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荷蘭2025年的大選中,由羅布·傑滕(Rob Jetten)領導的“民主66黨”(D66)與右翼民粹主義政黨PVV最終並列成為第一大黨,雙方在眾議院各贏得26個席位。D66在此次大選中取得了該黨有史以來的最佳戰績。傑滕先生因其在競選期間所展現的樂觀精神而備受讚譽。隨後的組閣談判中,D66同意與“自由民主人民黨”(VVD)以及“基督教民主聯盟”(CDA)共同組建一個由傑滕先生任首相少數派政府。 這個少數派政府對荷蘭及歐洲防務意味着什麼?“大西洋理事會”地緣經濟中心(GeoEconomics Center)的非常駐高級研究員埃爾馬·赫倫多恩(Elmar Hellendoorn)博士昨天2026年3月13日上午在大西洋理事會網站進行了討論: 要點 荷蘭首相羅布·傑滕(Rob Jetten)領導着一個少數派政府,這將考驗在重大地緣政治變局之下,高度碎片化的議會是否仍能實現有效的治理。 該政府的施政議程優先致力於在北約內部構建更強大的“歐洲支柱”,並在深化歐洲合作的同時,兼顧並維持與美國的緊密關係。 其執政成效將取決於能否妥善應對財政壓力、議會碎片化格局,以及關於歐洲戰略自主權與政治前途的廣泛辯論。
當你以微弱優勢擊敗黨內初選對手,卻無法組建一個擁有多數席位的執政聯盟時,你會怎麼做?你是否仍能憑藉一個少數派政府,帶領國家穿越自1945年以來最為劇烈的地緣政治格局重組期?荷蘭歷史上最年輕的首相羅布·傑滕及其新執政聯盟將如何回答這些問題,或許將成為檢驗高度碎片化政治環境下“少數派治理”成效的一塊試金石。 為了組建這個於2月23日宣誓就職的新政府,三個執政聯盟政党進行了長達近四個月的談判。談判的成果是一份題為《整裝待發》(Getting started)的文件,其中概述了該執政聯盟的施政議程。維持這一執政聯盟的團結是一項挑戰;而推進政府議程則是另一項挑戰,因為該聯盟在議會參眾兩院中均未獲得多數席位。這個少數派政府能否成功落實其施政議程——包括其關於歐洲安全與防務的規劃——其成敗所產生的影響,很可能將遠遠超越荷蘭本土的範疇。 執政聯盟的組建過程 新執政聯盟由傑滕所屬的進步自由主義政黨“民主66”(D66)、“基督教民主聯盟”(CDA),以及中右翼自由主義政黨“自由民主人民黨”(VVD)共同組成。在議會總計150個席位中,該執政聯盟僅占66席,距離多數席位尚缺10席。在參議院中,這種席位劣勢表現得尤為明顯:在總計75個席位中,該聯盟僅占22席。因此,若要制定任何新法律或批准任何新的國際協議,傑滕領導的少數派執政聯盟將不得不尋求與反對黨達成妥協。 荷蘭議會中林林總總地容納了多達17個政黨;面對這一局面,新政府必須發揮創造性思維,探索出各種行之有效的途徑,以凝聚各色政治群體,從而推動各項立法議程的通過。主要的反對黨是進步的生態社會主義政黨——PvdA-Groenlinks(工黨-綠黨-左翼聯盟),目前擁有20個席位。吉爾特·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領導的反移民政黨——自由黨(PVV),在選舉失利及隨後的內部紛爭後陷入瓦解;其席位數量已較選前的37席銳減過半,目前僅剩19席。在右翼陣營中,“正確答案21”(JA21)擁有9個席位;而“民主論壇”(Forum for Democracy)和“馬庫佐維爾小組”(Group Markuzower,一個從PVV分裂出的派別)則各擁有7個席位。 歐洲政治格局與前景 作為歐盟(EU)第五大經濟體,同時也是北約(NATO)內部實力最強的中等強國之一,荷蘭的政治動嚮往往預示着北歐地區更廣泛的趨勢。如果新政府能夠成功推動相關立法在議會獲得通過,其所推行的外交及對歐政策議程,將有望推動整個“歐洲-大西洋”地區外交與安全關係發生更為宏大的轉變。在新政府的安全議程中,居於首位的目標是致力於在北約框架內構建一個獨立的“歐洲支柱”。與此同時,為了確保獲得廣泛支持,新政府在財政上必須保持審慎,並應避免提出過於激進的立法改革方案。 荷蘭新聯合政府的相對弱勢地位、其作為“少數派政府”執政的局面,以及議會內部高度碎片化的格局,恰恰印證了當前歐洲政治版圖中的一種普遍趨勢。儘管海牙當局所秉持的“建設性親歐”立場,在短期內或許有助於為歐洲其他中間派政治力量提供支撐;但從長遠來看,歐洲所面臨的結構性政治難題依然如故,並未消解。因此,傑滕(Jetten)領導的新政府應當攜手歐洲夥伴,公開直面歐洲自由民主體制所遭遇的那些更為深層的挑戰,而不能僅僅局限於常規的技術性政策分析層面。具體而言,這意味着需要推動一場席捲整個歐洲大陸的廣泛辯論,探討歐洲作為西方價值觀之基石的文明體,其未來的發展方向究竟何在。 在外交與安全政策方面,由傑滕(Jetten)及其外交大臣——前基督教民主黨籍歐洲議會議員湯姆·貝倫森(Tom Berendsen)——領導的荷蘭政府,致力於在維持與美國緊密關係的同時,加強歐洲的防務能力與戰略自主性。聯合執政協議文件詳盡闡述了這種平衡策略,指出:“荷蘭必須奉行一種務實的外交政策,將荷蘭及歐洲的利益置於優先地位。北約構成了我們集體安全的基石。美國是與我們擁有最多共同利益的全球大國。與此同時,我們的未來與繁榮也同強大的歐洲緊密相連、密不可分。” 在實踐層面,這意味着荷蘭將採取具體措施,以加強北約內部的“歐洲支柱”。這要求做出一些顯著的調整,荷蘭政府近期宣布將加入由法國主導的關於歐洲核威懾的討論,便是一個例證。這種“核外交”是海牙當局實施戰略重新定位的一個關鍵信號。從歷史上看,荷蘭曾對任何歐洲主導的核威懾倡議持高度懷疑態度,更傾向於依賴美國的“核保護傘”。同樣值得關注的是,新一屆聯合政府雄心勃勃,計劃建立一個與“五眼聯盟”(Five Eyes)情報夥伴關係相媲美的歐洲版情報合作機制。 防務採購是另一個核心議題。荷蘭政府還將致力於建立一種“歐洲防務機制”,旨在推動歐洲國家聯合採購軍事裝備,並統一制定軍事標準。海牙當局設定的目標是:其40%的防務採購項目將通過與歐洲夥伴的聯合採購方式完成;此外,至少有50%的軍事裝備應優先從荷蘭本土及/或歐洲的軍工產業中採購。 儘管在防務政策上推行了上述“歐洲化”舉措,但荷蘭依然堅定地致力於維護與美國的雙邊關係——這主要體現在兩國間的雙邊核共享協議以及荷蘭裝備的F-35戰鬥機群上。為此,聯合政府已提出一項法案,旨在以法律形式確立一項承諾: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5%用於國防開支,從而確保國防建設能夠獲得長期且持續的投入。此外,荷蘭還繼續作為烏克蘭戰事的主要資金援助國,投入了相當於本國GDP 1%的資金,以全力支持烏克蘭的抗戰事業。 地緣政治與財政挑戰 在財政與經濟政策領域,一個值得關注的動向是:來自自由民主人民黨(VVD)的財政大臣埃爾科·海寧(Eelco Heinen)將留任原職。海寧(Heinen)面臨着一項“地緣金融挑戰”:即如何在金融政策與地緣政治的緊迫需求——包括尋求更大的歐洲戰略自主權——之間找到恰當的平衡點。在他的掌舵之下,財政審慎將繼續作為一項核心主題。鑑於此前作出的將國防開支提升至GDP 3.5%的承諾,這種審慎態度已然引發了關於社會福利改革的激烈討論。 在歐洲語境下,荷蘭依然反對為其他成員國的國債提供融資,即發行所謂的“歐元債券”;這一立場反映了荷蘭長期以來對歐元區財政紀律的偏好。儘管如此,海牙方面卻對那些通過共同舉債方式籌資的歐洲工具持積極態度,例如“歐洲防務基金”(Defence Fund)、“安全資產框架”(SAFE)以及“歐洲投資銀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這一立場與荷蘭在歐洲債務互助化問題上所呈現的更廣泛的觀念轉變相吻合。此外,新一屆政府視落實兩份重要報告中的建議為關鍵任務:一份是恩里科·萊塔(Enrico Letta)於2024年發布的關於歐洲單一市場未來的報告,另一份則是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於2025年發布的關於歐盟競爭力的報告。不僅如此,在深化歐洲“儲蓄與投資聯盟”(即此前的“資本市場聯盟”)的進程中,荷蘭也走在了前列。 荷蘭國內的這場辯論折射出一個更為宏大且具有結構性的歐洲議題:一個更具戰略自主性的歐洲,究竟能否僅僅依靠制度與官僚層面的協調而得以成形——畢竟這種協調受制於其支離破碎的民主基礎——抑或是必須建立在對“共同政治命運”更為深刻的認知之上?傑滕(Jetten)政府能否實現其雄心勃勃的歐洲議程,將取決於其能否在歐洲政治體系中碎片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成功凝聚起議會多數派的支持。因此,傑滕與其他歐洲領導人一樣,面臨着一個更為深層的挑戰:他能否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賦予其歐洲議程以更為深刻的內涵。歸根結底,他的說服力或許將取決於他究竟如何看待“歐洲”這一概念:究竟是將其視為支撐西方價值觀的“文明實體”,還是僅僅視為一個用於實施技術官僚式治理的“制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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