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道格拉斯·默里(Douglas Murray)于2026年1月15日在《纽约邮报》发表评论认为，川普有机会结束哈梅内伊的恐怖统治：

46年来，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政府一直在折磨伊朗人民。自从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从巴黎流亡归来后，他就成功地将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之一推入了一个新的黑暗时代。

自1979年以来，该政权屠杀并处决了其国内政治反对派。它公开绞死被判犯有“危害道德罪”的人，其中包括因“同性恋罪”而被定罪的人。它在中东、欧洲和美国赞助恐怖主义活动。

该政权是中东地区最大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它还试图在美国本土暗杀美国总统、美国国务卿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其他一些人。

鉴于所有这些，你可能会认为西方城市每周都会举行反对阿亚图拉的游行示威。但事实并非如此。过去，当伊朗人民奋起反抗时（例如2009年的“绿色革命”），他们都是孤军奋战。当时，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支持伊朗的民主运动。他只是袖手旁观，任由卑鄙的巴斯基民兵和其他政府机构枪杀女性抗议者。

那么，这次有什么不同呢？

两件事。首先是伊朗境内反对该政权的抗议规模。最近几天，伊朗政府关闭了互联网，试图阻止伊朗民众进行协调。但勇敢的伊朗人民仍然成千上万地走上街头。他们推翻了政权的象征，并袭击了政府大楼。这次的规模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起义。

这次不同的第二件事是唐纳德·川普入主白宫。

1979年伊朗革命发生时，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是另一位总统。吉米·卡特不仅允许革命发生，而且可耻地未能解救被推翻沙阿的势力劫持的66名美国人质。那是美国外交政策极其软弱的时期。阿亚图拉们深知这一点——并利用了这一点。同样，他们也知道奥巴马在2009年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来支持走上伊朗街头的亲西方、亲美抗议者。

或许美国领导层的软弱是不可避免的。毕竟，自1979年伊朗革命爆发之初，西方世界就对这一事件存在诸多误解。

例如，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米歇尔·福柯——至今仍是美国学术界被引用最多的“傻瓜”之一——声称霍梅尼将为伊朗带来一场精神革命，彻底清除西方资本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种种“罪恶”。

《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将霍梅尼描绘成“狂热分子和粗俗偏见的持有者，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令人欣慰的是，它确实是错误的。”《外交事务》杂志则声称，“霍梅尼的伊斯兰共和国的核心预计将是一种社会正义的教义；从各种迹象来看，它在解释《古兰经》方面将是灵活的。”

所有这些观点以及许多其他观点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霍梅尼和他的继任者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狂热分子。他们在伊朗监狱里屠杀了数百名左翼和工会反对者。他们迫使一个自由社会变成了一个所有妇女都必须蒙头的社会。他们的“道德警察”在全国各地巡逻，寻找可以逮捕和殴打的妇女。他们绑架、强奸、折磨和杀害反对他们的学生。而在此期间，西方却无所作为。

川普的选择

当然，多年来的问题一直是“我们能做什么？”

一个答案——由美国和欧洲的软弱领导人提出——是试图让伊朗革命融入国际社会。但伊朗政权并不想成为我们世界的一部分。他们想继续高喊“美国去死”。他们想继续承诺消灭美国和更广泛的西方世界。他们想维持他们的原教旨主义伊斯兰革命，并将其扩展到整个地区乃至全世界。

现在，勇敢的伊朗人民走上了街头，是时候让他们知道，这一次，他们并不孤单。让这个星球上最大的恐怖主义政权垮台，不仅符合该地区的最佳利益，也符合全世界的最佳利益。

但该如何做到呢？

川普已经向伊朗最高领袖发出了严厉警告。从伊朗偷运出来的视频片段显示，该政权已经屠杀了数千名伊朗公民。该政权威胁要公开处决抗议者，这引起了川普的强烈反应，他警告该政权，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美国将会采取行动。

然而，正如一些针对川普的简报所显示的那样，华盛顿特区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首都都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这种恐惧可以追溯到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时期。

当时的原则是老式的“波特里巴恩法则”：“如果你弄坏了东西，你就得负责。”

但是，正如我们从川普在委内瑞拉采取的大胆行动中所看到的那样，他的行事方式截然不同。

他的政策是，有时事情已经搞砸了，你只需要进行最小限度的干预就能解决问题。或者让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解决问题。

美国可以帮助伊朗境内的力量和盟友摧毁恐怖政权的主要中心。我们可以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的总部，这些组织正在对伊朗人民发动战争。

美国还可以帮助伊朗人民锁定那些对恐怖活动负责的人。

这样做，我们可以表明，伊朗热爱自由的人民在美国有一个朋友。那些屠杀自己人民、试图在世界各地散布恐怖的人不会逍遥法外。

川普拥有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他可以帮助结束伊朗长达半个世纪的噩梦，弥补46年来外交政策的失败。这样做，他将证明——与他的前任不同——他是面对恐怖主义挺身而出捍卫自由的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