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天插秧和夏天双抢时节，知青必须去所在生产队劳动。即便是农民，这也是全年最辛苦的时候。对知青来说，最艰难的就是下生产队春插和双抢。除了高强度的农活以外，离开了茶场，林场，一个人或两个人来到生产队，住在农民家里。人生地不熟，生活不方便，什么事都要靠自己忍受。不论是对体力，还是对意志力都是严峻的考验。

春插在四月中下旬到五月初。当时的口号是：“插完早稻迎五一”，因为过了五一的早稻可能会推迟晚稻插秧，而晚稻如果不再寒露前灌浆则可能颗粒无收。双抢在七月中下旬，也有口号：“插晚晚稻迎八一”。

过了八一插的晚稻，就不能保证在寒露前晚稻完成灌浆。比较起来，双抢更加忙。因为不但要收早稻，还要插晚稻。所以叫双抢：抢种抢插。有句话很生动的形容春插和双抢：插田不躲雨，打谷不歇凉。

刚开始时，农民在我们知青面前，说话比较礼貌，都不叫名字，而称“老”。姓张则“老张”，姓刘则“老刘”。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尊敬人的叫法。我们才十六七岁，让年纪大我们一倍甚至两倍的人叫“老”什么的，觉得担待不起，也让人无地自容。恳请他们叫我们的名字，或称“小张”，“小刘”。后来熟了，加上我们也尽量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们就不再忌讳了。不过呢，有时会走到另一个极端

: 什么脏话都敢在我们面前说，虽然他们不直接说我们，只是相互说。一些结了婚的女人，更是口无遮拦，常常让我们听得面红耳赤的，这与我们过去印象中的贫下中农的高大形象相去甚远。

对于未来，我们比较茫然。虽然觉得可能会有机会回城，但机会不是很多。我们知道许多老知青下了七八年了也还在农村。不论是父母还是自己，都有一辈子在农村扎根的心理准备。与农民的言谈话语中，我们也常常流露出这样的思想。可是生产队的农民们几乎都坚信我们是注定会回城的，而且不会超过四年。我在的水牛田生产队原来就有一个插队知青(真正的插队，天天在生产队)，75年我们来的时候他刚刚招工走了。我们没有见到，但农民常常提起他，对他印象不错。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学生，到说话，干活，外形和农民没有什么区别。他就是在生产队待了三年后走的。

农民对我们说：“你们不会在这里待很长的，你们本就是城里人。毛主席让你们来，就是来了解一下我们农民的疾苦，知道我们农民的艰苦生活。将来回城做官就不会看不起我们农民了。政府哪能让你们一辈子待在农村呢？不可能的!”。到底是贫下中农，对毛主席号召的上山下乡比我们吃得透彻得多。不过我们还是心里打鼓，没有那么有信心。

我们在茶场干活，一般高大一些的男知青干一天给记10分，也就是说等同与一个农民全劳力。个头小，体质弱的男生记9分。女生一般是7分。这也是生产队里女队员的最高工分。这点上，知青还是得到了照顾。但是农忙回生产队，记分就不一样了。队里搞分组包干制，大家一半自愿一半分配组成小组，所有的活经过大家讨论定下了工分值。比如收割A田多少工分，插B田又是多少工分。然后轮流挑选各组要干的活，比如第一轮甲乙丙丁的顺序选，第二轮就按丁丙乙甲顺序选，尽量公平。有点像NBA选秀。

各组分到了任务，每天干活自己掌握，可以多干，可以少干，但要在指定的时间之前完成全部任务。多劳多得。

因为大家的能力不一样，贡献不一样。每个人应该分到多少工分呢？农民是按照底分来分。比如，一个全劳力是10分，女队员是7分。如果有5个10分的全劳力，5个7分的女队员。总底分就是85分。如果那天完成了170分，则用每个底分挣2分工分。这样10分底分的人挣得20分，7分底分的挣14分。

我们在场里干活拿10分是照顾，农民意见不大是因为农闲时生产队的活也轻松。但农忙不同了，所以生产队对于知青在生产队干活有不同的底分，一般男知青是7，或8分，女知青是6分。我们没有意见，因为我们干活其实比那些农民女青年都差远了，但工分和她们一样差多了，算是很照顾了。

我们当时住在大队杨副书记家里，他给我和陈晓洪安排了一间房间，和他们一起吃饭。收我们每人每天8毛钱伙食费。这是当年县里开中学生运动会的伙食标准，有点高得离谱。运动会除了早餐是馒头稀饭小菜，中晚菜都是鸡鸭鱼肉，非常丰盛。老乡得知我们交8毛一天时，纷纷询问我们吃些什么。当知道吃的就是家常小菜，很少有肉吃时，都摇摇头说，他怎么能收这么高的伙食费？这也是知青个人插队到生产队的缺陷，人家要欺负你，你只能忍气吞声。好在我们下来不长，一般春插两三周，双抢大概一个月。所有知青中，也就我们被要求交这么高的伙食费。大部分知青交五角钱一天，还有不要钱的，但知青一般都坚持给。

第一年，我们在杨副书记家住了两次。一次春插，一次双抢。第二年，我们要求队里换一户人家。队里安排我们住到了向老师家。向老师当年50多岁，在离家十几里的一所小学教书，当了近30年的小学老师。平常住在学校，周末才回家。家里有妻子和一个二十出头的儿子。他人很和气，总是问我们有什么困难，还将我们的伙食费降为每天6毛，吃得和杨书记家差不多。我们觉得可以了，比起杨书记家，算不错的了。

春插主要是抢插。早晨拔秧，早饭以后插秧。四月中旬的早晨，秧田里水仍然冰冷刺骨。刮风下雨就更加冷飕飕了。老话说：“插秧不躲雨，打谷不歇凉”。再大的雨也得出工。我们开始不太会插秧，尤其不会左手分秧，又慢又不好。后来慢慢地熟练了，就快多了。但比起农民来，尤其是和那些农村姑娘来比还是差的很多。

每天要干10个小时以上，整天面对泥土背朝天，屈腿拱背地在水田里滚。回家时，衣服，脸上到处都溅得是泥。腰又酸又痛，好像不是自己的了。

春插虽然苦，比起双抢来，还是要简单得多，时间也短很多。双抢因为不但要抢收，而且还要抢插，工作量是春插时的两倍，加上收割比插秧更累。双抢与春插不同，除了早晨以外，大部分时间，田里像蒸笼一样。下午水田里的水都是滚烫的，头上还有烈日晒着。气温常常是38摄氏度以上，在太阳下面什么不干都要出汗。

为了减少太阳的曝晒和高温的烘烤，我们早晨4点起床。4点半左右开始干活，一直干到8点多。回家吃早饭，9点多再干，干到大约12点多，回家吃午饭。因为中午太热，午休比较长，一来让大家喘口气，二来也是避开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下午近5点钟再接着干，干到太阳下山，天黑看不见为止。回家吃晚饭一般是9点以后，洗一洗，上床睡觉时已经11点了。

刚开始割稻常常割到手，后来农民告诉我们：蹲低一点，镰刀口向下就不会割到手了。这个办法很管用，腿力要求很高，很累。

抢收如同打仗，弯腰猛割一阵，放下镰刀，双手搂上一把谷禾，送到踩打谷机的人手里，再回头拾起另外一把谷禾送过去，反复不已。在每迈一步都要下陷的泥巴田里走路很吃力，而我们常常要小跑才能跟上打谷机的节奏。踩打谷机的人则要手脚并用，脚踩的同时，手握禾把，在飞速旋转的脱粒机轮上左右翻转，紧张且危险。还不时的需要将脱下的谷粒装入箩筐，挑到一两里外的打谷场去。担上百来斤的谷子，在田里的泥巴里陷得很深，两只箩筐底部不时贴着泥面，将脚从泥里拔出来相当艰难。几乎是连拖带拉将箩筐拽上田坎，再光脚担到晒谷坪。

割了稻的田，很快就有人来犁田，耙田，有时第二天就可以插秧了。双抢时期除了偶尔下阵雨以外，几乎是天天大太阳。头上就戴一顶斗笠。其实也挡不了什么太阳，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是弯着腰的，“面对(滚烫的)泥土背朝(炽热的)天”。下面蒸，上面烤。除了腰酸腿痛以外，还汗如雨下。常常想起那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须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种亲身体验，理解最深。

每天就是在泥里滚，衣服上到处是泥巴，也没法天天洗，就天天当工作服穿。身上是一身汗，一身泥。脸上也常常溅得有泥，有时用沾满泥的手一抹，就有点像京剧里的黑脸包公了。刚开始，收工回家几乎虚脱。第二天，全身都痛，起床都难。以后慢慢地适应了，虽然累，但精神还好。饭量极大，在人家家里吃，常常不能完全吃饱。这种高强度的双抢，每年夏天至少20多天。76年双抢，我一个人在生产队干了42天，其实双抢在30天左右已经完了，我还留下干了十几天。那一年我是所有知青中下队双抢干得最长的。

除了不会犁田，耙田，其它基本上能做得很像样子了。腿上有劲了，挑担也大有长进。我后来可以从杨家界山上挑谷下山。杨家界坡度很陡，有的地方可能超过45度。腿上必须很有控制力才能不往下冲，才能将一担稻谷稳稳地担下来。

农民们喜欢扎扎实实干的人，尊重他们的人。看到我肯干，也很谦虚，农民对我的表现很满意的。77年深秋，大队还任命我做大队团支部书记。只是我并没有履行过一天职责，因为我很快就去上大学了。

虽然我又黑又瘦，干活也越来越像农民。但我还是有两怕：一怕蚂蟥叮咬，二怕用手抛撒粪便。

平常田里都有蚂蟥，每次下水田都会被叮咬几次。开始有点紧张，后来也就不太在乎了。但是有一天上杨家界去薅田，那些田在山顶上，常年没有人去。蚂蟥可能一年也叮不上几次人，所以很穷凶极“饿”，而且数量很多。开始我不知道，下了田，用脚慢慢薅田。过了半小时，发现腿上叮上了几条蚂蟥。赶紧将手掌并拢，手背上拱，这样拍下去打不着蚂蟥，但往上拔时形成一定的真空而将蚂蟥吸离身体。直接打会使蚂蟥吸得更紧，强行拉开蚂蟥，伤口会流血更多。一经有血流出，蚂蟥就会更多。蚂蟥一听见水响，就会游过来或从泥里钻过来。有时可以看见它们游过来。只好每隔两分钟就提腿检查，打掉刚刚吸上来到蚂蟥。那天干了四五个小时，感觉真是漫长之极。而农民们却比我要镇定自若得多，不过蚂蟥叮他们的次数要少多了。可能知青的皮肤相对来说还是细嫩一些，蚂蟥叮起来容易，所以就我们就被蚂蟥“择优录取”了。

手撒粪便是将猪牛圈里的沤烂的草和粪从圈里铲出，担到田里，再用手抓起撒在田里，又脏又臭。不过撒猪牛粪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有时要将人粪尿先撒在田里，然后插秧。撒的时候是用粪瓢，还不算太难。但插秧时就难受了，满田的粪便浮在水上，臭气熏天。人还得站在田里插秧。插完以后用肥皂将手脚洗了几遍，洗了澡，换了衣服都还觉得臭。深刻体会了“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的真谛。

农民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大部分事情做得都是很合理的。我参加过几次生产队大会，印象很深。基本上没有政治学习，都是讨论一些实事。比如年度计划，公社修水库要人，那些人去？春插双抢前，讨论每一块田插秧多少分，收割多少分？谁和谁一组？一般是干部先说出计划，存在的问题，大家讨论怎么办？我们知青来住谁家，工分怎么计算，他们都事先讨论过。分小组时，有那些人愿意自己组合，那些人谁也不想要的。大家就做一些调整，比如让有知青的组先选活。尽量做到平衡。年终分配之前也要讨论，今年收入多少，支出多少，有多少可以拿来分配，留存多少，大家要讨论，然后表决。我什么都不懂，坐在那里听，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就说没有。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会议效率很高，处理事情都很公平。当时文革还没有正式结束，有这样自发的民主很不容易。

78年1月底，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后，去了生产队，领了分给我的钱和粮食。78年3月去北京上大学去了。后来生产队因为结余较多，又分了一些东西。虽然我离开了，生产队还是按工分给我补分了钱和粮，并托人捎信让我父母去取。大概有一百多块钱，二百多斤稻谷。一个当年和我关系很好的青年农民，将稻谷卖了。专门到我们家，将卖稻谷的钱和分到的一百多块现金交给了我父母。妈妈写信告诉我，让我深受感动。虽然很多人说水牛田的人不大方，没有想到他们做事这么很认真。是你的哪怕你离开了，你的就是你的，一定会交给你。

农民说得对，我们是应该下来看看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疾苦。下队和农民一起干活，让我真正了解了他们的生活，而不是走马看花似看到一些表面现象。我们只在农村生活几年，他们却是一辈子，一代一代地那么过。

经常听到从国内回来的朋友说中国有盖了多少高楼，多少漂亮的立交桥，人们的生活多么好了。因为这段插队生活，我却总想知道占人口80%的农民的生活怎么样了？如果他们生活仍然贫穷，那么我们的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