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國為鏡發展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4）

作者： 方鯤鵬

四、新版“兩個凡是”對美國的迷思

在毛澤東死後，曾短暫出現過“兩個凡是”，凡是毛澤東說的都是對的，凡是毛澤東指示的必須堅決執行。中國的自由派和互聯網論壇，現在流行着新版本的“兩個凡是”：凡是美國政府的政策都頂禮膜拜，凡是中國政府的政策都要罵。有些人歷史上吃過共產黨的苦頭，與共產黨有深仇大恨，持這種立場還情有可原；奇怪的是新版“兩個凡是”信奉者，其主體是沒有挨過餓，沒有經受過“階級鬥爭”高壓的新生代。

這些人批評中國，習慣把中共從早期罵到現在，然後以想象中完美的美國作對照收場。其實除了黨名沒有變，現在的中共和30多年前的中共已經沒有多少相同之處了。

在無產階級專政年代，人們對共產黨的怨恨是針對中共的高壓統治。那時候中共治下民不聊生，人們生活極端貧困，還要被迫高喊擁護共產黨，而且完全沒有法律保障可言，“革命群眾”半夜三更一腳踹開別人家的門衝進去打砸抄，也是合法的革命行動，人人生活在恐懼中，連說夢話的自由也沒有，夢囈中有政治不正確的語言也可以治罪。

現在人們對中共的不滿，主要集中在政府官員與資本勾結大規模斂錢的腐敗行為，而這類腐敗行為和腐敗的方式方法是伴隨着引入資本主義才滋生蔓延的。例如官商勾結利用政府項目牟利坑害納稅人的腐敗行為，在中共改革開放前不可能發生，因為那時連把政府項目放給私人公司承包的觀念都沒有。

本書收入的一篇文章《法官受賄濫判少年案》，詳細介紹了美國一個縣法院的兩位主管法官（首席法官）勾結私人監獄業主，利用手中的權力強行關閉政府擁有的監獄，改用納稅人的錢高價租用私人經營的監獄，而私人業主則回報法官280多萬美元的賄賂。更奇的是，這兩位主管法官讓行賄者把賄金全部打入老婆開立的皮包公司，一則掩人耳目，二則應對官員財產申報。

這種腐敗模式在中國境內現在也不陌生了，特別是把收來的賄賂打入老婆賬戶之技，很像中外貪官師出同門。其實非也，腐敗官員無需拜師，中外貪官也沒有在互相觀摩學習，腐敗乃是無師自通的學問，有什麼樣的環境，就會生長出什麼樣的模式。

因此，把中國現在出現的問題同中共的歷史問題混為一談，又認為全盤學習美國就能解決中國現在的問題，可謂因果錯亂的思維方式。

在過去60餘年，中國社會經歷了至少3次對於社會政治變革從熱切期望到極度失望的“硬着陸”，每次都受傷很重。第一次是中共建政初期，第二次是文革初期，第三次是文革結束時。由於官方和輿論誤導，加上民眾對變革不切實際的幻想，結果三次重重地摔在了現實的水泥地上。眼下的形勢正在醞釀着第四次“硬着陸”。政府官員口號式吶喊呼叫政治體制改革，新版“兩個凡是”推波助瀾，誤導民眾以為中國現在的問題都是因為政改滯後造成的，一旦政治體制改革了，民主選舉了，司法獨立了，就能根治人民深痛惡絕的腐敗問題，政府自然而然廉潔了。如果不能消除這些幻想，體制改革難以平穩進行，改革後民眾的失落感很可能造成社會更為動盪。

幫助讀者了解真實的美國，消除迷思，以便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期望從雲端上“軟着陸”下來，是這套書的主軸。作為導讀，下面扼要討論5個比較常見的對美國的迷思。

（1）由選舉產生的民意代表一定會照顧大多數人的利益

美國的民意代表就是議員，州一級稱為州議員，聯邦一級稱為國會議員。議員的主要工作是制定法律。議員由所在選區的選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如果認為議員為了能連選連任，一定會討好占人口大多數的普通選民，把他們的利益放在首位，在制定法律時向他們傾斜，就大錯特錯了（個別議員會把普通民眾的利益置於首位，不過我這裡只討論總體傾向）。產生這種思想誤區，是只看到人手一票，沒看到選民手裡的選票上是印着候選人名字的。其中的道理同前介紹的小布什和戈爾競爭總統的例子是一樣的，候選人如果沒有資本的支持，就不可能在黨內（民主黨和共和黨）選舉中獲得提名，名字就不可能印在選票上。因為同一個資本集團往往對兩黨的提名人同時下注，所以無論誰當選，都會維護這個資本集團的利益。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美國家庭健保費過去13年上漲速率是通貨膨脹率的4.42倍，民眾怨聲載道，但所謂的民意代表們熟視無睹，毫無作為。假手黨提名的形式，資本挑選了候選人，然後讓選民替資本背書，當選者聽命於黨、聽命於資本是必然的。

美國“股神”巴菲特，是富人中令人崇敬的高尚異類。2011年8月14日他在《紐約時報》上撰文，呼籲給美國超級富豪加稅。他在文章中說，去年（2010）他的（聯邦）稅率是17.4%，而他手下雇員的平均稅率為36%。巴菲特是超級大富豪，常年來名列世界富豪排名榜前三名，但法律規定他的所得稅率還不到他的雇員水平的一半。

這種大富豪所得稅率大幅低於中產階級稅率的法律，就是民意代表們和小布什總統制定出來的。具體說，原來股息收入和工資收入相同對待，採用累進制計稅，即稅率隨收入增高而增大。小布什任總統期間改成了股息稅率為15%的固定低稅率。當然他們可以說法律“公正無私”，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可是中下階層民眾的收入主要是工薪，而大富豪絕大部分的收入是股息收益，工資現金收入只占總收入微不足道的比例，所以出現普通職工的稅率是巴菲特稅率兩倍多的反常現象。

我還看到新聞報道，以豪華私人飛機作為上班的交通工具，汽油費有抵稅優惠。當然任何人都能享受這種優惠，可是能乘飛機上班的人有多少？也許可以占到萬分之一吧。這種為萬分之一少數人設計的優惠條款，居然還能在美國參眾兩院提出並順利通過。而現任總統奧巴馬一再要求國會取消一些“大富豪優惠條款”，卻是困難重重，至今毫無進展。這種鮮明的反差對比，可以很好地說明議員們的總體價值觀取向。

議員制定出專惠於少數富人的法律，還包括各種方便大型跨國公司避稅的法律，因此不僅大富豪的所得稅率低於中產階級，大公司的營業稅率也低於中小公司。這些法律大多很隱晦，文化程度不高的一般民眾看不懂，我粗粗涉獵了一些，直覺得不可思議，徹底扭轉了我原本也以為民意代表一人一票選出，會為普通選民謀利益的觀念。

順手接過“股神”巴菲特的呼籲，奧巴馬日前提出的目標是：“年收入百萬美元以上的富人，他們的稅率至少要與中等收入的受薪階層一樣。”人們一般理所當然地認為，富人所得稅率不會低於普通中產階級的稅率，所以奧巴馬這話聽上去可真是彆扭，卻不失為一個向社會道出富人享有稅務特權的好方法。

其實奧巴馬和民主黨也是半真半假，作秀意味濃厚，着眼於選戰；他們只能小打小鬧，不敢真正得罪資本。小布什時期推出的優惠富人政策，很多是臨時性法律，在奧巴馬上任後的第二年到期，當時國會兩院都是民主黨為多數黨，奧巴馬要讓優惠富人的臨時法律壽終正寢輕而易舉，但他還是簽字延期了這些法律。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