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行《半軒集》《送唐君處敬序》云：“至正乙已冬，會稽唐君處敬將之官嘉禾。永嘉余君唐卿、西蜀楊君孟載、九江張君來儀、太原王君常宗、渤海髙君季迪、郯郡徐君幼文、洎余相與觴而餞之。”高啟作于同時的《送唐處敬序》云：“余世居吳之北郭，同里之士有文行而相友善者，曰王君止仲一人而己。十餘年來，徐君幼文自毘陵，髙君士敏自河南，唐君處敬自會稽，余君唐卿自永嘉，張君來儀自潯陽，各以故來居吳，而卜第適皆與余鄰。扵是北郭之文物遂盛矣。余以無事，朝夕諸君間，或辯理詰義，以資其學；或賡歌酬詩，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堙滯之懐，或陳几筵以合宴樂之好。雖遭喪亂之方殷，處隐約之既乆，而優游怡愉，莫不自有所得也。”從高啟行文看來，徐賁當是移居北郭之第一人。至正乙已，是為至正二十五年。上溯“十餘年”當是至正十五年前。具體到哪一年不好講。但是必在至正十三年前。因為楊基《舟入蔡河懷徐幼文》詩云：

“憶初見君江浦外，七尺長身齒含貝。君年未冠復新婚，錦\帶吳鈎紫絲佩。豪姿俠氣颯蕭爽，春鴻輕便秋隼快。結交梁椘燕趙間，追慕亷藺羞郭觧。誓將弓槊事鞍馬，恥作寒儒服巾帶。余時瑣屑箋虫魚，折几寒燈冩秋芥。相逢一咲恍自失，不異低岑仰髙岱。殺雞為黍三日談，深中肎綮入入餉骱。方喜師君竟兄我，巵酒動輙受百拜。停觴爛熳出險語，磔裂鬼膽窮百恠。天然清真去雕飾，王嬙西施洗鉛黛。漱芳雋腴再三讀，項上之臠左手蟹。技痒礪秣互掎角，十捷一二八九敗。余實羡君敏且愽，君亦憐余強而邁。英雄敢誇君與我，強弱不止楚敵蔡。孟潴豪士渤海髙（季迪也），時復峙足如鼎鼐。髙才於我十倍我，尚歎追君力不逮。縱横千字戚生筆，迭宕百韻余公菜（幼文與余唐卿作菜邁詩二百句甚工）。僧房秋逈鉢\聲長，雪屋香銷燭痕在。清游未竟夕漏終，落月殘星悲一慨。激烈正醉金陵酒，漂泊共泛濠梁載。城荒地僻生計拙，時脱春衫倩人賣。破樓夜雨隣鐘急，委巷秋風茅屋壞。斯時愁絶正難禁，君獨相㸔勸余耐。别来奔走向西洛，面色痿黧病新差。章臺握手湏臾立，胸臆梗塞若有碍。平生恥作兒女悲，此别戚戚若有槩。今朝過蔡將入陳，漸見舟艫艤灘瀬。平漪細石魚跳渚，斜日低烟鴈横塞。相思無柰客中愁，聊述長歌歌一再。”

“君年未冠復新婚”，是一個重要的的時間點。因為至正十三年徐賁二十歲，所以我說必在至正十三年前。虽然此前任何一年都可都可以稱之為“未冠”，但畢竟不可能說得太遠。比方說我們說某人十八、九歲不足二十可以，說十六、七歲不足二十，就已稍遠。說十五、六歲不足二十就有些奇怪了。而且徐賁又剛剛新婚，做一個大膽但是合乎情理的推斷，大致看來，徐賁移居北郭，高啟楊基初與徐賁相交，大致是在元順帝(惠宗)至正十一年辛卯年前后，當時楊基二十六歲，张羽二十歲，徐贲十八歲，高启十六歲。

【二】元末吴中，被稱為“文章巨公”而又與楊基有過交游者，除了楊維楨，當屬饒介與周伯琦。此二人皆位高而名重，也大致與張士誠\政權相始終，高啟楊基皆甚為其人所推重。作《醉樵歌》而獲贈白金之事，更是傳為佳話。

《明史》卷二百八十五《列傳》第一百七十三《文苑》《張簡傳》載：“張簡，字仲簡。吳縣人。初師張雨為道士，隠居鴻山。元季兵亂，以母老歸養，遂返儒服。洪武三年薦修元史。當元季，浙東西士大夫以文墨相尚。毎嵗必聨詩社。聘一二文章鉅公主之。四方名士畢至，讌賞窮日夜。詩勝者輒有厚贈。臨川饒介，為元淮南行省參政，豪於詩。自號醉樵。嘗大集諸名士，賦醉樵歌。簡詩第一，贈黃金一餅。高啟次之，得白金三斤。楊基又次之，猶贈一鎰。”

《明史》《楊基傳》說楊基“遭亂隠吳之赤山，張士誠\辟為丞相府記室。未㡬辭去。客饒介所。明師下平江，基以饒氏客，安置臨濠。”明確提到楊基之被貶謫臨濠，皆因饒介的緣故。所以，考察楊基的生平，他與饒介的關系是不能回避的。

關于饒介其人，《姑蘇志》有傳：“饒介，字介之。臨川人。以翰林應奉，出僉江浙亷訪司事。累陞淮南行省參政，分守呉中。介爽暢博學，尤嗜吟咏，精行草。日延儒紳談弄篇翰。時四方初俶擾，郡城猶晏然。至正十六年三月九日，張士誠\冦齊門。事起倉遽，介卒無所禦。士誠\既入據，一城鼎沸。介無如之何。閉門髙臥而已。士誠\累使咨訪以事，强起之。介徃，士誠\委以兵政。然操縱不由介。介固辭。士誠\命仍送回，理省事。介勸士誠\嵗輸粟于大都。二十七年，天兵執士誠\。并俘介，歸京師，遂死。”

從這一段短短傳記里，我們知道這位元朝的參政，在張士誠\陷吳城時，正在“分守吳中”，所以饒介之分守蘇州，并有可能與高楊等相識，必在張士誠\據吳之前。而饒介之“還署省事”需要參考高啟的《鳧藻集》里《代送饒参政還省序》一文：“太尉鎮吳之七年，政化内洽，仁聲旁流。不煩一兵，强逺自格。天人咸和，嵗用屢登。厥徳茂矣。然猶不自滿，而圖治彌厲。尚懼聽覽之尚闕，而思僚佐之相禆也。廼承制以淮南叅政臨川饒公領咨議叅軍事。公辭以非材，即躬臨其家，諭之至意。公感激，遂起視事。。。故雖以某之陋，獲與公共事，而亦得以寡過矣。且接尊爼之餘，談樂圖書之清暇，翺翔天府，以極一時之盛。則公之才，豈獨上頼之哉，某亦頼之矣。今年秋，公得解所領職，還署省事，竊以嘗有恊恭之好。扵其去，能無言乎。故論次其說，以為序。”

按張士誠\至正十七年降元，封太尉。如果以十七年加七年，当为二十四年。然其时张士诚已经称吴王。不得稱太尉。所以此文当作于是至正二十三年秋九月张士诚称吴王之前。其時則以張士誠\下平江的至正十六年算起。是時饒介正式以淮南叅政領咨議叅軍事。時高啟正與饒介“共事”，或為文學，或作記室。楊基亦還在其太常點簿任上。應當是與高啟一道同饒介“共事”張吳。

明廖道南撰《殿閣詞林記》巻八《編修髙啓》條下曰：“髙啟，字季廸。蘓州長洲人。少孤力學，工於詩詞。時張士誠\據蘓，有叅政饒介者，喜延士。啟方弱冠，介見大竒之。待以上賓，啟不之荅。乃隠于松江之青丘。”明王鏊撰《姑蘇志》卷五十二《人物》十高啟條下：“髙啟，字季迪。長洲人。少孤力學，工詩。至正間，張士誠\開府平江，承制以淮南行省㕘政饒介為咨議㕘軍事。介有文學，喜士。啟時年十六，或薦於介。介見啟詩，驚異以為上客。啟不屑，去隠吳松江之青丘。”

關于高饒何時初識，一曰十六，一曰弱冠，紛擾不已。而《姑蘇志》所謂把饒介正式以淮南叅政領咨議叅軍事與高啟十六相連，更是大謬。據我上文的推斷，饒介至正二十三年秋正式以淮南叅政領咨議叅軍事，高啟已經二十八歲了。而所謂高啟不屑于饒介，隱于青丘之說，本不可據信。証之于高楊詩文，無論楊基還是高啟，對于饒介其人都是禮敬有加的。

明朱存理編《珊瑚木難》卷七存有《饒介之詩一帖》：“病中對梅花一株，欣然有作，若有㑹也。録似西塾孟載、季廸兩先生一笑。介頓首。病中雅量豈堪論，澄水能清撓即渾。除却妙香無長物，秪應静坐洗煩言。幾叢晩菊今耆舊，一樹寒梅老弟昆。曽住鍾山安石里，傍人猶恐我争墩。”如此證明高啟楊基兩人，除了曾經與饒介“共事”于張士誠\幕府，確實還曾經客饒介所。并在饒府西塾為先生。后來基以饒氏客而安置臨濠的說法，并非是空穴來風。難以明白的是，同為饒氏客，為何高啟卻在明初逃脫了安置臨濠的命運\。

大抵看來，饒介從元末已陞淮南行省參政，分守呉中，其時已難以確考。但亦未必不可能始于至正十一年辛卯年前后，當時楊基二十六歲，徐贲十八歲，高启十六歲。皆已有詩名。北郭詩友唱和已經開始（見上文）。张羽二十歲，但是移居北郭當稍晚。饒介初識高楊，推重其人其詩，也是很有可能的。姑且據呂勉說。而《明史·張簡傳》所載之大集名士賦《醉樵歌》的事情，應當發生在這一段時間，元末兵亂起，張士誠\據吳之前。

高啟《大全集》有《哭臨川公》詩，當作于至正二十七年饒介被殺時。詩曰：“身用已時危，衰殘况病欺。竟成黄犬歎，莫遂白鷗期。東閣圖書散，西園草露埀。無因奠江上，應負十年知。”所謂“ 應負十年知”，既可理解為饒介知遇已有十年，則當在至正十七年張士誠\據吳之后。亦可理解為概指，則可涵蓋張士誠\據吳之前。如果說至正十一年北郭唱和剛剛開始，高啟又甚年幼，則受知于饒介，可能也有一個過程。到高徐輩年歲漸長，詩名日甚，與饒介相知日深，則在至正十七年是其真正相知的開始，也是沒有錯的。但無論如何，說一個十六歲的高啟，就知道憂讒畏譏，不愿受邀，或者不屑于饒介這位“文章巨公”，都是與事實不符的。

 【一】見楊基本年注。

【一】《吕传》：“稍长，兄咨戍淮右，继失怙恃，即综理家政，往来江城以居。”“家落，弗克备六礼。”《诗集》卷十《春橘园》有：“君有阿婆我无母。”言其早年失怙。卷二《风树操》原注：“余自伤早失怙恃而作”。

《李传》：“（高启）少敏力学，遂工于诗。上窥建安，下逮开元，大历以后则藐之。”又说：“前齿古人于旷代，后冠来学于当时矣。东吴骚雅士，悉推之无慊。”

《吕传》：“（高启）性警敏，书一目即成诵，久而不忘，尤粹群史。嗜为诗，出语无尘俗气，清新俊逸，若天授之然也。”张适《哀辞》：“未冠，以颖敏闻。所交以千言贻之曰‘子能记忆否？’君一目即成诵，众皆叹服。君谇砺于学，尤嗜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凄清、汉魏之古雅、晋唐之和醇新逸，类而选成一集，名曰《效古》，日咀咏之。由是为诗，投之所向，罔不如意，一时老生宿儒，咸器重之，以为弗及。”

【二】《金谱》云：（此时高启）“家北郭，与王行比邻，其后徐贲、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皆卜居相近，号北郭十友，极一时诗酒之乐，十子之名肇始此数年。”
《凫藻集》卷二《送唐处敬序》：“余世居吴之北郭，同里之士有文行而相友善者，曰王君止仲一人而己。十余年来，徐君幼文自毗陵，高君士敏自河南，唐君处敬自会稽，余君唐卿自永嘉，张君来仪自浔阳，各以故来居吴，而卜第适皆与余邻，于是北郭之文物遂盛矣。余以无事，朝夕诸君间，或辩理诘义以资其学，或赓歌酬诗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堙滞之怀，或陈几筵以合宴乐之好；虽遭丧乱之方殷，处隐约之既久，而优游怡愉，莫不自有所得也……”文作于至正二十五年冬，按高启“十余年来”的说法，北郭始聚之时大约在本年相近。

按，明清文献所载，关于“北郭十友”或“十才子”的人员组成，各家所载不尽相同，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北郭十友”则最早出于钱谦益之口，盖钱氏据高启的《春日怀十友》诗而取的，后来遂相沿成习，另以“十友”呼之。

“北郭十友”的成员，清人取舍不一，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不包括高启

钱氏以杨基、张羽、徐贲、余尧臣、王行、王彝、宋克、吕敏、陈则、释道衍为高启十友，陈田《明诗纪事》持论相同。

二、包括高启

《明史稿》、《明史》则舍弃杨基、王彝、释道衍，另加高逊志、唐肃，而将高启作为“北郭十友”成员之一，与王行、徐贲、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号“北郭十友”，又称“十才子”。陈衍亦以高启为“十友”之一，并舍王彝而取杨基，以“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余尧臣、王行、宋克、吕敏、陈则、释道衍为‘北郭十友’”。从现有文献看，“十才子”之称应起于北郭唱和之时（欧阳光、史洪权《北郭十友考论》认为起源于明初，不确。），而入明后，北郭诸人“各相睽异”（张羽《续怀友诗》），不复再聚，北郭文物遂致消沉。故不当有“十子”之说。且成员一直未有变动，明人所记均为十一人。而“十友”之称所出较晚，成员变动也较大。“但两者之间又确实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关联: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王行既属于‘北郭十友’中的成员，又被括入‘十才子’的行列。笔者认为，这一现象，反映了诗社活动于不同时期，而各个时期其成员有所变化的状况。”（欧阳光、史洪权《北郭诗社考论》）

郭绍虞先生认为：“诸家所载不同，大抵可得三种解释：（一）结社原不止十人，至标举十子或十友云者，乃系社中之魁，举其著者以概其余，所以时代稍后便会传说不同。（二）结社虽不止十人，但以其数在十人左右，故举成数言之；后人不知，泥于十数，遂欲强指其名，转成凿说。（三）十人之中本多流寓，据高启《送唐处敬序》，知各人聚散不常，故不妨先后社集虽符十数，而人则不同，此亦属可能之事。”除第三条外，均有较大的可能性。

僧道衍《送李炼师还吴》（《逃虚子诗集》卷三）云：“荐绅吴下真渊薮，独欣东郭多交友。我着田衣共领顽，形服相忘岁年久。闲止文章立追古，宗常问学曾无苟，来仪才广班马伦，徒衡笔下蛟龙走。吹台调优如达夫，岂特百篇成斗酒。菜薖读书犹满腹，议论风飞钳众口。幼文词翰俱清俊，处敬温润浑如诱。仲廉居富曾无骄，为学孜孜能谨守。吁诸嗟子皆妙年，自信黄钟非瓦缶。一时毁誉震乾坤，万丈光芒射牛斗。鹤瓢先生清且秀，深探道术持枢纽。山房每与吾济会，茫然共入无何有。……”“闲止”指王行；“宗常”，即常宗，王彝字；“来仪”，张羽字；“徒衡”，指申屠衡；“吹台”，高启号；“菜薖，余尧臣号；“幼文”，徐贲字；“处敬”，唐肃字；“仲廉”，王隅字；“鹤瓢先生”，李睿号。除前面提到诸人外，又有申屠衡、王隅、李睿三人。

要之，“十才子”成员组成应是确定的，而“十友”则有所不同，无论是包括高启与否，各家所载都有出入。成员的变化，或许可解释为“北郭十友”应是当时卜居相近的北郭诸友之概称。
至于是否结社，《诗集》卷十五《暮春次韵僧怀德见贻》有：“风雨兼愁过尽春，愧烦问讯社中人。”《诗集》卷十五《王徵士东里草堂》：“相期岁晚为同社，隔屋歌呼定不嗔。”结社应有其事，但可能不够严密，亦无核心人物与主要纲领，故不是后人意义上的“吴中诗派。”

【三】关于高启与饶介的交往始于何年，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至正十一年：以《吕传》为代表。

传云：“年十六，淮南行省参知政事临川饶介之分守吴中，虽位隆望尊，然礼贤下士，闻先生名，使人招之再，先生畏避久之，强而后往。”明王鏊撰《姑苏志》卷五十二、黄暐《蓬窗类记》卷三、蒋一葵《尧山堂外记》也作如是言。

二、至正十六年：以钱谦益《列朝诗传》、金檀《青丘高季迪先生年谱》为代表。

《列朝诗传》云：“至正丁酉，张氏开藩平江，承制以淮南行省参政饶介为咨议，参军事。季迪年二十余，介览其诗，惊异以为上客。”《金谱》云：“按饶介以翰林应奉出为浙江廉访，士诚入吴，矫制授行省参政。士诚以至正丙午（至正十六年1356年）据姑苏，先生年已二十一矣！吕传年十六，误！”《殿阁词林记》/明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百四十六《高太史传》、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十二《高启传》同，今人陈建华从之。

按，本谱认为至正十六年之说不足为据，理由如下：

第一、传记之属，皆为补叙，用传主后来的称谓贯其一生，在史书中实属常见。故以此证明的观点也难以为据。以“士诚入吴，矫制授行省参政”的时间来证明《吕传》之误，尚嫌论据不足。

第二、高启友张适《哀辞》有云：“张氏据中吴，仕而才若西江饶介辈，深加敬礼。”则未明言二人始识于何年，也并未否定此前他们相识的可能性。《姑苏志》卷五十七：“饶介字介之，临川人，以翰林应奉出佥江浙廉访司，事累升淮南行省参政，分守吴中。介爽畅博学，尤嗜吟咏，精行草，日延儒绅谈弄篇翰。时四方初俶扰，郡城犹晏然。至正十六年三月九日，张士诚寇齐门，事起仓遽，介卒无所御。士诚既入据，一城鼎沸，介无如之何，闭门高卧而已。士诚累使咨访以事，强起之，介往士诚，委以兵政，然操纵不由介。介固辞，士诚命仍送回理省事。”是知张士诚据吴之前饶介以江浙廉访司守吴中，与《吕传》“淮南行省参知政事临川饶介之分守吴中”语合。另，《列朝诗传》云：“至正丁酉，张氏开藩平江，承制以淮南行省参政饶介为咨议，参军事。”似饶介在至正十六年前已为“淮南行省参政”。故在张士诚入吴前高、饶存在相识之可能。

第三、明黄暐《蓬窗类记》云：“吕勉，字懋功，尝从高太史学。太史死，勉居南濠，绝口不谈诗。永乐中，始谓人曰‘我高太史弟子也！’出太史《槎轩》、《江馆》等集手稿并所作《太史传》及张子宣、方以常、王止仲、徐幼文、杨孟载、张来仪、浦长源、梁用行哀挽……”既然吕勉是高启弟子，所言应不虚。

第四、《吕传》所提到九个具体时间，其它八个，考之高启生平一无所误。其中涉及高启具体年龄仅三次：十六岁、十八岁、三十九岁。《吕传》虽为追叙，但在重大时间上不应有错。

第五、始识与“为上客”或有时间差距，有可能张氏据吴前高启即为饶介上客，亦可能在此之后。《金谱》所云只是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

综上，《金谱》所云不能推翻《吕传》，《吕传》所云之事实未可轻易否定。故本谱仍因《吕传》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