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曾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后转变为政治异见人士的伊朗记者阿克巴·甘吉（Akbar Ganji）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评论：美国与以色列如何解决伊朗的接班难题。请君一读：

以色列与美国针对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实施的定点清除行动——以及随后对“伊斯兰共和国专家会议”集会发动的袭击——将长期以来关于哈梅内伊继任人选的审议过程，骤然转变为一场充满不确定性的紧急决策程序。因此，专家会议最终决定推选哈梅内伊之子穆杰塔巴（Mojtaba）接班，与其说是基于其自身才干，不如说是出于形势所迫的必然选择。这一决定反映了该政权试图在美以联手行动重创其军事与宗教高层领导体系之后，竭力维持政权最高层一定程度的延续性。

然而，无论是当时的紧迫局势，还是对政权延续性的渴望，都无法完全解释穆杰塔巴何以能够上位。促成其当选的最关键因素，实为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川普曾公然流露意图插手伊朗下一任最高领袖人选的意愿，加之以色列方面发出的暗杀威胁，使得穆杰塔巴成为了该政权为求生存而不得不选的唯一可行人选。面对主权受损、领导层蒙受羞辱的困境，伊朗最终选择扶持一位象征着“抵御外部压力”的人物上位——尽管这一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该政权既有的意识形态原则与宪法规范。

若非身处战时环境，穆杰塔巴的上位绝难令普通伊朗民众信服，因为在他们眼中，穆杰塔巴不过是其那位行事残暴的父亲的翻版与延伸。同样，这一人事安排也无法消弭那些温和派精英群体的疑虑，毕竟他们更倾向于推选一位行事风格相对温和、不那么极端的领导人。然而，在美以两国炮火的威胁之下，许多伊朗民众或许只能勉强接受穆杰塔巴，将其视为国家不屈意志与政权顽强存续的象征；在他们看来，哪怕是充满瑕疵的秩序，也胜过彻底的混乱；哪怕是充满压抑的安稳，也胜过动荡不安的险境；只要能避免战争与外来统治，任何一种现状似乎都可接受。与此同时，那些在专家会议内部博弈中大获全胜的强硬派精英们，则将对穆杰塔巴所强调的“国家安全”与“意识形态纯洁性”表示热烈欢迎，并乐见其强化“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权势的决心。他们满怀期待与希望地预判：穆杰塔巴上台后，必将进一步强化国内高压统治以压制异见；在对外关系上，将继续对以色列与美国保持强硬对抗姿态；而在施政重心上，他必将把“维护政权存续”置于任何经济或社会改革之上。

贤能政治，抑或神权统治？

在奉行特定意识形态的政权体系中，领导人的权力交接往往构成决定其生死存亡的关键节点。而在“伊斯兰共和国”这一特定语境下，这一权力交接过程长期以来始终交织着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与源自内部的深层矛盾，从而显得尤为错综复杂。在国内，这一事态的演变发生在一个激烈的背景之下：一方是以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巴斯基民兵组织及极端原教旨主义神职人员为代表的强硬派；另一方则是改革派、资深抗议人士及务实温和派组成的联盟——双方正围绕影响力展开激烈的争夺。

最高领袖的继位问题，与关于“法学家治国”（即 *Velayat-e Faqih*）这一伊斯兰教义应发挥何种作用的争论息息相关，同时也与因制裁及战争而产生的经济压力紧密相连。莫杰塔巴（Mojtaba）的登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导致伊斯兰共和国的支持者阵营内部出现分化——他们对于“法学家治国”原则与“世袭统治”之间的关系存在严重分歧。在战争爆发之前，莫杰塔巴一直是一个行事低调却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隐身于其父的办公室幕后，在暗中运筹帷幄。他与安全及军事机构（尤其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保持着密切的协调与联系；但在大多数人看来，他并不具备成为潜在继任者所必需的宗教资历。根据“法学家治国”原则，最高领袖必须具备深厚的宗教学术造诣；而作为一名中级神职人员，莫杰塔巴显然无法达到这一崇高的标准。与其他最高领袖候选人不同——后者往往通过发表伊斯兰法学著作来确立其宗教权威——莫杰塔巴迄今未曾发表过任何学术著作。没有任何一位最高级别的神职权威（即“模仿源”或 *Marja-al Taqlid*）曾公开确认他具备担任最高领袖所需的独立法学推理能力。尽管如此，凭借其与国家机构之间深厚的纽带，以及作为其父政治遗产继承人所具有的象征性意义，莫杰塔巴依然稳居最高领袖继位人选中的领跑地位。

曾有一段时间，老哈梅内伊本人似乎也对提拔莫杰塔巴一事持反对态度。2017年，他甚至公开谴责世袭统治，将其视为“君主制复辟”的象征；他将这种“父传子”式的权力移交，比作在浴室中使用的铜制净礼水壶在历代沙阿（国王）之间转手相传——意指这种权力交接毫无神圣可言，不过是世俗器物的转让罢了。他认为这种做法与革命的理性精神及伊斯兰教义原则背道而驰。此外，他还曾三令五申，严禁其子涉足经济领域；并严厉警告称，若他们胆敢利用靠近权力中心的便利条件从事此类“寻租”活动，他将毫不犹豫地与他们彻底断绝父子关系。

然而，哈梅内伊遇刺身亡一事，恰恰应验了许多分析人士的猜测——即这位最高领袖长久以来怀有的“殉道”夙愿；这一夙愿植根于什叶派关于“牺牲式抵抗”的理想，而他的殉道也随之提升了他儿子的地位。华盛顿方面的批评言论，也起到了同样的效果。随着关于穆杰塔巴（Mojtaba）接班的猜测甚嚣尘上，川普对这位哈梅内伊之子可能掌权的前景表达了不满。“哈梅内伊的儿子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道；他称此人“令人无法接受”，并将其与委内瑞拉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Delcy Rodríguez）作对比——后者在委内瑞拉前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被捕后，表现出愿意配合华盛顿方面要求的姿态。

与此同时，以色列公开宣称，有意刺杀任何新选出的最高领袖，以及伊朗当前、过去和未来的所有政治与军事精英。3月4日，以色列国防部长以色列·卡茨（Israel Katz）宣布：“任何由伊朗恐怖政权任命的领导人……都将成为明确的清除目标，无论其姓甚名谁，也无论其藏身何处。”数日后，以色列国防军进一步发出警告称，参与最高领袖遴选工作的“专家会议”成员，也将成为打击目标。

然而，这些言论却适得其反。在伊朗政权看来，川普和以色列的这番言论无异于一种国家羞辱。该政权非但没有屈服，反而采取了强硬的对抗姿态——他们摒弃了前任最高领袖长期以来奉行的反对世袭统治的原则，迅速推选穆杰塔巴接任。

紧急状态

穆杰塔巴的获任，并非仅仅是对以色列和美国所施加的所谓“羞辱”做出的一种被动反应。事实上，围绕最高领袖继承权的争夺战早已暗流涌动、酝酿多年。以伊朗前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和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为首的改革派与温和派人士，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对国内及外交政策进行结构性改革。在他们眼中，穆杰塔巴是伊朗国内外持续推行强硬路线政策的化身——他既无力凝聚国内共识，也无意推动任何实质性的变革。

然而，穆杰塔巴却获得了“原则派”势力的鼎力支持；这一派系由极具影响力的强硬派人物赛义德·贾利利（Saeed Jalili）领衔，其支持者还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的各级指挥官、巴斯基民兵（Basij）的领导层以及国家安全部门的高级官员（尽管这种支持未必涵盖这些机构的普通基层成员）。在哈梅内伊遇刺后的混乱余波中，这些强硬派——尤其是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获得了接触“专家会议”的无与伦比的便利。专家会议的许多成员在人身安全和安保方面，恰恰依赖于革命卫队的保护。他们的反对派试图抵消这种影响力；在哈梅内伊去世后的数日里，由改革派政党和团体组成的“改革阵线”发表声明，要求选出一位具有广泛号召力的最高领袖；而“伊斯兰伊朗国家发展党”则主张：“通过选出一位全面且包容的人物——一位通晓国际关系、并致力于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福祉的人物——[专家会议]能够为实现国家团结与统一铺平道路，从而克服当前的危机。”然而，由于缺乏与专家会议中那些有影响力成员相匹敌的私人交情——进而也就无法直接触及权力运作的核心机制——他们根本无从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无法有效地游说专家会议的成员。

如果继任程序是在正常情况下进行的，那么莫吉塔巴（Mojtaba）的当选极有可能引发广泛的抗议浪潮。伊朗公民社会、以哈塔米为首的改革派，以及以鲁哈尼为首的温和派，都会提出异议，指责莫吉塔巴的上位意味着伊朗将倒退回君主专制时代。他们绝不会坐视不理，任由伊朗继续深陷于非理性、高压统治和自我毁灭的政策泥潭之中，而是会奋起反击。尽管这些抗议活动或许无法动摇由忠诚派主导的专家会议，也无法阻挠莫吉塔巴的登基，但它们无疑会给现政权制造巨大的麻烦。如果2024年总统大选的结果具有任何参考意义的话，那么一旦强行扶植一位其政治主张遭到社会中至少75%的人口反对的领导人上台，现政权必将面临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

然而，接踵而至的军事打击与战争局势，不仅遏制了温和派精英的行动空间，更彻底封堵了任何公开表达异议的渠道。强硬派得以畅行无阻地推进其议程，将原本旨在选拔“具备最高宗法学资历的候选人”的继任程序，彻底扭转为一场孤注一掷（且极有可能得逞）的尝试——即通过此举来凝聚人心，从而挽救这个正深陷困境的政权。在当前形势下，压倒一切的政治首要任务是维护伊朗的领土完整与国家存续；除此之外，所有其他议题均沦为次要。

有其父必有其子

莫杰塔巴（Mojtaba）在以色列的空袭中幸存并负伤，他极有可能追随其父的足迹，接班成为领导人。凭借战时赋予的额外权力，他或许会将重心放在国内安全上：进一步扩充“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的权势，收紧政权对媒体和互联网的管控，并加倍力度镇压异见、扼杀改革尝试。此外，他将延续德黑兰方面强硬的外交政策。在一份表面上被视为他以最高领袖身份发表的首份声明中，莫杰塔巴扬言将继续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誓言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号召伊朗的代理武装力量投入战事。

当然，川普或以色列官员最终或许会兑现其威胁，试图刺杀莫杰塔巴。然而，正如刺杀其父之举并未引发针对该政权的起义或导致其垮台一样，莫杰塔巴的离世对于实现美国或以色列的任何战争目标而言，也几乎无济于事。恰恰相反，此举极有可能巩固该政权的宗教支持基础，促使该国的军方领导层在战争道路上愈发强硬，并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什叶派社群中引发强烈反响。什叶派民众会将此视为外国势力对他们进行迫害的又一例证——这种叙事可追溯至公元6世纪的倭马亚王朝时期。

即便美国和以色列采取一种“斩首行动”式的极端策略——寄望于该政权最终因后继无人而崩溃——但凭借其周密的接班规划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分散化的组织架构，该政权已具备了足够的冗余能力，足以避免伊朗国家机器的彻底瓦解。一种看似合理的设想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决定彻底废弃“法基赫的监护”（Velayat-e Faqih）体制，转而全面接管政府权力，从而将国家转变为一种军事独裁政体——这种政体虽摒弃了神职人员统治的表象，却依然牢牢掌控着威权统治的实权。

无论内部与外部的权力斗争将如何演变，身处其中的任何主要参与者都无力解决伊朗所面临的种种难题。无论是莫杰塔巴的领导统治，还是美国与以色列试图通过暴力手段强行推动的政权更迭，都无法改善普通伊朗民众的生活境遇。唯有伊朗人民自己，方能引领国家实现向世俗共和政体的转型——一个致力于捍卫自由、人权与正义的国度。在此过渡期间，伊朗人民仍将继续承受苦难——一方面遭受着国内高压政权的压迫，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来自外部的炮火轰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