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亚·拉斯特加尔（Roya Rastegar）是一位第一代伊朗裔美国人，也是“伊朗流散社群联盟”（Iranian Diaspora Collective）的联合创始人；这是一个致力于放大伊朗境内民众呼声的民主倡导组织。日前，她在《纽约邮报》遣责伊朗政权对伊朗女性的种种暴行。她呐喊：“伊朗女性只求重获1979年以前的生活”。请倾听她的控诉与呼声:

数十年来，伊朗女性一直引领着针对“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的抵抗运动——然而，在“史诗之怒行动”（Operation Epic Fury）的空袭炮火之下，她们的声音正逐渐消逝。

若想理解当下这一刻，你必须首先明白：究竟有何物已然失落。

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Mohammad Reza Shah Pahlavi）统治下的伊朗，女性早在1963年便获得了选举权——这甚至比瑞士早了整整八年；就在同一年，更有六位女性当选为议会议员。

20世纪60年代末，女性开始跻身外交界、司法界及警务系统，活跃于律师、医生、飞行员乃至政治家的岗位之上；大学校园里，更是随处可见她们的身影。

随后，1979年那场巨变降临了。

就在“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后的短短数周内，女性法官遭到了解职；女孩的最低婚龄被骤然下调至9岁；而佩戴头巾（希贾布）则被强制规定为每一位伊朗女性——包括非穆斯林女性——必须履行的义务，违者将面临监禁与鞭刑的严厉惩处。

1979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超过十万名伊朗女性涌上德黑兰街头，举行抗议示威。她们的呼声震天撼地，她们的诉求正义凛然。

然而，当权政权先是对此置若罔闻，继而强行压制了她们的声音，最终更是围绕着女性的身体，构建起了一整套制度化的“性别隔离”法律体系。

这绝非遥不可及的陈年旧事。

一个现代化、受过高等教育且日益趋向平等的伊朗，曾真切地存在于许多人的亲身记忆之中。

正是“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夺走了这一切。而自那时起，伊朗女性便始终在为夺回这一失落的国度而顽强抗争。

2022年，“Jin, Jiyan, Azadi”（女性、生命、自由）这句口号，成为了伊朗当代抗争运动中那坚不可摧的精神脊梁。

当22岁的玛赫萨·吉娜·阿米尼（Mahsa Jina Amini）因被指控佩戴头巾“不合规范”而遭“道德警察”殴打致死时，整个国家瞬间被愤怒的火焰点燃。

抗议浪潮迅速席卷了全国超过285座城市，无数女孩走上街头，焚烧手中的头巾以示抗争。

跨越一切族裔、阶级与代际的鸿沟，伊朗人民空前团结，共同发出怒吼：要求终结“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对他们生命所施加的那种令人窒息的钳制与扼杀。

而当权政权所给出的回应，却是既有预谋又极度残暴的：数千人惨遭杀戮。

许多女性被蓄意射击面部、胸部及生殖器——这构成了一种持续且明确的、针对女性的定点惩罚模式。

那些在所谓的“荣誉谋杀”中惨遭致残或杀害的女孩；那些在狱中遭受逮捕、胁迫、强奸乃至酷刑折磨的女孩……这种暴力并非偶发事件。

它被明文写入法律，并塑造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而且，这种状况已持续了整整46年。

然而，直到本月美军的一次空袭——击毙了165名身处米纳布（Minab）某海军基地内学校里的儿童，且其中绝大多数是女孩——西方女权主义者才突然爆发，发出强烈声讨。

这些儿童的遇难无疑是一场骇人的悲剧。

但是，对于那些被“巴希杰”（Basij）民兵近距离射穿面部、或是尚在稚龄便被强行贩卖为童养媳的女孩，若此前一直保持沉默；而今却对那些死于美军炸弹之下的女孩大声疾呼——这绝非真正的女权主义立场。

这不过是披着“悲悯”外衣的政治把戏罢了。

伊朗女孩的生命价值，绝不应因行凶者的身份不同而有所增减。

此刻在伊朗境内，女性正承受着层层叠加的恐怖煎熬。

我在当地的消息来源——一个由独立记者和社会活动人士组成的网络——尽管面临当局蓄意的互联网封锁，仍通过不稳定的VPN连接，以简短、零碎的信息片段与我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

一位身在德黑兰的女教师向我描述了经济崩溃所带来的沉重日常负担：经济形势之严峻，已到了寥寥数件杂货便索价70美元的地步。

对于穷人而言，他们所面对的已是她口中唯一的形容词——“浩劫”。

她描述了自己深夜惊醒时的惶恐：分不清那声响究竟是炸弹爆炸，还是“巴斯基”（Basij）民兵的突袭；她深知，在缺乏防空警报系统的当下，战斗机的轰鸣声便是她唯一的预警信号。

伊朗女性对于空袭及外部干预的看法并非铁板一块；这种观点的复杂性理应得到倾听，而不应遭受歪曲或被政治势力所利用。

德黑兰城内的一些女性流露着一种严峻而疲惫的实用主义心态：她们感到，周遭80%的人已看不到任何通过内部力量实现变革的途径；尽管内心充满痛苦，但他们已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或许唯有外部施压，才是当下唯一能够打破该政权统治枷锁的力量。

一位女性坦言，她甚至希望唐纳德·川普总统能兑现其竞选时的承诺，推翻当前的“伊斯兰共和国”政权——这并非因为她渴望战争，而是因为她对德黑兰爱得深沉，不忍眼睁睁看着这座城市在慢性死亡中走向消亡。

然而，另一些女性却坚决反对空袭行动——且她们的反对并非出于对现政权的维护。

一位德黑兰记者描述了清晨空袭带给她的巨大创伤：整座城市弥漫着火药的气息，而她的一位密友甚至因爆炸声的惊吓而精神崩溃。

她向那些身处海外却为此欢呼喝彩的人们发出这样的呼吁：“请你们亲自来到这里，亲历这种生活，去真切地体会这种毁灭性的打击究竟会对鲜活的肉体与心灵造成何种伤害。”

另一位女性描述了这样一幕：她在电视画面中看到以色列民众在防空警报的预警下奔向掩体，人们彼此紧紧相拥——目睹此景，她的内心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苦涩与悲愤。

“我们没有防空掩体，”她说道，“我们没有防空警报。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根本不属于我们、一个只会对我们构成威胁的政权。”

“伊朗人民是如此地孤立无援。这种极度的屈辱感，足以令顽石为之消融。”自1979年以来，故事一直如此。

2022年亦是如此——当时，当德黑兰街头的女性正焚烧头巾以示抗争时，西方的女权主义机构却大多未能展现出与之相匹配的勇气。

2026年2月下旬的故事依然如此——当时，X平台（原Twitter）上的热传帖文将伊朗的自由运动贬低为一种充满嘲讽意味的色情笑料——声称这些女性“终于可以去搞OnlyFans了”；这种笑话所复制的逻辑，与当年“巴斯基”民兵如出一辙——那些民兵在开枪射杀抗议者之前，正是辱骂他们为“妓女”。

这不过是同一种“非人化”行径，换了一身皮囊罢了。

1979年走上街头游行的女性们，深知自己正在失去什么，并大声疾呼地将其公之于众。

而此刻身处德黑兰的女性们——那些被爆炸声惊醒、通过“星链”网络秘密传递证词、眼睁睁看着家人遭受威胁甚至摔跤手同胞被处决的女性们——她们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正经历着什么，也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她们想要回那个被“伊斯兰共和国”夺走之前的伊朗。

正如一位女教师所言，她们想要的是一个极其简单却又无比沉重的词：生命。

这个世界终于到了该倾听她们心声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