内和本地才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蒋经国开启报禁和党禁，走民主宪政的道路，为国民党中兴奠定了基础。不摆脱权贵集团的挟制，共产党只能在33万亿GDP的陶醉中灭亡。

　　一年12万 起所谓“群体性事件”，这就是列宁说的那种人民大起义临近的标志。上层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下层广大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面对烽烟遍地 的政治局势，集训县委书记和县公安局长，准备镇压是下下策。上策是平息民愤、化解民怨、挽回民心。没有革命性的改革，就会有比改革更加难以承受的革命。这 是最后的机会了。

    现在常提康乾盛世，我们看看这两位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是怎样治国安民，使一个满族政权赢得合法性的，就知道共产党的政权怎样才能够重新取得合法性，得到民心的认可。康熙在位的62年间，不同程度地减免全国的租赋有500多次，折合白银达1.5亿两，相当于清朝四年多的财政收入。乾隆在位60年，曾先后五次免除过全国所有州县的一年赋税，执政期间免除的赋银超过3亿两。康乾时代的个人税赋只有当时英国个人税赋的三十分之一。(14)

    康乾两朝向人民让利多少呢? 朝廷12年的财政收入。如果比照一下，我们一年的财政收入是6万亿，12年就是72万亿的概念。不让百姓富起来，老百姓不会承认你是盛世的。胡温新政有过免除农业税的创举。为了重建政权的合法性，胡温新政的手面要宽些再宽些，小恩小惠，救济性的惠民政策是不够的，要有大手笔，要敢于让全国人民富起来。干了这件事，你们就超过了毛泽东，也超过了邓小平。

    对此，子陵贡献三条建议，也可以叫救党三策。

    第一、兑现“耕者有其田”，稳住农村，稳住农民

　由于实行土地财政，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空前紧张。所谓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已经完全变质。它为地方诸侯掠夺农民的土地提供了法律保障。卖地的钱，各级政府得90%以上，农民只得5～10%。在土地问题上政府与民争利，已经闹得烽烟四起，民不聊生。2010年1月7日，江苏省邳州市(县级)河湾村，镇政府派出党支部书记带领200多人手持棍棒、砍刀，强行征用该村耕地，与前来护地的百余村民发生冲突，护地村民一个被打死、一人被打成重伤。镇政府用“以租代征”的方式，导致河湾村3000多亩耕地中2500多亩被占用。镇政府要将这块地卖给邳州海天石化公司，这家公司有邳州市政府、人大、政协、财政局、国土局等单位领导的大量股份。地方政府的财政和地方国企的发展，是建立在掠夺农民耕地、损害农民利益的基础上的。

　反对耕者有其田，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人, 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防止农民失地，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是为地方官员霸占农民土地制造理由。在这种名义下已剥夺了四千多万农民的耕地。据民主建国会调查预测，2020年将有一亿农民失去土地。地方政府新领导人一上台，首先要打农民集体所有制耕地的主意，这里头出地方财政﹑出建设资金﹑出个人政绩, 出官员别墅﹑出灰色收入，而且阻力最小，成本最少，效益最大。所以,中央政府如不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征地会愈演愈烈，直到逼出李自成、张献忠来为止。

　我们听听农民的声音。2007年岁末，黑龙江富锦市72个村4万多农民向全国发表的《公告》说：“中共各级组织和各级政府，应本着当年实现农民‘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理想和承诺，像当年带领农民土改和像改革初期支持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一样，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支持和保护农民对土地的各项权利。中央多年来关心农村、关心农民的优惠政策为什么总落不实? 为什么总不能让农民的处境有大的改观? 根子就在‘惠而不政’。把土地彻底给农民，才是最见效、最真实的惠民政策。” “长期以来的所谓集体所有，实际上架空了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权利。富锦市各级官员和豪强以国家名义和集体名义不断大肆侵占和私分农民土地，成了实际的‘地主’，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却被迫成为租种‘地主’土地的农奴。” (15)

  陕西农民由七十多岁的马连宝领衔，于2007年12月12日发出的《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7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的公告说: “我 们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如果再争取到自主办教育，自主办医疗的创业权，压在农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就会被推翻，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自己就基本解决了。近几年， 中央给了农村、农民一些小恩小惠，我们认为农民的土地权、创业权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农村问题，农民也才能和城里人平等，才能参加分享现代化 的成果。” (16)

  农民是通情达理的，不逼急了他们不愿意铤而走险。为了几十万地方诸侯的私利和九亿农民对着干，待到他们像火山爆发一般地起来“给你个说法”的时候，党就真的没有退路了。

  把 地分给农民，给农民完整的产权，不是要农民在一亩地上致富，主要是制止地方诸侯抢地卖地的狂潮。实行耕者有其田，简便易行的办法是以农民承包地为基础，把 产权给农民。农户分得土地后，可以像承包时那样继续单干，可以按市场价格出卖自己的份地，可以自愿联合起来组织土地私有﹑入股分红的家庭农场，都是合法 的，都是光荣的。党和政府在宣传上不要带倾向性，在政策上要一视同仁。

 当 然，解决地块细碎和机械化矛盾的最好办法是组建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红为基本制度的家庭农场。要走好这条道路，关键是政府放开政策，让农民自发地搞，自己去 搞，像私营企业那样，自己推举领头人，自己选举董事会，政府只给政策，不派干部。这种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红为基本制度的家庭农场，与合作化、公社化根本不 同之处是把私有制原则坚持到底，任何时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许“动员教育”农民放弃土地私有权。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受《宪法》和《物权法》的保护。凭这个私有权，农民每年可以获取25%至37.5%的 地租收入。必须防止的更坏的结果是，在实现土地私有化的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的官商勾结，兼并鲸吞大片土地，一方面造成巧取豪夺田连阡陌的大地主，一方面造 成数量庞大的赤贫阶层，这将导致农村社会极大的不稳定，甚至引发土地革命。要允许组织农民协会掌握分配土地的实权。干部的任务是掌握政策，保证分配的公 平，只当裁判，不下场踢球。在土改辖区有家族亲友的干部，实行回避制度。这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一定要万无一失。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 1996年以来，中央曾两次提出必守的耕地总量红线，又两次失守。地方和中央博弈的结果总是地方胜利，红线被突破。守住18亿亩红线最根本的办法，是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三门峡库区失地农民说得好：“我们在农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么法律什么政策都很难管住土地。土地权利重新回到农民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坏势力就不敢再轻举妄动，因为你侵占的不再是什么集体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 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拚命。农民的力量调动起来了，政府保护土地的包袱就卸下来了。” (17)

国家建设需用农民的土地，地价形成要靠市场机制。农民要成为有法人资格的卖方，行使参与权﹑要价权和谈判权。除法定的税收外，卖地的钱全部归农民。政府要考虑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安置失地农民为前置原则。

土地私有化会使农民富起来。如果一亩地能卖100万元，一家有七亩地的农户就有了700万元财产。实行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 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让农民富起来，建立起中国的内需市场。对此，城里人要多想想农民的牺牲和贡献，不应该有意见。经过土地私有制改革，农民会找回土改后合作化前那种翻身解放的喜悦。

第二、要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在工资、住房、医疗、教育及各项社会保障上，大幅度地向民生倾斜，要占到财政总开支的60%。

2007年中国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 而在美国，2006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财政总开支的61%。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三分之一就是33%，也比我国高一倍。

既然标榜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资本主义美国。它占财政支出的61%，我们也应当占到。前年我们是60%就是36000亿，而不是6000亿元。有了上规模的全民福利，失业农民工、失业工人、低收入者和贫困农民的窘迫境遇可立竿见影地缓解。

据2007年4月5日南方某媒体报导，湖北的一对农民夫妻因负担不起万余元的医疗费投长江自尽。不久，福建的一对农民夫妻也因1859元 的医疗费，在闽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悲剧。这两起事件代表性的反映出包括大多数农民工在内的底层人民悲惨的生存境况。外电评论：触目惊心的现实，宣告当局所 鼓吹的农村合作医疗阶段性的失败。其条件之苛刻和保额之低，不具备社会保障功能。就像地方政府为显示政绩一样，这是中国当局为应付舆论和国际社会所搞得世 界级形象工程。(18)

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说过，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真实反映了该国的意识形态。领导人到底信奉什么? 到底是人民的政府，还是特权阶层的政府，看看财政支出，可以一目了然。6万亿财政收入怎么切割? 是先切下60%留给人民，再安排其它支出? 还是倒过来?拿官员用车来说，10年前开支3000亿元，说要试点改革，试点了10年，车更多了，现在的开支是5000亿元了。我们对官员的管理，就缺少意大利法律那个狠劲。意大利法律规定，禁止公务员公车私用。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布赞卡，曾经让公务车司机开车将他和妻子送到巴里市港口，回来时又让司机接他们回家。2002年2月，当地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处布赞卡13个月徒刑。布赞卡以自己支付了往返汽油费为由，提出上诉。2003年10月21日，意大利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布赞卡因私与夫人乘坐公务车，被判六个月监禁，即日起在狱中服刑。(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