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26年1月8日)，查克·德·卡罗（Chuck de Caro）在《火焰媒体》就美国抓捕马杜罗的行动发表评论。他认为委内瑞拉不过是舞台，中国才是目标。

卡罗先生是信息战艺术和科学领域的先驱。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军事虚拟信息战组织——第一联合软战部队（虚拟）的创始人。他是美国及其盟国军事院校使用的《网络战》系列教科书的合著者之一。他曾为五角大楼净评估办公室担任顾问和研究员长达24年。卡罗先生的评论文字不多，但直指要害：

抓捕尼古拉斯·马杜罗行动的真正目的是阻止北京在西半球的扩张。

上周末在加拉加斯郊区及其周边地区举行的加勒比实弹演习向西半球传递了一系列战术信息：我们不喜欢毒品恐怖分子、共产主义者、腐败的独裁者，也不喜欢向我们的对手供应石油的人。

但这并非真正的目的。

给习近平的信息是：这里来了个新警长。他可不是“瞌睡乔”。他的代号是FAFO（放马过来）。

这封情书是写给中国的，内容是：我们现在醒了。我们的游戏规则是FAFO（放马过来）。

美国在门罗主义——“远离西半球，否则后果自负”——上的36年沉睡始于1990年的巴拿马事件之后。海湾战争和全球反恐战争接踵而至，华盛顿对美国后院的威胁变得危险地短视。

然后迎来了转折点。2000年，比尔·克林顿批准共产主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北京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强国。伴随着这种崛起，中国领导人也相继公开宣扬全球霸权思想。

奇怪的是，这些想法中有许多来自一位美国人——我已故的朋友阿尔文·托夫勒。

托夫勒的著作《第三次浪潮》在1984年给邓小平、赵紫阳留下了深刻印象，数百万册盗版中文译本在没有支付版税的情况下分发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托夫勒出版《战争与反战争》后，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数百万册盗版书籍再次流传，北京开始将他的思想融入军事理论。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乔良和上校王湘穗撰写了《超限战》，该书大量借鉴了托夫勒的理论，并阐述了击败美国的战略。

事后看来，这本书应该被命名为《慢速战争》。

该书着重探讨了美国民族性格和战争方式中所谓的弱点。美国仍然是一个以季度财报和选举周期为导向的国家。我们每两到四年就会更换政治领导人。而中国人则以代际时间框架来思考问题。

在他们看来，美国人只有在面临“明显而迫切的危险”时才会发动战争。

《超限战》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利用了当威胁明显但不迫切（例如长期吸烟导致的癌症），或者威胁迫切但不明显（例如卢克雷齐娅·博尔吉亚据称用来毒害敌人的慢性毒药）时会发生的情况。

乔良和王湘穗提出了一项缓慢而持续的施压策略，针对美国国家权力的四大支柱：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即DIME。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施加外交和经济影响力。在中国境内严格控制信息，同时通过TikTok等平台在海外发动积极的信息战。数十年来致力于军事建设，旨在超越美国的军事力量。以及长期以来操纵汇率。

（《超限战》第191页还有这样一段话：“是否可以设立专项基金，通过游说对另一个国家的政府和立法机构施加更大的影响？”埃里克·斯瓦尔韦尔可能会对这句话感兴趣。）（相关报道：从门罗主义到“川普主义”：美国再次巩固其后院）

当美国专注于中东时，中国悄悄地渗透到整个拉丁美洲。在巴拿马，北京控制了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管理权，并开始升级该系统。在没有军队的哥斯达黎加，中国捐赠了3500辆警车，并在圣何塞免费建造了一座国家体育场。它还签署了涉及数百艘中国渔船的优惠协议。哥伦比亚也得到了类似的待遇。

然后，川普上台了。

唐纳德·川普是第一位意识到中国并非像红色的哥斯拉那样喷射着凝固汽油、挥舞着镰刀般的尾巴摧毁城市的总统。中国更像是一团黏液——而川普就是史蒂夫·麦奎因。委内瑞拉、马杜罗、石油和毒品恐怖主义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中国才是目标。习近平才是最终目标。

行动时间并非由天气决定，而是由中国特使邱小琪的离开决定的。邱小琪刚刚结束了与委内瑞拉就未来关系进行的讨论。不幸的是，就在特使还没回到家之前，三角洲特种部队就抓捕了尼古拉斯·马杜罗和他的妻子，并将他们关进了布鲁克林的一所监狱。

给习近平的信息：这里来了个新警长。他可不是“瞌睡乔”。他的代号是 FAFO（意为“放马过来”）。

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