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8日，《外交事务》杂志刊发中东研究所政策副所长肯尼斯·M·波拉克（Kenneth M. Pollack）的评论：美国可助伊朗民众更易起义, 提升政权更迭的几率。波拉克先生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波斯湾军事分析师，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波斯湾事务主任。请读他的评论：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决定攻击伊朗，是一场高风险的豪赌。这场豪赌的风险所在，其实并不在于军事行动本身——因为这场行动正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高超水准展开。世界上两支能力最强、久经沙场的空军——即以色列空军和美国空军——正通力协作、配合无间，对伊朗境内的各类目标实施猛烈打击；与此同时，由此造成的意外平民伤亡或其他失误却少得惊人。无论这场军事行动是一周后结束还是一个月后结束，届时极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伊朗仅存的核计划大部分已被摧毁，其弹道导弹能力大部丧失，通过海空力量投射军力的能力不复存在，其用于维持高压统治的关键基础设施也遭到重创。对于美国、中东地区乃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而言，这样的结果无疑将带来巨大的利益。

这场豪赌真正的风险所在，其实是：一场大规模的空袭行动能否引爆一场民众起义，进而推翻德黑兰的现政权。这一策略若能奏效，将带来辉煌的胜利；但也可能以彻底的惨败告终。军事行动所取得的战果，未必能自动转化为政权的更迭。即便伊朗民众抓住这一契机揭竿而起，也无法保证他们一定能推翻现政府。一旦美国功败垂成，其后果将是留下一个更加愤怒、更具侵略性的神权政体——这样一个政权极有可能伺机复仇，并全力寻求获取核武器。

不过，美国仍可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从而提高此次民众反抗演变为一场真正“革命”的成功几率。例如，美国可以为那些走上街头抗议的伊朗民众提供直接的空中支援，对试图镇压民众的政权武装力量实施精确打击。此外，美国还可以通过协助黎巴嫩政府铲除“真主党”（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重要的盟友），以此来瓦解伊朗政权的士气，削弱其基层士兵继续效命并甘愿赴死的意志。试图通过外部干预来实现政权更迭，终究是一场充满变数的豪赌。但若华盛顿能运筹得当、步步为营，便有望大幅提升赢得这场“全盘胜利”的胜算。

空袭主导的政权更迭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国屡屡尝试主要甚至完全依靠空军力量来推翻他国政府，但收效甚微。迄今为止的实践证明，若不投入某种形式的地面部队，想要彻底推翻并瓦解一个现存政权，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话虽如此，技术的进步已降低了对地面部队规模的需求，并提高了仅凭空中战役便能奏效的可能性。以往的政权更迭——例如二战结束时德国纳粹政权和日本君主制的瓦解，抑或是2003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垮台——往往需要投入庞大的军队，且通常需辅以空中力量（及海军力量）的支援。然而，即便早在2001年，美国便已通过猛烈的空中打击，配合一支仅由数百名美军特种部队人员及中情局准军事官员组成的地面分队（由他们率领数千名阿富汗民兵），成功推翻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同样，2011年在利比亚，北约空军的介入助力数千名缺乏组织的抗议者（尽管其中不乏前利比亚军方人员）成功推翻了穆阿迈尔·卡扎菲的政权。

若说伊朗政权将成为史上首个在完全没有任何地面部队介入、仅凭空中战役便告垮台的政权，这无疑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然而，之所以这种结果仍具可想象性，是因为该政权本质上是一个空心化的“盗贼统治”政权；它统治着一群普遍心怀不满的民众，而这些民众三十多年来一直试图将其推翻，且每一次新的革命尝试所汇聚的参与人数都在不断增加。该政权不仅失去了其最高领袖，丧失了大部分盟友及代理民兵网络，更彻底耗尽了其在民众心中曾一度拥有的那点“革命正当性”。如果伊朗民众能够抓住该政权遭受重创的契机，那么新一轮的起义或许便能成为将其彻底终结的那一击。

然而，胜利远非板上钉钉。来自伊朗的各类报告显示，该政权的安全部队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布防，正虎视眈眈地搜寻任何异议的蛛丝马迹，且目前尚无任何动摇或瓦解的迹象。长期以来，这支安全部队始终以雷霆手段镇压各类民众起义。在刚刚过去的十二月和一月爆发的最新一轮抗议浪潮中，该政权以极其残忍、野蛮的手段杀害了至少数千名、甚至可能高达数万名的和平抗议者。这场血腥镇压充分表明，该政权依然保有使用大规模暴力手段来压制异议的意志与能力。尽管美以两国的空袭行动已展现出非凡的成效，且未来有望取得更大战果，但它恐怕难以彻底剥夺该政权所具备的这些特质。特别是以色列，一直在系统性地打击伊朗各类武装部队及内部安全机构的指挥控制中心、驻军营地、车辆集结地和武器库。毫无疑问，这种猛烈攻势已削弱了这些力量保卫政权的能力；然而，目前尚不清楚此举是否已消灭了那些——或者摧毁了那些人的士气——将被征召去镇压起义的人员。而美国和以色列正是寄希望于这场空袭结束后，能随之爆发一场民众起义。轰炸或许确实正在消磨他们保卫政权的热情。但就目前所知，革命卫队、巴斯基（Basij）志愿民兵以及其他政权保卫力量的成员们，正手持轻武器安然无恙地蛰伏着，心中积蓄着对美国、以色列以及任何“通敌”——即背叛本国政府去协助外国人——的伊朗同胞的仇恨。

战后局势

目前，美以两国的战争计划旨在摧毁尽可能多的资产——即伊朗用来攻击、破坏和恐吓中东各地美国盟友的工具——同时重创该政权用于国内压迫的基础设施。至少到目前为止，其核心构想是：一旦美以联军停止军事行动，伊朗人民便会奋起反抗，并有望推翻现政权。然而，“有望”二字恰恰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美国和以色列并不打算为那些再次走上街头的英勇伊朗民众提供空中支援。相反，他们寄希望于伊朗人民能够在缺乏外援的情况下自行推翻政权——仅仅通过利用他们预判将在当前空袭结束后出现的政权武装力量的“毁灭、混乱与士气崩溃”局面来实现这一目标。这种策略或许确有可能奏效，但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

美以两国的战略极有可能导致伊朗最终陷入四种结局之一。其中可能性最大的一种结局是：现政权得以幸存。它将无情地镇压空袭结束后爆发的任何反叛行动；随后任命新的领导层，并着手重建其在战火中失去的一切。届时的伊朗将是一个失去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的国度。尽管哈梅内伊对本国人民及世界其他国家犯下了种种暴行，但他始终刻意避免采取那些可能引发美国强烈反击的行动。而该政权的下一代版本——由其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Mojtaba Khamenei）掌舵——很可能比前任更加鲁莽、更具侵略性，且更加反美、反以。新政权极有可能更加执着于发展核武器——至少是为了威慑美国或以色列的再次攻击，甚至可能是为了赋予伊朗攻击其他国家的能力。对于美国和以色列而言，这一版本的伊朗恐怕会比前一版本更加棘手。

一旦该政权垮台，伊朗极有可能陷入内战与混乱之中。2003年美国及其盟友推翻萨达姆政权、2011年推翻卡扎菲政权后所发生的一切，正是这种局面的写照——当时，美盟联军在推翻旧政权后，未能对伊拉克和利比亚实施有效的善后管控。过去一个世纪里，上述案例及数十起其他事例均表明：当一个政府崩溃时，往往会留下巨大的安全真空。若无庞大的地面部队能即刻介入以维持法律与秩序，可怕的内乱便会随之迅速爆发。

推行“政权更迭”始终是一场充满风险的豪赌。

鉴于美国无意对伊朗实施全面占领与管控——这至少在初期阶段便需投入逾五十万大军——且目前看来亦无任何外部或内部势力具备此等能力，因此，一旦政权垮台，混乱局面将难以避免。而伊朗一旦爆发内战，对美国及其盟友而言恐将酿成一场灾难。正如世人从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及其他地区的冲突中所见证的那样：内战绝不会局限于一国国境之内。战火往往会将难民潮、恐怖分子、极端主义思潮、经济困境以及暴力冲突外溢至邻国，进而引发区域性战争，甚至将其他国家也拖入内战的深渊。

若该政权最终崩溃，紧随其后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便是由某种军事独裁政权取而代之。这种独裁政权并非源自“伊斯兰革命卫队”（若由其掌权，实则无异于当前政权的延续），而是在经历一段时期的内战混战之后，由伊朗正规军、新崛起的军阀势力或各族裔民兵武装中脱颖而出并最终掌权的势力所建立。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伊朗所经历的一切：当时，这个国家陷入了内战泥潭，直至一位“马背上的英雄”——即旧伊朗军队中由俄国支持的哥萨克旅指挥官礼萨·沙·巴列维——横空出世。他击溃了所有竞争对手，迫使各族群俯首称臣，并最终自立为沙阿。

如果今天有另一位这样的军事独裁者上台，他定不愿重蹈“伊斯兰共和国”的覆辙。因此，他行事或许残暴且令人不快，但他大概不会对美国公然为敌。对于伊朗人民或美国而言，这或许并非理想结局，但总归远胜于当前政权变本加厉的强化版，或是全面内战的爆发。这也是许多阿拉伯国家可能更乐见的结局。

最不可能发生、但也并非绝无可能的设想是：现政权垮台，并迅速、和平地被一个稳健的民主政体所取代。这正是苏联解体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他一些前共产主义国家所经历的实际过程。2011年，民众起义推翻了独裁统治，民主之光也曾在突尼斯和埃及短暂闪耀——尽管两国随后皆沦陷于新的专制统治之下。当然，在上述任何案例中，政权的垮台均非拜外部空袭行动所赐。而在当下的伊朗，既缺乏能够引领民众走向民主的反对派组织；美国若仅限于发起一场在抗议浪潮兴起前便已收尾的空袭行动，对于新政府最终将呈现何种形态，也断难施加多大影响。

将空权赋予人民

尽管伊朗现政权得以延续，或国家陷入内战，依然是最有可能出现的两种局面；但美国仍可采取若干举措，以提升实现稳健民主政体——抑或至少是一个态度更为温和的军事独裁政体——的几率。首要之举，便是为任何爆发的民众起义提供空中支援。具体而言，这意味着号召伊朗民众走上街头，共同反抗现政权；一旦民众响应号召，美方随即发起一场持续且猛烈的空袭行动，其规模至少应与当前行动相当。这就要求美方将空中兵力持续部署于伊朗各大主要城市上空——尤以德黑兰为重——一旦现政权的军队或内部安全部队集结出动以镇压抗议民众，美军便立即实施精确打击。执行此类任务的机型固然可包含无人机，但鉴于美、以两国的空军力量目前并未面临来自伊朗的任何实质性防空威胁，美方完全可以——且理应——投入有人驾驶战机；此类战机能够挂载远超无人机的反坦克及反人员弹药，从而对那些向抗议民众开火的政权部队实施毁灭性打击。动用美国和以色列的空军力量，直接支援那些试图推翻现政权的伊朗人，无疑将导致重大的人员伤亡，其中包括伊朗抗议者本身。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战斗将在城市环境中展开，抗议者与安全部队距离极近，甚至混杂在一起；这使得区分敌我变得异常困难，即便使用小型弹药，也极有可能误杀那些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本意想要保护的人群。诚然，有人可能会主张部署特种部队或秘密特工来协助引导空袭，但在一场初露端倪的革命所形成的混乱漩涡之中，或许仅依靠侦察无人机来提供支援会是更为稳妥的选择。尽管需要付出上述代价，但这依然是确保民众起义最终获胜的最佳途径；若无此举，实现政权更迭的几率将变得微乎其微。此外，美国对伊朗抗议者的支持，还将赋予华盛顿在未来新政权（若现政权垮台）面前更大的影响力。

解放黎巴嫩

美国为提高伊朗政权更迭几率所能采取的第二项行动，是协助铲除该政权最为重要的盟友——真主党。自迈克尔·多兰（Michael Doran）所称的以色列“‘冷酷寻呼机’行动”（Operation Grim Beeper）于2024年9月爆发以来——在那次行动中，爆炸的寻呼机和对讲机导致数十名真主党武装分子丧生、数百人重伤——加之随后10月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入侵，真主党已然陷入了穷途末路的境地。然而，该组织并未被彻底击垮，近期甚至已开始在黎巴嫩境内试图卷土重来、重夺权力。

不过，鉴于真主党如今已再次开始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此策应伊朗的战争行动，黎巴嫩民众及其政府似乎终于忍无可忍了。在这场战争爆发的第一周，黎巴嫩政府便采取了一项史无前例的举措：明令禁止真主党开展任何军事行动。接下来的步骤将是由黎巴嫩军队出面，强行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要完成这一任务，他们所需要的仅仅是来自美国的一些协助。黎巴嫩领导人已正式向华盛顿提出请求，希望获得军事与财政方面的支援，以便武装一支规模在1.5万至2.5万人的精锐部队；同时，他们还希望美方能在其对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之前，以某种形式展示美国的军事承诺——哪怕仅仅是派遣战机进行一次低空飞越示威，亦足以起到震慑作用。美国已将“福特”号航空母舰及其护航舰艇部署在附近，仅凭自身力量便足以进行颇具声势的武力展示。

即便如此，这可能仍嫌不足，但美国完全有能力提供更多援助。华盛顿可以向黎巴嫩军队提供与当年援助伊拉克军队（在打击所谓的“伊斯兰国”——即ISIS——的战争中曾卓有成效）同等力度的支持：包括美方顾问、军事教官、情报共享，以及在黎巴嫩军队针对真主党采取行动并引发暴力反击时，提供火炮与空中支援。鉴于黎巴嫩的国土面积远小于伊拉克，美国所需投入的资源自然也可以相应减少。真主党绝不会束手就擒，但若能获得美国这一层级的支援，黎巴嫩军队理应绰绰有余，足以将其击败并解除武装。

铲除真主党对伊朗而言将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这一事件将被视为“伊斯兰共和国”气数将尽的预兆，从而可能挫伤其安全部队的士气；一旦伊朗民众揭竿而起反抗现政权，这些安全部队便更不愿为政权卖命（即不愿去杀戮或甘冒被杀的风险）。事实上，黎巴嫩人民推翻真主党的壮举，或许还能激励伊朗人民效仿其勇气，奋起抗争。

扭转胜算

流传着这样一个著名的故事：每当有人向拿破仑举荐军官以求晋升时，在列举完该军官的资历与功绩之后，这位皇帝总会追问一句——此人是否“走运”。毫无疑问，川普的一生可谓好运相伴。或许，正是这份好运，能为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带来其所期盼的结局——一个足以化解未来数年内可能面临的、更为严峻的伊朗威胁的结局。

然而，凡是涉足博弈，胜算往往总是偏向于“庄家”一方。在这场当前的博弈中，伊朗现政权便是那“庄家”，而美国所押注的筹码，则是伊朗政权的更迭。华盛顿必须竭尽全力扭转局势，将胜算拉向自己这一边；这意味着既要协助黎巴嫩政府拔除真主党的利齿，又要为伊朗民众发起的反抗运动提供直接的空中支援。若能双管齐下，美国便将拥有更大的胜算，一举摧毁那个令人深恶痛绝的伊朗政权——并在随后的局势演变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