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周厉王止谤算起，中国人懂得“言论自由”这个道理，怎么算，也有两千年的历史了。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言论自由”这个道理，自不必要西方人来教。

中国人的言论自由，有做得好的时候，有做得不好的时候。这做得不好的时候，往往成了被人诟病的把柄。被西人抓住不放，好像只有他们才懂得言论自由。 而中国人邪恶，必得要有他们西人或者其代理人来教导，才能走上现代化的康庄大道。虽然他们自说自话，可笑的是国人中一些邯郸学步，数典忘祖的，也信了他们 的话，为他们摇旗呐喊，上窜下跳。令人讨厌。

言论自由其实有几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人民大众说话的自由。这是个好东西。所以，为民者，不光要宣之使言，还要木铎采风。收集民意，作为为政的参 考。民众的口碑，也会形成社会的舆论，影响到一地的民风。不仅如此，就是在庙堂之上，中国自古以来，就设有专门言事，纠弹官员的言官御史。而且这些人往往 位高权重，贵为公卿。所以无论是体制内外，说中华文化里没有言论自由的传统，不懂得其重要性，只是无知。

正如任何自由都伴随着责任一样，言论自由也不例外。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人微言轻，说起话来当放个屁。所以也没有人在意。自然也不讲究什么责 任。而体制之内的言官们，有时候一言九鼎，事关社稷苍生，所以就得非常小心。而政府在选择言官的时候，也就特别在意。宋代司马光曾经说：“凡择言官，当以 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对于言官的道德品性及政治素质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明代对于言官的素养品质则有着更高的标准，首 先，“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其次，必须正派刚直，介直敢言，而不患得患失，爱身固禄；再次，具有突出的学识才干，既通晓朝廷各方政务，洞悉利弊动 态，又能博涉古今，引鉴前史。除此之外，还须具备一定的仕途经历，历练稳重；对于年龄、出身以及文章、词辩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体的要求。总之，言官必须具 备秉公据实，善辨是非，敢论曲直，既勤且廉等优秀品质，品行、才识不可缺失。所以，明代出现过许多著名的言官。在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多次出现言官集体 跪谏、不畏死难或前赴后继、持续极谏的惊心动魄场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明代几乎无一皇帝没有受到言官的规谏。（百度百科）中国人说的所谓“文死谏”，就 是指的言官的言论自由的问题。这一种体制内的言官制度，与现代西方民主体制里面的“忠诚反对派”在某种程度上有一比。

言论自由的另外一个层面，我看可以把它叫做利益集团的言论自由。它与普通百姓的言论自由不一样。往往反映一部分人，思想流派也好，学术爱好也好，或 者是利益体团也好，他们这些人的利益诉求。先秦时期的诸子论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算是在这个层面上的言论自由。理论上讲，从社会和谐发展的角度 看，这样的自由也是必需的。但是这种自由，既基于一定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也历来不是没有限度的。因为这样的自由可以导致激烈社会变革的结果。所以总是受 到统治阶级的高度警惕。所以其自身的结果，也可在幸与不幸之间。对先秦诸子百家，是好的结果。而对秦代咸阳的那些儒生，或者明末的东林党人，就属不幸。

这一类的言论自由，如果只是如咸阳的那些儒生或者明末的东林，不过书生空谈。比较可怕的，是那些在社会面临剧烈动荡时期，代表了一定利益集团的人。 如果容许他们不受限制的言论自由。那往往预示着改朝换代的结局。或者说至少代表着这样的诉求。所以当权者很小心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当年共产党曾经向执政 党国民党要求过这样的自由，没有得到过。所以他们不得不通过在《新华日报》上开天窗来表示抗议。今天的共产党也不会容许《南方周末》那一帮自由知识分子得 到这样的自由。在这里。国共两党没有本质的区别。盖在于今天的所谓自由知识分子们，已经是一定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而不是一般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在要求 言论自由。

从第一个层面的言论自由而论，中国如今有言论自由吗？答案是肯定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连天王老子的概念都没有 了，中国人什么话不敢说的？日子过得蒸蒸日上，芝麻开花节节高。共产党好像也不怕给老百姓言论自由。在这些言论里面，我们肯定也还听到什么太平盛世，称尧 颂舜的真心话。所以，共产党不必担心给予人民言论自由。

从第二个层面来看，中国如今有言论自由吗？好像是有的，又好像是没有。或者说，共产党很尴尬，不知道怎样去管理言论自由的问题。比较起他们西方的同 事们来，共产党很不幸。因为共产党的媒体，都是自己的喉舌，自己的喉舌当然要自己去管。然而相当一些这样的喉舌，实际上做的是一些利益集团的代理人。在言 论自由的旗帜下，共产党不得不让他们说很多他们自己不喜欢的话。可是，这些媒体一旦形成一定气候之后，其影响力是很大的。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共产党，所以 被逼太甚了，就得出来“管”一管。在西方以言论自由占领道德高地的时候，自己现在只好也不得以扮演起当年蒋介石的角色。所以庹震之类的要收拾的，实际上是 南周高层那些利益集团的代理人。比较起他们的东方同事们来，西方的政府和官员们就要容易得多了。第一，他们不用管媒体。媒体自有媒体的主人们来管。媒体人 当中偶尔有几个不识时务的，想要借主人的媒体来发挥他们自己的言论自由的时候，他们的老板自然会处理他们。或者不让你做主播，或者干脆炒你的鱿鱼。当这些 人从代表利益集团的媒体人变成一介百姓的时候，他们当然可以享受自己的言论自由，就像如今的广大老百姓一样，但是他们的影响力也就沦为大众一样，不足为任 何人所虑了。而西方的媒体，代表着其老板的利益。本人曾经在《也谈是谁在真正统治美国（一）：左派的观点》一文中引用《纽约时报》董事会主席阿瑟苏兹贝格的一段话：

“在麦克对《纽约时报》董事会主席阿瑟苏兹贝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 Jr）的访问中。麦克问道：作为美国最重要的报纸，《纽约时报》拥有巨大的影响力（power）。那么你们代表谁使用这种影响力呢？苏兹贝格回答说：“为 这个机构，为我们自己。我们代表自己发言。我们希望向读者提供一种人类所可能的最接近事实的世界观（on behalf of the institution, on behalf of us. We speak for ourselves . We hope to present to audience a vision of the world that is as close as humanly can to what is actually taking place）。所以明白地说，《纽约时报》为了他的主人，那些拥有和控制这个机构的人，享有和运用其巨大的影响力（power）。”

在这里，这些媒体的主人，与西方国家的统治者站在同一条线上。当这些媒体发言的时候，他们的利益与统治者的利益是自然一致的。所以西方统治者们没有 严重的与媒体的这种对立。这种媒体与统治者高度同一的现象，是成熟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一种现象。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从The Insider的故事看美国传媒与言论自由》 中总结过，提到有三个要素尤其引起我的兴趣。第一，就是契约合同的问题。第二，新闻人的职业操守和新闻自由的关系。第三，就是资本的终极权势。而关键的一 点，就是这里面的第三点。由于这种一致性，西方的媒体表现出来的与统治阶级的差异性，最多可以说是一种所谓的“忠诚反对派”的差异性。而不会达到要推翻其 政体的严重性。而中国今天的这种对立，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现象。中国的资本正在崛起。但是他们的权势还没有相当地强大，所以他们只有通 过共产党自己的“喉舌”中的他们的代理人，来表达自己的诉求。所以共产党与南周的冲突，实际上是共产党与这些代理人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冲突。而不是一个所谓 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问题。当一些利益集团以言论自由为名，宣传推翻统治者政体和统治的理念的时候，那么这个统治集团的态度和反应是可以预见的。这里与当 年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的言论自由完全是一样的道理。这里可怜的是南周那些可怜的小记者们，为了所谓的言论自由参加绝食和示威，被人当枪使而不自知。

现在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今的共产党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利益集团的问题。如果说共产党代表的是资本集团，那么这样的冲突就应当不会如此强烈。或 者说代表了一定的利益集团，与另外的一些利益集团的斗争，因为这一些利益集团（比方说所谓的权贵资本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权力，不愿意与另一些集团分享。 那么，这从根本上讲，还就不是一个所谓的言论自由的问题。如果说，共产党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秉承了当年共产党人为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了民族的复兴强盛， 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那么，如今对于像南周这样的所谓“媒体”和“喉舌”，“管”一“管”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问题在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也应当 提到日程上来了。应当在中国资本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像美国那样的时候，在自己还能够主导的时候，稳妥地进行起来。这才是国家人民之福。希望当今的执政者会 意识到这一点。

【参考文章】

也谈是谁在真正统治美国（一）：左派的观点

从The Insider的故事看美国传媒与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