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文人之中,有许多在后世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元代下来的杨维桢,张士诚时曾经数徵不就,朱元璋当皇帝老儿之后,也曾经安车蒲轮,把他请到了金陵。最后老头告诉这位朱皇帝说:“哪里有八十岁的老妇人,离进棺材不远了,再办嫁妆的事呢?”又说“辨妾不是邯郸娼”,“夫死犹存旧箕帚”。意思是说,我这个老妇人,可是正儿八经地嫁过人的,不是什么邯郸街头的娼妇,如今老公去了,也不会嫁与新夫家的。临了,朱元璋也只得把他送回老家了事儿。他也因此得个善终。又比如那位十六岁就诗名满天下的高启,据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都说过,他是明代最伟大的诗人。他要想不出来做官可就不行了。虽然后来许他归里,但最终还是找个借口,把他腰斩于市。这些人,容我以后慢慢道来。今天要谈的,是一位后世不怎么知名,当时可是响当当的名头,有点个性,最后同许多其他著名文人一样,而死于非命的家伙。他的名字叫张孟兼。 话说大明开国之初,朱元璋在南京开国史馆,笼络了一大批文人。有一天,皇帝与刘基,就是那位人称前朝有个诸葛亮,后朝有个刘伯温的刘伯温,谈起当朝文人。刘基说:“当今天下文章,宋濂第一,其次就是老臣我刘基,再其次就要数张孟兼了。” [①]这个张孟兼,因此得了排名第三的的名头。刘基评张孟兼之文是 “才甚俊而竒氣烨然”,宋濂也说刘基的评论是 “名稱其實”[②]。后来四库管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仍然说刘基所说乃公允之论[③]。可见这位张孟兼的文章着实了得。 张孟兼本名张丁,孟兼是他的字。由于张孟兼比张丁叫得更响,所以说叫做人以字行。古人此类例子不少。比如明初另一著名文人杨士奇,名遇,而以字行。又隋末唐初人顔師古名籕,髙士亷名儉,房玄齡名喬,封德彝名倫,等等,都是例子。张孟兼本与宋濂是是浙江浦江的小同乡。从来以文名知于乡里。尤其是除了文章做得好而外,还是一个重气节的人。 原来宋末文天祥不屈于元,死后十二年,他曾经的门人謝翶为悼念他而写了一篇《西台恸哭记》。到了一百余年后的元末明初,张孟兼有感于謝翶作为宋朝的布衣,尚能为了宋朝的忠臣文天祥而痛哭于西台,而那些故宋的大臣们,却不知所在,所以专门为《西台恸哭记》一文做了注释,以彰显謝翶以及文天祥的忠义。由于时间特殊,他的这一篇文章,颇有点左丘明注《春秋》的意思。那是有所谓“微言大义”的 [④]。从张孟兼作注后受到一时文人追捧的事实,结合上文所述杨维桢的不受诏命来看,明初江南文人曾经有过抵制朱明政权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只是这个抵制坚持得不长久,却因此让不少人在后来断送了性命。 尽管如此,张孟兼后来还是出山做了明朝的官儿。据说是受了那位名列第一的小同乡宋濂的推荐。当然这不谦第二的刘基的评价,必然也在朱元璋的心目中加深了对张孟兼的印象。所以他的官儿越做越大,最先是在大约1367年乙巳末,经过招贤入京 [⑤],第二年秋后做了国子学录,就是在太学院做先生。大约在又第二年冬天,一升为祠部(即礼部)主事,主管国家祭祀 [⑥]。洪武三年,参预纂修元史。史成之后,洪武六年(35岁时)再陞任为太常司丞 [⑦]。丞是卿与少卿之后名列第三的太常司首长。后被派為山西按察司僉事,相当于今天一个省公安厅的处长了。但是明初全国也就十三省,所以职权还是相当大的。张孟兼最大的官儿,是此后升任的山東按察司副使,大致相当于今天刚刚被判了死刑的文强的职别,也算是方面大员了。张孟兼也就死在这个任上。 根据张孟兼好友王彝的记述,张氏 “其為人眉疎顴聳,目長而清,口角拱而善辨”[⑧],以今天的话讲,就是稀眉毛,高颧骨,长眼睛清亮而有神,口角微凸而善于论辩。是生有异像的人。据说朱元璋对他的这幅面相很不喜欢,曾经说他的骨相不好,当官得慢慢来 [⑨]。所以虽然张孟兼在当时有重名,又有宋濂和刘基两位重臣的力荐,在明初用人之际,也未一下子重用他。而是让他从国子学录做起。但自古有才之人,往往恃才傲物,人际关系不是很好。张孟兼可算是个极端的例子。他不仅恃才傲物,而且涵养不好,脾气暴躁,有时竟至于奴視同輩。据说由于宋濂刘基的赞许,张孟兼更加自髙,如有他人不服,或者少有侮慢,就会发怒。据说他曾经让自己的同乡看他的文章,没有想到这位乡人看了之后,不发一言,将文章置于袖中,说要晚上再读之后,才能评论。孟兼表面上说没关系,对方加以删改也是可以的。回到家就大发脾气,而痛骂乡人。并说其人的文章就像是人在蠻荒山谷中,縱使穿了人的衣裳,也是前懸而後曳,左侈而右歛。比起自己 “國工所製,何敢望哉?”这位同乡倒还大度,知道后并不与他计较。后来张孟兼因事而“謫輸作”,就是被罚去做搬运工,相当于今天的劳改吧。明初很多著名人物都曾经受到过这种惩罚。事发之时,这位乡人未来得及表示慰问,却在孟兼官复原职时跑来祝贺。被张孟兼大骂一场:说你这样的势利小人,不配我以礼相待。竟然倨坐不起,既不迎,亦不送。由于他的这种个性,所以很少朋友 [⑩]。 张孟兼虽然好面子,对人不留情面,但是却也嫉恶如仇,少有城府的人。据宋濂《送部使者張君之官山西憲府序》所说, “孟兼性鯁亮,不善為依阿。人有曲,必面白之。雖慚沮羞縮不暇顧。然亦無他傷。當良朋盍簪,酒酣耳熱,抵掌笑談,胷中森然芒角,必盡吐出乃已。其氣衮衮不衰,名上中朝。”就是说他个性耿直,不善逢迎,与人有争执,必当面说清楚,不顾颜面,但是心中不存芥蒂。当朋友相聚,酒酣耳熱之际,抵掌笑談,必吐尽胸中块垒,也是一个豪气爽朗的人。以他这样的性格,其实不适宜做官的。宋濂作为他的知己,当然相当了解。所以在同一篇文章中,宋濂劝他 “雖然鷙鳥之揚揚,不如威鳳之灉灉。狻猊之彊彊,不如祥麟之容容。刑法之堂堂,不如德化之雍雍,人不務德則已,茍有徳焉,又何憸壬之不革行哉。憸壬革行,正氣之復,正道之行也。孟兼盍於此而留意哉。”意思是劝说张孟兼,当以雍容德化去克制小人,而不宜任气用强,与此等小人以硬碰硬 [11]。张孟兼的这种个性,当然不是说改就能改掉的。在山西按察司僉事任上,张孟兼以他嫉恶如仇的个性和雷霆霹雳手段,果然廉勁疾惡,糾摘奸猾。但是也往往每案动辄牽引株連數十人。以至于 “吏民聞張僉事行部,凛然墮膽,如畏鬼神”[12]。由于在山西反贪腐的名声,张孟兼很快被擢升为山東按察司副使。在山东,他碰上了自己生命中的克星山東布政使呉印。加上他的耿介和不识时务的的个性,最终送掉了他的性命。 大家知道,朱元璋出生緇流,从小当过和尚,所以结交了不少僧人,朱元璋登基之初,还下詔徴聘東南僧人。在蔣山数建法会。那些應對稱旨者,輒賜金襴架桬衣,召入禁中賜坐,與之講論。并提拔他们担任朝廷重臣。時時寄以耳目。并在朝中设僧録司,建左右善世。左右闡教。左右講經覺義等官职。并髙其品秩。度僧尼道士,至于數萬人。由于与朱元璋的这一层特殊关系,这一批人非常横蛮。当他们讒毁大臣时,舉朝莫敢言。据说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徳興之被謗,都与朝中这些僧人有关系。大理寺卿李仕魯,因为劝朱元璋弃用佛教而被朱元璋立杀阶下 [13]。这位山東布政使呉印,就是这样一位朱元璋提拔起来的僧人。据说此人“少有卓識,通古今” [14]。元末大乱,吴印托跡緇流,放浪山水間。為朱元璋所知。受到寵任。让他还俗,为他授妻室,賜金玉。张孟兼升山東按察司副使之际,吴印也从陕西布政司副使升任山东布政使。吴印由于受知于帝王,本已相当蛮横,傲慢无礼,加上又是张孟兼的上司,自然是不把张放在眼里。这样激起了张氏的傲气,竟至于与吴印扛上了。一次吴印往见张孟兼,以吴印的身份地位与为人,自然由中门而入。张孟兼则以为,我的按察司衙门,是负责司法,纠察官吏,弹劾风纪的重要部门。你虽然官大一级,也不当藐视我而进我中门。虽然不能对吴印怎么样,却可以打狗给主人看。于是把守门的兵卒打了一顿。每月初一十五,高官们当入学拜孔子。礼毕之后,在学的学子要讲经。其间张孟兼又故意用话讥刺吴印。两人就这样结下了梁子 [15]。 导致张孟兼之死的,是关于明初行大明宝钞,政府印行钱钞纸币,与铜钱并行。但是纸币易坏,所以官府又推行易钞之法,准许军民人等以旧钞换新钞。就是所谓的倒钞法。据《明史食貨志》,倒鈔法起於洪武十三年。但據《明實録》及《大政記》,則洪武九年已行此法。但是直到十三年才特别申明之 [16]。可能正是由于法规未定,各地执行起来,理解上面也各有差别。比如十三年之法规定: “凡軍民倒鈔,軍分衛所,民分坊廂。輪日收換,鄉民商旅,各以户帖路引為驗”。明确规定了军民倒钞的时间地点的安排。但是在此法未定之前,难免在混沌不明之间。根据朱元璋杀张孟兼的勅文看来,吴印使用了 “以民倒不許軍倒,軍倒不許民倒”的分开军民的办法 [17]。可能此法引起了军民感到不便。而张孟兼认为吴印之法,是 “印擅行之。是違制也”。以至于 “騎馬入布政司,讁箠僚吏問罪。且言將上封事,言於朝。其僚吏皆大懾。勸印即上封事,言孟兼見陵侮。”看起来,双方最终都向皇帝上了书。大致而言,吴印的封事不外说张孟兼无状,請求皇帝放自己歸田里,以为賢者避路。而张孟兼所说,不外所谓“以民倒不許軍倒,軍倒不許民倒。”不便军民倒钞,吴印擅行違制。等等 [18]。其结果当然是皇帝采信了吴印的说法。而张孟兼为此最终丢了性命。 据《明太祖文集》中《諭山東布政使呉印敕》: 洪武十年六月二十日,御史臺奏山東按察司副使張孟兼,言布政司倒換錢鈔事來云:“以民倒不許軍倒,軍倒不許民倒。”若以如此為之,是布政司官有所作為,特與軍民便利,诚可嘉尚。比之其余布政司官,坐視不問民瘼之艱難,意思如何?今張孟兼輕薄小人,必是妄自尊大,以致布政司官觀透所以為人,少有笑慢,以致此等小人,不顧生死,阻壊公政之事。特來誑聞。今敕御史虞泰前去,將張孟兼杖訖六十,就鎖項前來,再行問罪。敕到奉行
以朱元璋的意思看來,吳印的 “ 以民倒不許軍倒,軍倒不許民倒”,是一種勇于試驗的改革之法。是吳印作為布政司官有所作為的表現。恰恰是與軍民便利,實在是值得表彰的。据方孝孺《张孟兼传》,朱元璋见吴印告状之后, “上大怒,曰:彼乃敢與我抗耶。吾今乃與爾抗。遂械孟兼至闕下。廷詰之。命衛士捽髪,摘拏埀死。特論棄市。詔印曰:吾除爾害矣。善為之。”从勅文看,朱元璋对张孟兼早已先入为主,认定他是一个小人。所以派御史虞泰前去,將張孟兼就地杖责六十,然后鎖項至京城,再行問罪。并随之弃市而死。所以,传说张孟兼先受笞刑。孟兼受辱之后,更加憤怒,竟然捕捉为吴印写封事者,而且“欲論以罪”,因此最终导致了被杀。看来都不是事实。 现在,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张孟兼被杀一事后面的深层次原因。首先,是张孟兼本人人格个性上的原因。明方孝孺撰《張孟兼傳》归纳说:“孟兼中突,無憸贼之心。只以尚气,好高人。以故为人所陷。才能者,人所欲得也。苟无谦逊以奉之,而挾以驕人,其為身害,奚怪哉。孟兼之才,使能克已下人,雖不幸,未必死。而欲尊大其勢,而渺畧它人,謬矣。法雖過嚴,其底於此酷,厥有自哉。”总的讲来,还是很中肯的。说他恃才而骄,不懂得谦逊之道,更不懂得尊重他人。尤其是胸无城府,一点不懂得中国官场政治的厉害关系,尚氣蛮干,其实就是一个读死书的书呆子。象张孟兼这样的文人,用之于政事,只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并非国家人民之福祉。以其行政的作风看来,“糾擿奸猾,無所貸。株連徒黨,相援引。每一事,株流數十。”虽然打击贪腐很有力度,也合符明初朱元璋喜用重典的国策,但不过是封建专制下一酷吏而已。所以当此类酷法被反施之于其己身的时候,难怪有人要“或憐之,或快之。以為宜然。” 其次,涉及到明初政治中的派別之爭。朱元璋以一介平民出生,靠自己淮西的一幫哥們拼殺起家,加上以劉基宋濂為首的一班浙東文人的輔佐,終于登上大寶,做成了皇帝。所以朝中自來就有“淮西功臣”集團與“浙東文人”集團之爭。朱元璋居中,平衡利用兩派的爭斗,時而打西抬東,一時又抑東揚西。先是利用劉基等人的力量,收拾了淮西集團的李善長。然后開始打擊劉基。洪武三年,劉基被遣回鄉。又以宋濂未按時上朝的“失朝”为由,将他由翰林学士降为翰林编修。洪武四年(1371),又借细故(坐仪孔庙礼迕旨)将宋濂由国子司业谪为安远知县。洪武八年,劉基被胡惟庸下毒而死。此后數年,宋濂雖然一直上升,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太子赞善大夫,但也時常受到一些小敲打,比如洪武九年十月,宋濂等因诣阙奏事時錯行左门、有违礼仪,而受到监察御史吉昌等的弹劾。到了洪武十年,也就是張孟兼被殺的這一年,宋濂被令致仕还乡。期間排擠被殺的浙東文人,不在少數。洪武十三年(1380)十一月,宋濂的孙子宋慎被查出与胡惟庸党事有连,朱元璋不僅将宋璲和宋慎一并处死,又将宋濂一家械至京师问罪。朱元璋还要杀掉宋濂以解恨,由于马皇后和太子力救,宋濂得以免去一死,但全家被发配四川茂州。洪武十四年(1381)五月,宋濂一家行至四川夔州;二十日,宋濂自裁于僧舍。想一想象劉基這樣長于政治斗爭,宋濂這樣惟恭惟谨,且功高而位尊者,皆不得幸免。何況不懂收斂,不識時務的張孟兼呢。 最后,朱元璋的僧人出生以及與吳印的關系,當然與張孟兼的被殺干系不小。歷來有一種說法,以為朱元璋忌諱自己作贼和當過和尚的經歷,所以曾經大興文字獄。最有名的案例,是說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作贺表,內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的話,而“光”被认为是剃光头,影射朱元璋的和尚出生。“圣”即“僧”,“作则”即“作贼”,所以被诛。此說源于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又經過吳晗的《朱元璋传》發揚光大,所以影響甚大。其實徐一夔其人是當時著名文人,曾經參與修《元史》,《明史》有傳,其傳并見朱彝尊《曝書堂集》。均未提及徐一夔因文字獄被殺一事。他于洪武三年九月完成《大明集禮》后,五年任職杭州府儒學教授,六年復就職,編纂日歴。之后得實授官。并賜文綺,繒,裝錢等。洪武十六年,皇帝還命令遠在杭州的徐一夔撰靈谷寺碑文以進。由于文章寫得好,還賜蟒衣采幣。可見徐一夔因文字獄被殺一事,實屬子虛烏有。相反朱元璋對自己的和尚出生和造反起家的經歷,倒是坦坦蕩蕩,從無隱瞞。 但是正如上文所述,朱元璋的和尚出生是他與這些僧侶的關系極其特殊。据上引《明史李士魯傳》说:“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徳興之被謗”,都是這些“緇流憸夫”,“益以谗間”有关的話,也可知實際上在明初政壇,除了“淮西功臣”和“浙東文人”集團之外,還有一個“緇流道士”集團。該集團不僅與“浙東文人”有種種矛盾,也與“淮西功臣”們產生摩擦。是朱元璋用以平衡東西二者之外的另一重要力量。《明史》以及《張孟兼傳》說張孟兼由于輕視這些緇流之輩而被殺,也不免皮相之論。其實明初所謂緇流之中,也是大有人才的。他們中的許多人不僅胸有韜略,亦且文采風流。著名的例子,就是那位佛號道衍,在燕王王府后院練兵,运筹帷幄,決勝千里,助成祖奪取了天下的姚廣孝。張孟兼本人也并不一概輕看和尚。據方孝孺《張孟兼傳》所說,孟兼與越僧證就是好友。而且孟兼得到宋濂推薦給朱元璋,也與這位證上人有一點關系。據說是皇帝想提拔證,向宋濂問起證上人的文章,宋濂因此趁機說張孟兼與證上人,有討論性命之學的書信往來,于是叫孟兼帶上證上人之文來見。這才令孟兼有了與皇帝的一面之緣,和后來的提升 [19]。。所以孟兼之得罪,并非由于輕視和尚而觸了朱元璋的瘡疤,而實在是由于不識時務,不辨厲害所致。 張孟兼之死,不過是明初“淮西功臣”和“浙東文人”以及“緇流道士”集團之間的斗爭中,“浙東文人”中的一個犧牲品而已。利用這種集團之間的斗爭,朱元璋先是拿掉了李善長,繼而打擊了劉基宋濂等浙東文人,再次清除了胡惟庸,后來又“詔清理釋道二教”。這種專制君主利用派別,搞平衡控制,恐怖統治,其實是封建專制下的常態。在這種制度之下的政治人物,又因其個人的個性,使每一個故事具有了不同的生動細節。而從朱元璋動輒廷詰大臣,立殺階下,既不交付有司,更無司法程序的情形看,我們更知道了朱元璋兇殘嗜殺的個性,以及封建專制的殘暴性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