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行《半軒集》《送唐君處敬序》云：“至正乙已冬，會稽唐君處敬將之官嘉禾。永嘉余君唐卿、西蜀楊君孟載、九江張君來儀、太原王君常宗、渤海髙君季迪、郯郡徐君幼文、洎余相與觴而餞之。”高啟作於同時的《送唐處敬序》云：“余世居吳之北郭，同里之士有文行而相友善者，曰王君止仲一人而己。十餘年來，徐君幼文自毘陵，髙君士敏自河南，唐君處敬自會稽，余君唐卿自永嘉，張君來儀自潯陽，各以故來居吳，而卜第適皆與余鄰。扵是北郭之文物遂盛矣。余以無事，朝夕諸君間，或辯理詰義，以資其學；或賡歌酬詩，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堙滯之懐，或陳几筵以合宴樂之好。雖遭喪亂之方殷，處隱約之既乆，而優游怡愉，莫不自有所得也。”從高啟行文看來，徐賁當是移居北郭之第一人。至正乙已，是為至正二十五年。上溯“十餘年”當是至正十五年前。具體到哪一年不好講。但是必在至正十三年前。因為楊基《舟入蔡河懷徐幼文》詩云：

“憶初見君江浦外，七尺長身齒含貝。君年未冠復新婚，錦\帶吳鈎紫絲佩。豪姿俠氣颯蕭爽，春鴻輕便秋隼快。結交梁椘燕趙間，追慕亷藺羞郭觧。誓將弓槊事鞍馬，恥作寒儒服巾帶。余時瑣屑箋蟲魚，折幾寒燈冩秋芥。相逢一咲恍自失，不異低岑仰髙岱。殺雞為黍三日談，深中肎綮入入餉骱。方喜師君竟兄我，巵酒動輙受百拜。停觴爛熳出險語，磔裂鬼膽窮百恠。天然清真去雕飾，王嬙西施洗鉛黛。漱芳雋腴再三讀，項上之臠左手蟹。技癢礪秣互掎角，十捷一二八九敗。余實羨君敏且愽，君亦憐余強而邁。英雄敢誇君與我，強弱不止楚敵蔡。孟瀦豪士渤海髙（季迪也），時復峙足如鼎鼐。髙才於我十倍我，尚歎追君力不逮。縱橫千字戚生筆，迭宕百韻余公菜（幼文與余唐卿作菜邁詩二百句甚工）。僧房秋逈鉢\聲長，雪屋香銷燭痕在。清游未竟夕漏終，落月殘星悲一慨。激烈正醉金陵酒，漂泊共泛濠梁載。城荒地僻生計拙，時脫春衫倩人賣。破樓夜雨隣鐘急，委巷秋風茅屋壞。斯時愁絶正難禁，君獨相㸔勸余耐。別來奔走向西洛，面色痿黧病新差。章臺握手湏臾立，胸臆梗塞若有礙。平生恥作兒女悲，此別戚戚若有槩。今朝過蔡將入陳，漸見舟艫艤灘瀬。平漪細石魚跳渚，斜日低煙鴈橫塞。相思無柰客中愁，聊述長歌歌一再。”

“君年未冠復新婚”，是一個重要的的時間點。因為至正十三年徐賁二十歲，所以我說必在至正十三年前。雖然此前任何一年都可都可以稱之為“未冠”，但畢竟不可能說得太遠。比方說我們說某人十八、九歲不足二十可以，說十六、七歲不足二十，就已稍遠。說十五、六歲不足二十就有些奇怪了。而且徐賁又剛剛新婚，做一個大膽但是合乎情理的推斷，大致看來，徐賁移居北郭，高啟楊基初與徐賁相交，大致是在元順帝(惠宗)至正十一年辛卯年前後，當時楊基二十六歲，張羽二十歲，徐賁十八歲，高啟十六歲。

【二】元末吳中，被稱為“文章巨公”而又與楊基有過交遊者，除了楊維楨，當屬饒介與周伯琦。此二人皆位高而名重，也大致與張士誠\政權相始終，高啟楊基皆甚為其人所推重。作《醉樵歌》而獲贈白金之事，更是傳為佳話。

《明史》卷二百八十五《列傳》第一百七十三《文苑》《張簡傳》載：“張簡，字仲簡。吳縣人。初師張雨為道士，隠居鴻山。元季兵亂，以母老歸養，遂返儒服。洪武三年薦修元史。當元季，浙東西士大夫以文墨相尚。毎嵗必聨詩社。聘一二文章鉅公主之。四方名士畢至，讌賞窮日夜。詩勝者輒有厚贈。臨川饒介，為元淮南行省參政，豪於詩。自號醉樵。嘗大集諸名士，賦醉樵歌。簡詩第一，贈黃金一餅。高啟次之，得白金三斤。楊基又次之，猶贈一鎰。”

《明史》《楊基傳》說楊基“遭亂隠吳之赤山，張士誠\辟為丞相府記室。未㡬辭去。客饒介所。明師下平江，基以饒氏客，安置臨濠。”明確提到楊基之被貶謫臨濠，皆因饒介的緣故。所以，考察楊基的生平，他與饒介的關系是不能迴避的。

關於饒介其人，《姑蘇志》有傳：“饒介，字介之。臨川人。以翰林應奉，出僉江浙亷訪司事。累陞淮南行省參政，分守呉中。介爽暢博學，尤嗜吟詠，精行草。日延儒紳談弄篇翰。時四方初俶擾，郡城猶晏然。至正十六年三月九日，張士誠\冦齊門。事起倉遽，介卒無所禦。士誠\既入據，一城鼎沸。介無如之何。閉門髙臥而已。士誠\累使咨訪以事，強起之。介徃，士誠\委以兵政。然操縱不由介。介固辭。士誠\命仍送回，理省事。介勸士誠\嵗輸粟於大都。二十七年，天兵執士誠\。並俘介，歸京師，遂死。”

從這一段短短傳記里，我們知道這位元朝的參政，在張士誠\陷吳城時，正在“分守吳中”，所以饒介之分守蘇州，並有可能與高楊等相識，必在張士誠\據吳之前。而饒介之“還署省事”需要參考高啟的《鳧藻集》裡《代送饒參政還省序》一文：“太尉鎮吳之七年，政化內洽，仁聲旁流。不煩一兵，強逺自格。天人咸和，嵗用屢登。厥徳茂矣。然猶不自滿，而圖治彌厲。尚懼聽覽之尚闕，而思僚佐之相禆也。廼承制以淮南叅政臨川饒公領咨議叅軍事。公辭以非材，即躬臨其家，諭之至意。公感激，遂起視事。。。故雖以某之陋，獲與公共事，而亦得以寡過矣。且接尊爼之餘，談樂圖書之清暇，翺翔天府，以極一時之盛。則公之才，豈獨上頼之哉，某亦頼之矣。今年秋，公得解所領職，還署省事，竊以嘗有恊恭之好。扵其去，能無言乎。故論次其說，以為序。”

按張士誠\至正十七年降元，封太尉。如果以十七年加七年，當為二十四年。然其時張士誠已經稱吳王。不得稱太尉。所以此文當作於是至正二十三年秋九月張士誠稱吳王之前。其時則以張士誠\下平江的至正十六年算起。是時饒介正式以淮南叅政領咨議叅軍事。時高啟正與饒介“共事”，或為文學，或作記室。楊基亦還在其太常點簿任上。應當是與高啟一道同饒介“共事”張吳。

明廖道南撰《殿閣詞林記》巻八《編修髙啓》條下曰：“髙啟，字季廸。蘓州長洲人。少孤力學，工於詩詞。時張士誠\據蘓，有叅政饒介者，喜延士。啟方弱冠，介見大竒之。待以上賓，啟不之荅。乃隠於松江之青丘。”明王鏊撰《姑蘇志》卷五十二《人物》十高啟條下：“髙啟，字季迪。長洲人。少孤力學，工詩。至正間，張士誠\開府平江，承制以淮南行省㕘政饒介為咨議㕘軍事。介有文學，喜士。啟時年十六，或薦於介。介見啟詩，驚異以為上客。啟不屑，去隠吳松江之青丘。”

關於高饒何時初識，一曰十六，一曰弱冠，紛擾不已。而《姑蘇志》所謂把饒介正式以淮南叅政領咨議叅軍事與高啟十六相連，更是大謬。據我上文的推斷，饒介至正二十三年秋正式以淮南叅政領咨議叅軍事，高啟已經二十八歲了。而所謂高啟不屑於饒介，隱於青丘之說，本不可據信。証之於高楊詩文，無論楊基還是高啟，對於饒介其人都是禮敬有加的。

明朱存理編《珊瑚木難》卷七存有《饒介之詩一帖》：“病中對梅花一株，欣然有作，若有㑹也。録似西塾孟載、季廸兩先生一笑。介頓首。病中雅量豈堪論，澄水能清撓即渾。除卻妙香無長物，秪應靜坐洗煩言。幾叢晩菊今耆舊，一樹寒梅老弟昆。曽住鍾山安石里，傍人猶恐我爭墩。”如此證明高啟楊基兩人，除了曾經與饒介“共事”於張士誠\幕府，確實還曾經客饒介所。並在饒府西塾為先生。後來基以饒氏客而安置臨濠的說法，並非是空穴來風。難以明白的是，同為饒氏客，為何高啟卻在明初逃脫了安置臨濠的命運\。

大抵看來，饒介從元末已陞淮南行省參政，分守呉中，其時已難以確考。但亦未必不可能始於至正十一年辛卯年前後，當時楊基二十六歲，徐賁十八歲，高啟十六歲。皆已有詩名。北郭詩友唱和已經開始（見上文）。張羽二十歲，但是移居北郭當稍晚。饒介初識高楊，推重其人其詩，也是很有可能的。姑且據呂勉說。而《明史·張簡傳》所載之大集名士賦《醉樵歌》的事情，應當發生在這一段時間，元末兵亂起，張士誠\據吳之前。

高啟《大全集》有《哭臨川公》詩，當作於至正二十七年饒介被殺時。詩曰：“身用已時危，衰殘況病欺。竟成黃犬歎，莫遂白鷗期。東閣圖書散，西園草露埀。無因奠江上，應負十年知。”所謂“ 應負十年知”，既可理解為饒介知遇已有十年，則當在至正十七年張士誠\據吳之後。亦可理解為概指，則可涵蓋張士誠\據吳之前。如果說至正十一年北郭唱和剛剛開始，高啟又甚年幼，則受知於饒介，可能也有一個過程。到高徐輩年歲漸長，詩名日甚，與饒介相知日深，則在至正十七年是其真正相知的開始，也是沒有錯的。但無論如何，說一個十六歲的高啟，就知道憂讒畏譏，不願受邀，或者不屑於饒介這位“文章巨公”，都是與事實不符的。

 【一】見楊基本年注。

【一】《呂傳》：“稍長，兄咨戍淮右，繼失怙恃，即綜理家政，往來江城以居。”“家落，弗克備六禮。”《詩集》卷十《春橘園》有：“君有阿婆我無母。”言其早年失怙。卷二《風樹操》原註：“余自傷早失怙恃而作”。

《李傳》：“（高啟）少敏力學，遂工於詩。上窺建安，下逮開元，大曆以後則藐之。”又說：“前齒古人於曠代，后冠來學於當時矣。東吳騷雅士，悉推之無慊。”

《呂傳》：“（高啟）性警敏，書一目即成誦，久而不忘，尤粹群史。嗜為詩，出語無塵俗氣，清新俊逸，若天授之然也。”張適《哀辭》：“未冠，以穎敏聞。所交以千言貽之曰‘子能記憶否？’君一目即成誦，眾皆嘆服。君誶礪於學，尤嗜詩。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淒清、漢魏之古雅、晉唐之和醇新逸，類而選成一集，名曰《效古》，日咀詠之。由是為詩，投之所向，罔不如意，一時老生宿儒，咸器重之，以為弗及。”

【二】《金譜》云：（此時高啟）“家北郭，與王行比鄰，其後徐賁、高遜志、唐肅、宋克、余堯臣、張羽、呂敏、陳則皆卜居相近，號北郭十友，極一時詩酒之樂，十子之名肇始此數年。”
《鳧藻集》卷二《送唐處敬序》：“余世居吳之北郭，同里之士有文行而相友善者，曰王君止仲一人而己。十餘年來，徐君幼文自毗陵，高君士敏自河南，唐君處敬自會稽，余君唐卿自永嘉，張君來儀自潯陽，各以故來居吳，而卜第適皆與余鄰，於是北郭之文物遂盛矣。余以無事，朝夕諸君間，或辯理詰義以資其學，或賡歌酬詩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堙滯之懷，或陳几筵以合宴樂之好；雖遭喪亂之方殷，處隱約之既久，而優遊怡愉，莫不自有所得也……”文作於至正二十五年冬，按高啟“十餘年來”的說法，北郭始聚之時大約在本年相近。

按，明清文獻所載，關於“北郭十友”或“十才子”的人員組成，各家所載不盡相同，列表如下：

從上表可以看出，“北郭十友”則最早出於錢謙益之口，蓋錢氏據高啟的《春日懷十友》詩而取的，後來遂相沿成習，另以“十友”呼之。

“北郭十友”的成員，清人取捨不一，主要有兩種情況：

一、不包括高啟

錢氏以楊基、張羽、徐賁、余堯臣、王行、王彝、宋克、呂敏、陳則、釋道衍為高啟十友，陳田《明詩紀事》持論相同。

二、包括高啟

《明史稿》、《明史》則捨棄楊基、王彝、釋道衍，另加高遜志、唐肅，而將高啟作為“北郭十友”成員之一，與王行、徐賁、宋克、余堯臣、張羽、呂敏、陳則，號“北郭十友”，又稱“十才子”。陳衍亦以高啟為“十友”之一，並舍王彝而取楊基，以“高啟、楊基、張羽、徐賁、余堯臣、王行、宋克、呂敏、陳則、釋道衍為‘北郭十友’”。從現有文獻看，“十才子”之稱應起於北郭唱和之時（歐陽光、史洪權《北郭十友考論》認為起源於明初，不確。），而入明後，北郭諸人“各相睽異”（張羽《續懷友詩》），不復再聚，北郭文物遂致消沉。故不當有“十子”之說。且成員一直未有變動，明人所記均為十一人。而“十友”之稱所出較晚，成員變動也較大。“但兩者之間又確實存在着某種特殊的關聯:高啟、楊基、張羽、徐賁、王行既屬於‘北郭十友’中的成員，又被括入‘十才子’的行列。筆者認為，這一現象，反映了詩社活動於不同時期，而各個時期其成員有所變化的狀況。”（歐陽光、史洪權《北郭詩社考論》）

郭紹虞先生認為：“諸家所載不同，大抵可得三種解釋：（一）結社原不止十人，至標舉十子或十友雲者，乃係社中之魁，舉其著者以概其餘，所以時代稍後便會傳說不同。（二）結社雖不止十人，但以其數在十人左右，故舉成數言之；後人不知，泥於十數，遂欲強指其名，轉成鑿說。（三）十人之中本多流寓，據高啟《送唐處敬序》，知各人聚散不常，故不妨先後社集雖符十數，而人則不同，此亦屬可能之事。”除第三條外，均有較大的可能性。

僧道衍《送李鍊師還吳》（《逃虛子詩集》卷三）云：“薦紳吳下真淵藪，獨欣東郭多交友。我着田衣共領頑，形服相忘歲年久。閒止文章立追古，宗常問學曾無苟，來儀才廣班馬倫，徒衡筆下蛟龍走。吹台調優如達夫，豈特百篇成斗酒。菜薖讀書猶滿腹，議論風飛鉗眾口。幼文詞翰俱清俊，處敬溫潤渾如誘。仲廉居富曾無驕，為學孜孜能謹守。吁諸嗟子皆妙年，自信黃鐘非瓦缶。一時毀譽震乾坤，萬丈光芒射牛斗。鶴瓢先生清且秀，深探道術持樞紐。山房每與吾濟會，茫然共入無何有。……”“閒止”指王行；“宗常”，即常宗，王彝字；“來儀”，張羽字；“徒衡”，指申屠衡；“吹台”，高啟號；“菜薖，余堯臣號；“幼文”，徐賁字；“處敬”，唐肅字；“仲廉”，王隅字；“鶴瓢先生”，李睿號。除前面提到諸人外，又有申屠衡、王隅、李睿三人。

要之，“十才子”成員組成應是確定的，而“十友”則有所不同，無論是包括高啟與否，各家所載都有出入。成員的變化，或許可解釋為“北郭十友”應是當時卜居相近的北郭諸友之概稱。
至於是否結社，《詩集》卷十五《暮春次韻僧懷德見貽》有：“風雨兼愁過盡春，愧煩問訊社中人。”《詩集》卷十五《王徵士東里草堂》：“相期歲晚為同社，隔屋歌呼定不嗔。”結社應有其事，但可能不夠嚴密，亦無核心人物與主要綱領，故不是後人意義上的“吳中詩派。”

【三】關於高啟與饒介的交往始於何年，有以下兩種觀點：

一、至正十一年：以《呂傳》為代表。

傳云：“年十六，淮南行省參知政事臨川饒介之分守吳中，雖位隆望尊，然禮賢下士，聞先生名，使人招之再，先生畏避久之，強而後往。”明王鏊撰《姑蘇志》卷五十二、黃暐《蓬窗類記》卷三、蔣一葵《堯山堂外記》也作如是言。

二、至正十六年：以錢謙益《列朝詩傳》、金檀《青丘高季迪先生年譜》為代表。

《列朝詩傳》云：“至正丁酉，張氏開藩平江，承制以淮南行省參政饒介為諮議，參軍事。季迪年二十餘，介覽其詩，驚異以為上客。”《金譜》云：“按饒介以翰林應奉出為浙江廉訪，士誠入吳，矯制授行省參政。士誠以至正丙午（至正十六年1356年）據姑蘇，先生年已二十一矣！呂傳年十六，誤！”《殿閣詞林記》/明王世貞《弇州續稿》卷一百四十六《高太史傳》、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六十二《高啟傳》同，今人陳建華從之。

按，本譜認為至正十六年之說不足為據，理由如下：

第一、傳記之屬，皆為補敘，用傳主後來的稱謂貫其一生，在史書中實屬常見。故以此證明的觀點也難以為據。以“士誠入吳，矯制授行省參政”的時間來證明《呂傳》之誤，尚嫌論據不足。

第二、高啟友張適《哀辭》有云：“張氏據中吳，仕而才若西江饒介輩，深加敬禮。”則未明言二人始識於何年，也並未否定此前他們相識的可能性。《姑蘇志》卷五十七：“饒介字介之，臨川人，以翰林應奉出僉江浙廉訪司，事累升淮南行省參政，分守吳中。介爽暢博學，尤嗜吟詠，精行草，日延儒紳談弄篇翰。時四方初俶擾，郡城猶晏然。至正十六年三月九日，張士誠寇齊門，事起倉遽，介卒無所御。士誠既入據，一城鼎沸，介無如之何，閉門高臥而已。士誠累使咨訪以事，強起之，介往士誠，委以兵政，然操縱不由介。介固辭，士誠命仍送回理省事。”是知張士誠據吳之前饒介以江浙廉訪司守吳中，與《呂傳》“淮南行省參知政事臨川饒介之分守吳中”語合。另，《列朝詩傳》云：“至正丁酉，張氏開藩平江，承制以淮南行省參政饒介為諮議，參軍事。”似饒介在至正十六年前已為“淮南行省參政”。故在張士誠入吳前高、饒存在相識之可能。

第三、明黃暐《蓬窗類記》云：“呂勉，字懋功，嘗從高太史學。太史死，勉居南濠，絕口不談詩。永樂中，始謂人曰‘我高太史弟子也！’出太史《槎軒》、《江館》等集手稿並所作《太史傳》及張子宣、方以常、王止仲、徐幼文、楊孟載、張來儀、浦長源、梁用行哀輓……”既然呂勉是高啟弟子，所言應不虛。

第四、《呂傳》所提到九個具體時間，其它八個，考之高啟生平一無所誤。其中涉及高啟具體年齡僅三次：十六歲、十八歲、三十九歲。《呂傳》雖為追敘，但在重大時間上不應有錯。

第五、始識與“為上客”或有時間差距，有可能張氏據吳前高啟即為饒介上客，亦可能在此之後。《金譜》所云只是一種可能性，而非必然。

綜上，《金譜》所云不能推翻《呂傳》，《呂傳》所云之事實未可輕易否定。故本譜仍因《呂傳》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