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鲲鹏：以美国为镜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完整版）

（重贴说明：本文2万多字，写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前，一个多月前分成多篇贴出，现在将结尾部分略作修改后，以这个总标题一次性贴出，方便不惮长文的网友阅读，也便于转贴者整篇转载。文中虽然略有几句谈到出版书的事，但并非是在做广告，因为那还只是一个设想。我的计划，边写边等待像亚马逊（Amazon）这类有信誉并能维护知识产权的出版商把电子书自费出版扩展到中文语种，然后委托他们自费出版电子书，所以至今尚未同纸媒出版社洽谈。然而，网友若认识正直的出版人，也希望能引荐。）

以美国为镜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

（代前言）

作者： 方鲲鹏

【按语：作者计划出版3卷本《方鲲鹏近距离观察美国》，本文兼作《前言》。】

目录

一、 名不正则言不顺

二、 社会发展阶段论能为中共理论困境解套

三、 中国在规章制度方面不能绕过的三道坎

（1）政府高级官员财产透明和信托

（2）民主选举产生政府

（3）司法独立

四、 新版“两个凡是”对美国的迷思

（1）由选举产生的民意代表一定会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

（2）民主制度下官员腐败少

（3）美国司法公正

（4）陪审团制度是最公正的审判制度

（5）民主国家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

五、 以美国为镜为戒构建中国特色的制度

一、名不正则言不顺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出处:《论语·子路》）。

孔子这段话讲解了名正言顺的重要性，指出名不正的一系列后果。翻译成现代语言，其意思大致为：名称不正确，说起话来就不顺当；说话不顺当，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指规章制度）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不知所从。

孔子这番“名不正则言不顺”的言论，正是今日中共窘态的写照。

中国政府长久以来反复宣称，“我们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早由邓小平在1982年9月1日为中共十二大作的开幕词中提出。然而，自其诞生以来的历史无疑宣示，这是挂羊头卖狗肉，名不符实。

仅从表达方式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也沦落为语无伦次了。从逻辑和常识来说，只有与众不同，才能称为“特色”。但是当今世界，除了中国，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只有朝鲜和古巴了，社会主义国家连“众”都没有，“某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从何谈起？

另一方面，世界上有众多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方式有共同属性。如果中国社会具有这些资本主义的共性，又具有一些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的特点，称“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就恰如其分了。

共产党的原教旨派一直信奉社会主义能焕起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因而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貌似完美，用自以为是的逻辑推演出的理论，忘了人的利己主义天然属性，因此在实践中不仅没有焕发起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反而引发普遍的懒散，也阻碍了人类的创造力，致使劳动生产率下降，社会供应极度贫乏。毛泽东在后期也看出了问题所在，但他采取的对策是强迫人民“斗私批修”，进行所谓思想改造、世界观改造。这种扭曲人性的强制做法使得情况更益恶化。折腾来折腾去，中共建政后用了30年的时间才终于完成了对这种社会主义理论的证伪过程。与此同时，世界上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朝鲜、越南、古巴、苏联及其众多卫星国，也个个都在证明社会主义造成生产效率低下。

中国接下来的30年又用实践证明，以利己主义驱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引发人类无穷的创造力，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导致财富的激增。中国的资本主义实践谱写了辉煌的奇迹。上世纪60、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曾创造了连续高速发展十几年的记录，被赞誉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奇迹。但它们同中国比较，是小巫见大巫了。中国以远比四小龙巨大的经济体，连续高速发展三十几年而没有减速，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伟业。而且中国只用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需要200多年才能达到的那种资本积累、集中和垄断的程度。

社会的政治制度可以分为民主体制、权威体制等。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社会的生产和分配制度，不应等同于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应在意识形态方面大作渲染。由于以前意识形态冷战的影响，中国创造了资本主义空前绝后的奇迹，但政府却羞于承认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西方右翼政客用“社会主义”的帽子作为攻击嘲笑政敌的武器。其实，生产上不去，说什么都是废话，利用资本主义的效率高速发展生产不可耻；而社会主义的平等理念有其合理性，嘲笑攻击平等诉求不见得光彩。

现在除了中国和另外一、二个国家，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资本主义”不是一个贬义词，也没带多少政治含义。中国政府抹黑“资本主义”这个词，是用意识形态在自己脖子上加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套，现在是解套的时候了。与其对外一个劲要求美国和欧洲政府承认中国为完全市场经济体国家，对内又硬说成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何不大大方方承认中国现在是资本主义国家？

如果能用资本主义方式搞生产，用社会主义方式搞分配，当然是最理想莫过了，但是这种组合只有待到乌托邦社会实现了才有可能。如果用务实的眼光看问题，而不是让意识形态痰迷心窍，即使是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的老革命家，对于资本主义也会作出比西方政客更为客观的评论。在中共建政后的最初一、二年，中共二把手刘少奇就到处宣扬“剥削有功论”。比如，1950年1月中共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向他请示工作时，刘少奇说：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要欢迎资本家剥削。现在的工人是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剥削他更痛苦。有人剥削他虽然痛苦，但总比较好一点，不会失业，有饭吃，虽然只能吃半饱，但总比没有饭吃好。安子文以中共组织部的名义，把刘的话用中央文件的方式传达了下去。

相隔了半个多世纪，刘少奇的这番话即使放到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美国环境下，居然还是很现实。眼下美国人大量失业，一职难求，而奥巴马总统正在为资本家不愿增加被剥削者愁眉苦脸，一筹莫展。

1952年后中国的意识形态日渐疯狂，很快刘少奇不但不敢宣扬剥削有功了，还得为说过这些话写检讨。邓小平是认同刘少奇的那套剥削有功论的，不过他要比刘滑头得多，毛泽东在世时不蠢动，毛死了以后又做而不述。曾看到报道，是关于“香港50年不变”的由来：

1983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时问大家：“‘九七’后香港实行资本主义还要继续多久？15年？”场内没有声音。邓小平又问：“30年？”还是没有反应。接着，邓小平伸出五个手指，提高嗓门说道：“50年？50年不变可以了吧？”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于是邓小平又强调一遍：“香港实行资本主义50年不变。”这时有人进一步问道：“50年是从哪一年算起？”邓小平回答说：“当然从1997年回归日算起，50年不变。”（据《环球人物》杂志）

邓小平一言九鼎，“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这一条款，写进了1990年公布的香港基本法。可是，还有死心眼的记者要打破沙锅问到底。在一次记者会上，有人问邓小平，“50年到期后香港是不是就要实行社会主义了？”碰到这种傻子提傻瓜问题，又碍于当时党内意识形态的贯性，邓小平只能支支吾吾回答，“到那时内地经济也发展了，香港更没有必要变了。”

现在来解读邓小平的回答就很容易了，其意思无非是：“内地那时候也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你说香港还要变个啥子？”

显然这位共产党的开国元老，中共的“核二代”（第二代核心），在上世纪80年代初已决心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他算计香港回归15年时，大陆内地也差不多完成资本主义化了，所以一开始他提议“九七”后香港社会制度15年不变。谁知没人懂他的苦心孤旨，只得30年、50年没有必要的往上加。邓的计算可真厉害，香港回归的第15年（2012年）还没到，历史早已证明这个期限足够让香港人解除疑惑，因为连傻子现在也能看出中国这些年来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所以，香港几年前就没有人再担心以后走哪条路这种问题了。

邓小平另一个了不起的功勋，是在辞世前搞定了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和年龄划线的规则。这“核二代”邓矮个，可真是块干大事的料。

二、社会发展阶段论能为中共理论困境解套

美国最高法院拥有宪法解释权，这些大法官妙笔生花，可以把二百多年前写的宪法条款翻出新花样，虽然解释后的意思与制宪者原意大相径庭，但只要貌似能自圆其说，别人就得照办，不得提出异议。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法律的解释比法律本身更重要。

中共理论现在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出路就在效法那些大法官，把老祖宗的教条重新解释一番。

中共经过30年的证伪后调转方向，全力发展资本主义，快速制造出比当年打倒的资本家更多更大的资本家。昨是今非，当然要面对“是不是还信奉共产党宗旨”的质疑，因此前几年中共想出了“三个代表”这一招。但是“三个代表”只是局部解决问题，而且有个致命硬伤，因为你自称“代表”，就有强加于人的嫌疑，人家一句话就能把你问噎住了：“谁让你代表了？”所以“三个代表”只好在开大会时提一下应个景，不能真正用来解决问题。

而近年来的发展已不单是质疑中共的正统性了，党内党外有越来越强烈的声音，呼吁中共改名换姓。呼吁者认为，既然中共在搞资本主义，就不要挂羊头卖狗肉，干脆改成与西方政党相似的名字得了。

改党名的冲击和风险太大了，当然不能轻举妄动。而且如果你把“共产党”名称废了，一定会有原教旨派共产党人捡起来拥戴，这就更不好拿捏了，那时你是镇压“共产党”、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还是容忍“共产党”存在？

面对一波又一波汹涌而至，愈演愈烈的正统性质疑和更改党名呼吁，中共苦于无应对良策，只有学鸵鸟，把头埋进沙堆里，不看不听不闻不应。

其实解套之道非常简单，可以说“草药一帖”就能使共产党理论起死回生，收放自如。

以上建议中国政府坦然承认全力发展资本主义，这是关键的一步，就像气功中打通任督二脉后，就可一通百通。

马克思学说中有社会发展阶段论，并且认为社会的发展阶段不可跳越。简单的说，要循序渐进，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再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换言之，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后的产物，又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

中共以前违背马克思理论，妄图跳跃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落后国家不必经过资本主义，可直接跳跃进入社会主义”，是列宁发明的修正主义理论），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结果越跑离社会主义越远。痛定思痛后重新起跑，这次是跑步进入资本主义。虽然跑的速度蛮快，但毕竟是刚入场，还是处在资本主义的低级阶段。

所以中共完全可以发挥这样的理论（党纲）：遵循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论，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任务是全力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为过渡到社会主义作准备；中共的宗旨一如既往，就是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由于资本主义阶段的长期性，这一终极目标的实现需要不可预期的若干代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衣钵，并且通过中国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种理论同“三个代表”一样，是在自说自话，但要高明得多。首先是整体覆盖，解决的是全局问题；其次没有硬充“代表”，又把争议性问题推向遥远的未来，这就可以无阻力地宣称，中国共产党人在若干代后一定能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宏伟理想。

如果中共正式宣布建设资本主义社会，自然会在党员中引起不小的震动和非议。但与其猪八戒照镜里外不是人，无止无休地面对更为棘手的正统性和更改党名的挑战，这是聪明的做法，是成本最低，获利最高的策略。

中国要有准备做世界政治和经济领袖的气魄和远见，坐不上第一把交椅，也要坐第二把。如果中国和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不在一个类别，却同朝鲜和古巴这等意识形态僵化、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的穷国为伍，称兄道弟，怎能在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担当起有号召力的领袖？而且哪一天突然间这两个国家也不姓“社”了，中国岂不成了社会主义的光杆司令，到那一天会有多么被动？再则，经济发达了，国民生活水准上去了，中国在继续同富裕国家做提供加工生意的同时，也会越来越多与穷国做购买原料、半成品、劳务的生意。做买卖就是要赚钱，就是要遵循资本主义的生意经，修建坦赞铁路的那种做生意方式，应当永远告别了。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化，是冷战式的思维。事实上，即使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实行的也是混合经济，按定义来看，这些国家中一些经济成分是社会主义性质。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招牌下现在可以实行同样的经济政策。但是世界上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越来越少了，“社会主义”这块招牌早晚不保，何苦不迎合世界之大势，却要孤独地“捍卫”一块渐行渐远的招牌？当然也不能骤然宣布换招牌，需要舆论准备，首先是去意识形态化。

正名顺言还关系到中国模式能否向世界推广的重要问题。虽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可以是相同的内容，无奈“社会主义”这块招牌没有了号召力，所以前者无法成为“模式”，供别国学习借鉴，而后者可以。至于“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的“中国特色”是什么，将在本文结束部分讨论。

三、中国在规章制度方面不能绕过的三道坎

既然是发展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一些收买人心的基本制度，就不能绕过。政府高级官员财产透明和信托、民主选举产生政府、司法独立，这些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必须设立的制度。虽然多半是表面文章，为的是哄老百姓，但有这些规定还是比没有好，而且如果有适当的压力和监督，还有假戏真做的机会，起到一些它们宣称的作用。

中国现在没有这三项制度，但一定会产生的，因为越是往后接任的中共“核X代”，就越少历史和现实的包袱，就越能明白这些规则的最大受益者是执政当局。希望“核五代”及其班子直面这几道坎，顺应时代潮流完成有关立法。由此享受青史留名的莫大酬报，何乐而不为？

（1）政府高级官员财产透明和信托

政府高级官员财产透明，是指担任公职期间他们的财产和收入要定期向有关部门申报，并向公众开放查阅。财产信托是为了防止官员利用掌握制定政策和获得内部情资的权力来牟利。例如台湾陈水扁老婆虽然重病缠身，生活不能自理，却是超级炒股高手，陈水扁身居高位时她选的每一支股票都赚得盆满钵溢。

这些措施是为了防止官员腐败，但因为是依靠他们的自律，所以算不上是个很重要的制度，也不见得很有效。例如，媒体报道美国现任财政部长和其他一些政府高级官员，在填写税表时曾经“忘了”若干应纳税收入。而陈水扁财产虽然被信托，但他老婆居然还能用信托的财产炒股，原来是“双轨制”信托，陈老婆还能吩咐信托机构买哪一支股票。

中国考虑制定政府官员财产透明的制度已有很长时间，至于政府官员财产信托的事还没有上议事日程。据报道，早在1988年全国人大就起草了一份《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1994年又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人大立法项目。到了2009年，监察部官员说“条件不太成熟，还在等待时机出台该项制度。(据2009年3月8日《京华时报》) ”而这两年关于《财产收入申报法》的进展，干脆无声无息了。

如果上世纪70年代出台《官员财产收入申报法》，应该不会有困难，因为那时官员同百姓一样，穷得叮当响，没有什么好申报的。80年代考虑这项立法时，在全国中下层官员中也不会有多大阻力，因为那时他们还算不上有钱人，摆地摊的个体户才是受人羡慕的“万元户”。而到如今，全国上上下下都“条件不太成熟”了。

官员申报财产的制度，在“核二代”时期就已经正式提出。这项提议受到民意的广泛支持，加之邓小平的权威，如果他真有心制定这个规矩，实在是轻而易举不在话下，但是“核二代”没有做这件事。“核三代”也没有办。“核四代”快要交班了，这项立法还是只打干雷，仍然处于研究之中。一项很普通的反腐败法规，居然会如此难产，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了。

邓小平是个伟大的政治扳道夫，他把中国这列阶级斗争为纲、无休止“继续革命”的疯狂列车，扳到以经济为中心、开放资本主义的轨道上。现在中国仍然是疯狂奔驶的庞然列车，所幸方向调转了，居然只用30年的时间跑完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200多年的路程，当仁不让坐上了世界经济体的第二把交椅，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起从未曾有过的显赫角色。中国能取得这些惊世成就，政治扳道夫邓小平功大莫焉！但是，邓小平开创了共产党权贵及其亲属子女捞钱的风气，他在历史上的评价会因此大打折扣。

政府官员财产申报的制度，实际上并没有重要到需要特别强调，但是因为中共承诺要出台，而二十几年了还没能兑现，才在此专门列出。“人無信不立”，政府更应该记住这条古訓，取信于民。

搞定这项立法，是历史送予“核五代”立“上马威”的契机，天赐良机，切莫错失。

（2）民主选举产生政府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成熟阶段后，用选举方法产生国家领导人，是一种使人民乖乖就范的有效法术。以美国总统选举为例，各资本集团协调后推出两个管家候选人，让老百姓挑选其中一个充作总统。因此无论选中哪一个，都是尽力维护资本的利益，只是程度略有不同而已。如果总统对资本利益百般体贴，却把国家管理得一败涂地，老百姓也只有自认倒霉，没有理由发难闹事，谁让你为他背书了（即“选举”他了）？真要闹事的话，政府镇压就像天经地义。

小布什和戈尔竞争总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两人可谓是美国的太子党成员，前者的父亲是美国前总统，后者的父亲曾是很有名望的国会众议员和参议员，担任过参议院一个专门委员会的主席。像小布什一样，戈尔也是沿用其父的名字，但老戈尔没有老布什那么大的名声，所以中文翻译小戈尔名字时，一般把“小”省略了。小布什和（小）戈尔都不孚民望，可人民别无选择，只能在两个很不中意的人中取一个。小布什败家子总统的名声，历史已经定格了，而戈尔也没好到哪里去，享有伪君子的大名。虽然戈尔曾代表家乡田纳西州出任过12年的国会众议院和参议员，但他越来越出格的虚伪、夸张、装腔作势，甚至连家乡的父老乡亲最后也忍受不了，在那次总统大选中把选票投给了小布什。这不是田纳西州人喜欢小布什，而是他们更厌恶戈尔。在美国历史上，一个总统候选人没有赢得家乡州的选举人票，如果不是绝无仅有，也一定是极为罕见。而那次选举如果戈尔获得了家乡人的支持，总统宝座就归戈尔，而不属于小布什了。戈尔的不孚民望由此可见一斑。

小布什接任总统那一年，美国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后有2,360亿美元的盈余；小布什卸任那一年，美国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后透支14,130亿美元，即当年平均每个美国人增加欠债4,710美元。小布什任内拼命为美国富人减税，推出多项有利于富人的优惠计划，导致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甚至于美国公司盈利增加而普通员工收入减少。

美国著名的民意调查中心盖洛普咨询公司在小布什任期结束前三个月，即2008年10月份，公布的调查数据尤为令人震惊，只有7%的美国人满意政府引导国家的方向。换言之，93%的美国人认为政府把国家导向歧途。盖洛普公司1979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从未曾见过美国民众对政府如此低的满意度。

对于这样一位祸国殃民、民望极低的总统，因为是“民选”的，美国人民没有任何途径可以赶他下台，只能在互联网上设倒计时钟泄泄愤，计算小布什下台的日子。而小布什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照常乘坐豪华空军一号飞来飞去度假。

由此看来，从民主选举中获利最大的是权贵阶层和执政者；权贵们推出两个自己人让老百姓去选择，而老百姓则被逗得真以为手上有一张神圣的选票。中国的情况更是简单，中共一党独大，又垄断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开放民主选举后30到50年内没人能玩得过它，在此期间不会面对有实力的挑战者。而开放选举带来的好处，能平息执政合法性的纷争，树立政府的尊严和权威，该怎么出手就怎么出手，用不着听到“茉莉花”三个字就胆战心惊。

那么30-50年后怎么办？这种问题就像当年问邓小平“50年后香港是不是实行社会主义了”一样幼稚。如果开放选举，即使发生中共成为在野党的事，那时候中国也已经是资本主义成熟阶段了，天不会塌，地不会陷。看看现代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高层玩政治的都是权贵，大家彼此彼此，上台下台乃是家常便饭，谁在台上都不会真正向权贵阶层的利益开刀，也不会搞清算斗争。而执政党下台变为在野党后，专事掣肘执政党的政策，因此其精英们仍有相当的权势，依然是权贵俱乐部的成员。

（3）司法独立

这个问题没什么好多说的。如果对于“法大还是党大”的问题，回答是党大，或者党就是法，法就是党，党法一家，那么就不需要司法独立。否则，司法不独立，就无从体现法比党大。司法独立的内容，当然也要包括法官独立于政府的行政权力和检察官办案不受干扰。

独立不等于放任。司法系统握有公权力，最容易成为恶势力的腐败目标，必须设有对司法系统的监督制度，否则恐怕会出现贪官审贪官，贪官越审越多。

中国如果实行民主选举了，最大受益者将是中共，可以通过选举把执政合法性的纷争凉到一边去。同样实行司法独立了，最大受益者也是中共。现在党政一家、党法一家，政府官员腐败了，党有责任，该骂；反腐败自然也是你的责任，不反腐败当然该骂；但反腐败也要挨骂，反多了要骂（贪官多证明政府腐败），反少了也要骂（贪官少证明政府庇护贪官）。反正中国在进入成熟的资本主义之前，以骂骂咧咧为能事的愤青愤老不会缺货。一旦司法独立了，这轰轰隆隆的炮声就可由司法系统去承受，虽然转嫁危机不太厚道，不过就权当是一种公众对司法系统的督促和监视吧。

民主选举和司法独立，对于维护社会正义起的作用，远没有中国自由派人士吹得那般天花乱坠。但是不设立这两项制度又万万不能，那无异于在社会上高高架起两台麻烦制造机，闹得国无宁日。

四、新版“两个凡是”对美国的迷思

在毛泽东死后，曾短暂出现过“两个凡是”，凡是毛泽东说的都是对的，凡是毛泽东指示的必须坚决执行。中国的自由派和互联网论坛，现在流行着新版本的“两个凡是”：凡是美国政府的政策都顶礼膜拜，凡是中国政府的政策都要骂。有些人历史上吃过共产党的苦头，与共产党有深仇大恨，持这种立场还情有可原；奇怪的是新版“两个凡是”信奉者，其主体是没有挨过饿，没有经受过“阶级斗争”高压的新生代。

这些人批评中国，习惯把中共从早期骂到现在，然后以想象中完美的美国作对照收场。其实除了党名没有变，现在的中共和30多年前的中共已经没有多少相同之处了。

在无产阶级专政年代，人们对共产党的怨恨是针对中共的高压统治。那时候中共治下民不聊生，人们生活极端贫困，还要被迫高喊拥护共产党，而且完全没有法律保障可言，“革命群众”半夜三更一脚踹开别人家的门冲进去打砸抄，也是合法的革命行动，人人生活在恐惧中，连说梦话的自由也没有，梦呓中有政治不正确的语言也可以治罪。

现在人们对中共的不满，主要集中在政府官员与资本勾结大规模敛钱的腐败行为，而这类腐败行为和腐败的方式方法是伴随着引入资本主义才滋生蔓延的。例如官商勾结利用政府项目牟利坑害纳税人的腐败行为，在中共改革开放前不可能发生，因为那时连把政府项目放给私人公司承包的观念都没有。

本书收入的一篇文章《法官受贿滥判少年案》，详细介绍了美国一个县法院的两位主管法官（首席法官）勾结私人监狱业主，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行关闭政府拥有的监狱，改用纳税人的钱高价租用私人经营的监狱，而私人业主则回报法官280多万美元的贿赂。更奇的是，这两位主管法官让行贿者把贿金全部打入老婆开立的皮包公司，一则掩人耳目，二则应对官员财产申报。

这种腐败模式在中国境内现在也不陌生了，特别是把收来的贿赂打入夫人账户之技，很像中外贪官师出同门。其实非也，腐败官员无需拜师，中外贪官也没有在互相观摩学习，腐败乃是无师自通的学问，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生长出什么样的模式。

因此，把中国现在出现的问题同中共的历史问题混为一谈，又认为全盘学习美国就能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可谓因果错乱的思维方式。

在过去60余年，中国社会经历了至少3次对于社会政治变革从热切期望到极度失望的“硬着陆”，每次都受伤很重。第一次是中共建政初期，第二次是文革初期，第三次是文革结束时。由于官方和舆论误导，加上民众对变革不切实际的幻想，结果三次重重地摔在了现实的水泥地上。眼下的形势正在酝酿着第四次“硬着陆”。政府官员口号式呐喊呼叫政治体制改革，新版“两个凡是”推波助澜，误导民众以为中国现在的问题都是因为政改滞后造成的，一旦政治体制改革了，民主选举了，司法独立了，就能根治人民深痛恶绝的腐败问题，政府自然而然廉洁了。如果不能消除这些幻想，体制改革难以平稳进行，改革后民众的失落感很可能造成社会更为动荡。

帮助读者了解真实的美国，消除迷思，以便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望从云端上“软着陆”下来，是这套书的主轴。作为导读，下面扼要讨论5个比较常见的对美国的迷思。

（1）由选举产生的民意代表一定会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

美国的民意代表就是议员，州一级称为州议员，联邦一级称为国会议员。议员的主要工作是制定法律。议员由所在选区的选民一人一票选举产生。如果认为议员为了能连选连任，一定会讨好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选民，把他们的利益放在首位，在制定法律时向他们倾斜，就大错特错了（个别议员会把普通民众的利益置于首位，不过我这里只讨论总体倾向）。产生这种思想误区，是只看到人手一票，没看到选民手里的选票上是印着候选人名字的。其中的道理同前介绍的小布什和戈尔竞争总统的例子是一样的，候选人如果没有资本的支持，就不可能在党内（民主党和共和党）选举中获得提名，名字就不可能印在选票上。因为同一个资本集团往往对两党的提名人同时下注，所以无论谁当选，都会维护这个资本集团的利益。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国家庭健保费过去13年上涨速率是通货膨胀率的4.42倍，民众怨声载道，但所谓的民意代表们熟视无睹，毫无作为。假手党提名的形式，资本挑选了候选人，然后让选民替资本背书，当选者听命于党、听命于资本是必然的。

美国“股神”巴菲特，是富人中令人崇敬的高尚异类。2011年8月14日他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呼吁给美国超级富豪加税。他在文章中说，去年（2010）他的（联邦）税率是17.4%，而他手下雇员的平均税率为36%。巴菲特是超级大富豪，常年来名列世界富豪排名榜前三名，但法律规定他的所得税率还不到他的雇员水平的一半。

这种大富豪所得税率大幅低于中产阶级税率的法律，就是民意代表们和小布什总统制定出来的。具体说，原来股息收入和工资收入相同对待，采用累进制计税，即税率随收入增高而增大。小布什任总统期间改成了股息税率为15%的固定低税率。当然他们可以说法律“公正无私”，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可是中下阶层民众的收入主要是工薪，而大富豪绝大部分的收入是股息收益，工资现金收入只占总收入微不足道的比例，所以出现巴菲特秘书的税率，是巴菲特税率两倍多的反常现象。

我还看到新闻报道，以豪华私人飞机作为上班的交通工具，汽油费有抵税优惠。当然任何人都能享受这种优惠，可是能乘飞机上班的人有多少？也许可以占到万分之一吧。这种为万分之一少数人设计的优惠条款，居然还能在美国参众两院提出并顺利通过。而现任总统奥巴马一再要求国会取消一些“大富豪优惠条款”，却是困难重重，至今毫无进展。这种鲜明的反差对比，可以很好地说明议员们的总体价值观取向。

议员制定出专惠于少数富人的法律，还包括各种方便大型跨国公司避税的法律，因此不仅大富豪的所得税率低于中产阶级，大公司的营业税率也低于中小公司。这些法律大多很隐晦，文化程度不高的一般民众看不懂，我粗粗涉猎了一些，直觉得不可思议，彻底扭转了我原本也以为民意代表一人一票选出，会为普通选民谋利益的观念。

顺手接过“股神”巴菲特的呼吁，奥巴马日前提出的目标是：“年收入百万美元以上的富人，他们的税率至少要与中等收入的受薪阶层一样。”人们一般理所当然地认为，富人所得税率不会低于普通中产阶级的税率，所以奥巴马这话听上去可真是别扭，却不失为一个向社会道出富人享有税务特权的好方法。

其实奥巴马和民主党也是半真半假，作秀意味浓厚，着眼于选战；他们只能小打小闹，不敢真正得罪资本。小布什时期推出的优惠富人政策，很多是临时性法律，在奥巴马上任后的第二年到期，当时国会两院都是民主党为多数党，奥巴马要让优惠富人的临时法律寿终正寝轻而易举，但他还是签字延期了这些法律。

（2）民主制度下官员腐败少

有一个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非盈利组织，称为“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是享有盛誉的反腐败和研究腐败问题的机构。这个组织每年发布一期全球清廉指数排名表，具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清廉指数采用10分制，最高分为10分，表示最廉洁；0分表示最腐败；8.0～10.0之间表示比较廉洁；5.0～8.0之间为一般程度腐败；2.5～5.0之间为比较严重腐败；0～2.5之间为极端腐败。

从该组织发布的清廉指数排名表看，民主体制与政府清廉度没有相关性。

在去年（2010）的排名表中（网址：http://www.transparency.org/policy_research/surveys_indices/cpi/2010/results），美国清廉度排名22，指数7.1，是一般程度腐败国家；中国指数3.5，是比较严重腐败国家，排名表上总共有178国家和地区，中国排名78，属中等偏上的排名。再看看其他国家。与美国相邻的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但是墨西哥排名98，指数3.1，比中国腐败；而加拿大排名第6，指数8.9，是世界上很少的廉洁国家之一。中国西南方的邻居印度，作为民主国家已很长历史了，排名87，指数3.1，比中国腐败。北方邻居俄罗斯，是个新兴民主国家，排名154，指数2.1，属于极端腐败国家。在阿拉伯国家中，非民主国家卡塔尔排名19，好于英国和美国；另一个非民主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排名28，同美国差距不大；而该地区的“民主”国家伊拉克，排名175，是倒数第4名。另一个美国扶植的“民主”国家阿富汗，也处在极端腐败国家中垫底的位置，在表上排名176，并列倒数第2名。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表现一般较好，但也不是绝对，希腊的排名与中国并列，意大利排名67，指数3.9，腐败程度同中国很接近。有理由认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较少腐败行为，是与这些国家法制比较健全，执法比较严厉等相关，而与民主政体关系不大。

需要指出，各个国家对于腐败行为的定义不同，也可能影响到排名。比如说，政府高级官员离职后，某公司给这位政府前高官100万美元，要他去游说政府，为公司的生意开方便之门或解除某项限制。这种事在中国属于腐败行为，但在美国就可以合法进行。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离国会山庄不远处有条街称为“K街”，那里聚集了全美最著名的政府政策游说公司。他们接受资本利益集团的委托，向政府行政官员（包括总统）和立法官员（国会议员）游说，推动政府制定有利于委托人的法规，或者阻扰政府出台不利于委托人的法规。游说公司的生意总是欣欣向荣，从来看不到衰退的阴影。虽然2000到2010年美国经历了两次经济衰退，但是资本利益集团化费在法规说客身上的钱却年年有增无减，2000年为15亿6千万美元，2010年增加到35亿1千万美元，是10年前的2.25倍。（资料来源：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http://www.opensecrets.org/lobby/index.php）

资本的天性是追逐利润，只有在回报率高的情况下，才会不断加码投资。收费游说国家政策的生意蒸蒸日上，那一定是效果卓著；而资本年投资政策游说的数额已达35亿美元之巨，并且每年增加投资，有理由相信资本收益回报也一定非常之可观。在这生意链的上界是资本，中间是收巨额佣金的法规说客，下界是民意代表（议员）和政府行政官员。当然说客不会手拿一个装满美元的信封去面见民意代表和公仆，那是犯法的。但是资本主义世界，一切都是生意经，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以为凭说客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能使国会议员推动一项立法，也未免太天真了。比较能在台面上看到的，是资本的政治献金（竞选捐助）许诺，至于幕后还有什么交易就很难说了。

付佣金政策游说、超高薪的法规说客、政治献金、竞选捐助、资本利益集团受惠的法规，有这些相辅相成的因素，不滋生腐败也难。不过合法化后，表面上就不算腐败了。

民意代表通过生意红火、赚得腰缠万贯的职业说客（掮客）来了解“民意”，然后推出为大多数普通选民着想的法规，你能相信吗？

（3）美国司法公正

美国有公共辩护律师制度，如果刑事案被告没有钱请律师，政府会指派一个公共辩护律师。因此中国民众大多以为美国司法公正，案件都得到公正的审判。事实上，美国司法系统不遵守规定，不按照程序，草率审理，冤、假、错案的比率非常之高。另一方面，美国囚犯的日子过得还算好，使冤、假、错案的为害略为缓和（当然这不包括死刑案的错判）。囚犯们不必做苦力，监狱里一日三餐，有暖气空调，看病治疗都免费，一些贫穷囚犯与其在外面生活无保障，还真宁愿坐监，也确实有不少囚犯刑满释放后再犯案，满不在乎重回监狱。

死刑案件是最重大的刑事案，人命关天，相信对死刑案的审判是最为慎重的审判。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从1991年起开始一项美国死刑案错误率研究，前后有十多位专业人士参与（以下称为“研究组”）。哥大学法学院这个项目调查了1973年以来所有已走完上诉程序的死刑案。由于美国的死刑案上诉过程常常要费时数年，所以项目虽然一直持续到2000年，但调查的案件只能截止到1995年。

经过9年的努力，研究组于2000年6月发表了一份名为《一个破碎的系统：美国1973-1995年死刑案错误率》的研究调查报告。（“A Broken System: Error Rates in Capital Cases, 1973-1995”网址：http://www2.law.columbia.edu/instructionalservices/liebman/liebman_final.pdf）

从1973到1995的23年间，全美的州和联邦审判庭总共判处了5,760个死刑，重大出错率有多少？10%？20%？30%？都不对。恐怕没有一位读者能猜得到：审判庭判处的死刑案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犯了严重错误，重大错误率是68%！

上诉庭驳回下级法院的判决，必须是下级法院审理过程中犯了严重错误。如果上诉庭发现下级法院犯的错误不严重，没有犯这个错误，案件的结果也不会改变，则上诉庭将维持原判。在5,760个死刑判决中，有68%的判决因为犯有严重错误而被上诉庭推翻，将案件退回审判庭。在返回审判庭进一步审理后，82%改判低于死刑的刑罚，7%证明完全是冤枉的。

研究组的报告归纳了上诉庭驳回死刑判决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辩护律师不负责，漫不经心，不寻找证据，甚至对被告提供的重要证据连看都不看；占第二位的是警察和检察官发现有利于被告的重要证据后偷偷压下，没有透露给被告律师和陪审团。

美国死刑判决有自动上诉或复核的程序，可以看成100%上诉。而一般案件只有大约10%的当事人会提出上诉。一般案件上诉后被上诉庭发回更正的比率约为10%。所以粗略地说，一般案件判决后的更正率只有1%，而死刑判决的更正率是68%。相差如此悬殊，是因为审判庭审理一般案件比审理死刑案件更为慎重，还是因为上诉庭审核一般案件没有像对死刑案件那么认真？

如果你不能否认“对死刑案的审判是最为慎重的审判”，如果你不能否认在死刑案件上表现也是漫不经心的公共辩护律师，不会在一般案件中表现得更为称职，就不得不承认美国“冤、假、错案的比率非常之高”。在我的一篇博文后有一位网友写了跟贴，可能是业内专业人士，他说作为公共辩护律师同时要接十几个案子，向政府计时收费又有很多限制，根本没时间照顾到这么多案子，而且多劳也不能多得，所以能省事就省事，尽可能让被告认罪了事。

美国是世界上少数存在“共谋罪”（Conspiracy）的国家。共谋罪是指如果两人或者两人以上共谋策划犯罪活动，就构成一项犯罪。共谋罪不需要你实际做了什么，只要你有犯罪的企图，就可定罪。

在美国，用共谋罪起诉十分常见，这是检方的最爱。共谋罪如果被滥用，十分可怕，因为这个罪倚重于证词，一般不需要物证，很容易入罪。有个人突然接到一个久未往来的好友老婆打来电话，哭哭啼啼地说丈夫被抓了，家里现在生活太困难了，打扫房间时发现丈夫留有几包毒品，你知道有没有人想要？可以很低价格出手。这个人看她可怜相，又是老朋友，碍着面子没有一口回绝，而是敷衍了事，“那我去问问，如果有人要，我打电话给你。”这个人连毒品也没看到过，就可定罪了。来电的是警方的线人，有心害你的，电话全被录了音，“共谋”贩卖毒品罪，有证人作证、有录音带作证据，你法网难逃。

很多政府的线人不是职业执法人员，而是有把柄落在警方手里的人。那个接电话中套的人，接下来可能面临这样的交易：与政府合作判10个月，不合作判10年。所谓合作，就是作线民，向其他人打电话设类似的圈套。如此这般，最后警方“挖出”了一个“贩毒集团”。

以上举例，是《我在美国坐牢 - 美国联邦监狱揭密》一书中作者的一位狱友讲述的案子，那位狱友还告诉作者，警方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为了向国会要求增拨缉毒经费。因此在美国生活，为避免落入圈套，只要有人与你谈任何一丁点儿违法的事，你唯一的选择是马上报警。

高瞻和薛东华的刑期所透露的信息，可以作为补充材料。高瞻是主犯，被控两项罪名，获判7个月。薛东华是从犯，被控的只是高瞻两项罪名中较轻的一项，但是获判12个月。不是法官重判了薛东华，实际上法官很想判薛东华的刑期不长于高瞻，并为此花费了几个小时搜索有关法律，但最后只能依刑法条例判薛东华最低的12个月。高瞻7个月刑期是检方向法庭建议的，理由是高瞻“提供了重要的合作”，而法庭批准检方的轻判建议，是司法惯例。由于薛东华没有“合作”可以提供，检方就留给法官按法律条款去判，所以就出现了从犯比主犯判得重的现象。另一方面，高瞻同检方达成认罪协议后，在互联网上发表《我的声明》，其中一句暗指“合作”的话意味深长：“有很多事我现在还不能说，但我所经历的这些惊心动魄，黑暗无比的逼迫，会有一天被说出来。”

（4）陪审团制度是最公正的审判制度

很长时间以来，我以为陪审团制度是最令人放心的审判制度，直到现在我还是认同陪审团审判的理念。但是，在浏览资料时，一些统计数据使我对陪审团的信心动摇了。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经由陪审团判决的刑事案件比率呈逐年减少趋势，到2008年，全美联邦法院的100件刑事案中有96件不经由审判，是通过认罪交易（Plea Bargain）结案。

如果以上“美国冤、假、错案的比率非常之高”的结论正确，由于认罪交易结案的比率高达96%，有理由认为一部分冤、假、错案的被告虽然没有犯被控罪行，但还是愿意认罪结案。这可以归结为两个因素：（1）被告觉得上法庭审判风险太大；（2）被告对于陪审团能否作出正确判断没有信心。

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可怕现象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当交易来做。立法部门充斥着交易，执法部门亦充斥着交易。即使是无辜的被告，面对检察官提出诸如此类的交易也不得不思量再三：你认罪就建议法官判1年，不认罪经由审判，如果被陪审团判定罪名成立，就建议法官判你10年。公共辩护律师则通常劝被告认罪，也并非没有道理：重要的不是你有没有做过这个事，也不是有没有证据，重要的是只要陪审团相信你做过，你就有罪；陪审团在大多数情况下相信的是检方，而不是被告，这是最重要的。

说服陪审团相信被告有罪，是检察官的工作。他们通过职业积累了如何打动陪审团的经验，在陈述案件、询问证人、特别是线民证人时，都有专业性技巧。如果被告是无辜的，但没有多少文化，又没钱聘请有名望的律师，在同检察官竞争说服陪审团方面将处于绝对劣势，接受交易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在毕汝谐编著的《美国联邦监狱探秘》一书中有这样一个案例：执法当局在午餐时包围一个贩毒集团的巢穴，将该集团成员连同一名前来送外卖的餐馆伙计一起抓捕关进监狱。按理说事情搞清后，这名餐馆伙计应予释放，但是这样一来警方就要负抓错、关错人的责任。所以这个伙计面临着可怕的选择：或者违心地承认共谋罪以求轻判，或者要求审判，由陪审团决定其命运。与此同时，贩毒集团成员们早已纷纷认罪并转为检方污点证人，餐馆送外卖伙计怎经得起这许多惯犯胡攀乱咬？审判席上岂非百口莫辩？这个伙计只有完全如木偶般听任检方及公共辩护律师的摆布，签署认罪协议。检方明知其无罪，却执意把他投入监狱两年。

从来没有听说死刑判决通过认罪协议达成，所有作出死刑判决的案件都是经由陪审团的审判。美国在23年里经由陪审团判决的5,760个死刑中，68%的判决出现重大错误，被上诉法庭推翻。这个统计数据值得深思，引出了随机抽取不具专业知识的陪审员能否胜任审判工作的疑问。

（5）民主国家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

在西方民主国家，如果你是个普通人，只要不触犯法律，你有自说自话的自由。不过如果你持非主流观点，想通过媒体传播你的观点，就会碰到穿越不了的玻璃墙，记者、媒体全对你置之不理；如果你把文章贴上互联网，会遭遇网站编辑的冷处理，很快沉底。这些倒不一定出于政府的旨意，而是资本使然。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事实上是社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资本经营的媒体和网站，会自觉接受“体制内”主流观点或“主导理念”的约束。

如果是个有点知名度的人士，发表非主流观点，很可能撞上砖墙。

2008年8月中旬，原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突然被革除职务，不能上电台主持播音了。在其他媒体披露了事情缘由后，德国之声8月30日在其中文网站上发表一份声明，称张丹红近来接受媒体采访时的某些言论与德国之声所秉承的主导理念不相符合，因此德国之声正在调查，在调查期间张丹红被停止在麦克风前的工作。

所谓与“主导理念”不相符合的言论，主要指张丹红8月4日以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不是代表德国之声）接受德意志广播电台采访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在过去30年中使4亿中国人脱贫，这是当代人权方面最大的进步之一。”

在各方声援下，9月底德国之声解除了对张丹红的“封口”令，恢复她电台播音工作，但中文部副主任职务还是革除了。

海伦•汤玛斯原来是各大媒体派驻白宫采访新闻的记者中最资深的一位，有57年的白宫采访经历，从肯尼迪到欧巴马的十位美国总统她都采访过。2010年5月27日，汤玛斯在行走时被一个不认识的人拦住，要求她谈谈对以色列的看法。汤玛斯随口说了五、六句话，主要意思是巴勒斯坦土地属于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应当离开那里。

那个人把这段对话的录像放上了互联网，立刻引起轩然大波，美国的主流媒体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讨伐汤玛斯。在录像传上网的第三天，汤玛斯被她所服务的新闻机构以退休的名义开除。

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1）张丹红和汤玛斯祸从口出的言论，不是发生在她们工作的时候和工作的场合，而是在外部接受采访时的谈话，表达的是个人观点，不仅属于言论自由范畴，而且还属于8小时之外享有个人自由的范畴，对她们的惩罚没有正当性。（2）讨伐张丹红和汤玛斯的人和文章，纯粹从政治正确或“主导理念”出发作批判，没有一个人、没有一句话质疑张丹红和汤玛斯的言论是否为事实。

以上事件还反映一种有趣的语言现象，在西方生活过的人见怪不怪了，不过对于住在中国的读者可能比较新鲜：不直接说停止播音工作，而是称为“停止在麦克风前的工作”；不直接说开除，而是称为“退休”。

上述两例是个案，可能还不够有说服力。那么“无声群体”这个词的发明和流行，就能说明问题的普遍性了。在美国说到“无声群体”，大家都知道那不是指生理缺陷不能说话的人群，而是指弱势群体。因为他们没有社会地位，媒体对他们没有兴趣，他们的意见不受重视，在社会上难以发表，逐渐地美国人普遍用“无声群体”（Voiceless People 或Voiceless Groups）来指代“弱势群体”（Vulnerable Groups）了。

“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种境界，只有在童话故事里会有，现实世界中是当笑话作幽默的，新版本两个“凡是”的迷思者们，居然信以为西方民主国家果真如此。

五、以美国为镜为戒构建中国特色的制度

支持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却无情揭露资本主义的虚伪和其他丑陋，看似矛盾，却正是我的基本立场。更进一步，我主张中国研究美国，以美国为镜学习美国。

国家只有富强了，才有可能对内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对外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这是一个竞争的世界，仍然是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在主宰世界，如果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不能站在世界前沿，再崇高的理念也是纸上画的饼。而在促使经济快速发展方面，现今世界还没有找到能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匹敌的其他形式，因此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际上是唯一的选择。

英国二战时的著名首相丘吉尔，曾经指出民主制度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其实资本主义经济何尝不是如此，以人的贪婪和利己主义本性驱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必然充满尔虞我诈、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等等问题。因此有必要无情揭露资本主义的种种丑陋现象，以期社会保持警觉，形成某种压力，包括舆论压力，约束资本的危害。

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宏观调控方面，自从向资本主义学习后已有长足进步，大有徒弟超过师傅之势。特别是在2008年世界经济遭遇金融海啸之际，中国政府应对能力和效率，远胜于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全世界有目共睹。但是在社会管理方面，中国政府仍然表现平庸落后，缺乏前瞻性，十分被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疲于奔命，亟需学习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有一个有趣现象。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曾经许愿但无力办到的社会安全保障系统，却在北欧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得到实现，它们在医疗保健、失业、退休等方面的社会安全保障系统，比当年的社会主义更像社会主义。如同中国不敢说是在发展资本主义，这些北欧国家也不敢说是在发展社会主义，而是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国家福利主义。可见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意识形态抹黑战的影响真是可怕。

理论上，学习这些北欧国家的经验，最符合中国宣称的发展理念。但实际上不可行。这些都是小国，人口少、国土面积小，又没有军备竞赛的压力，不需要负担庞大的军费开支，因此它们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十分有限。

综观世界，无论从正面意义还是反面意义，美国是最适合中国学习的国家。

从正面来说，其中一个重要方面，美国已建立了大量细致、具体、全面的法规，中国应当认真学习研究美国的法规，因为这些是在实际使用中的制度，可以进行观察评估，移植其中合理的、效果好的、适合于中国的法规，这能省下很多时间和精力。

从反面来说，美国资本干政的恶果已表露无遗。由于资本已经控制了国会，资本干政这病，在美国是无药可解了。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中国应从美国的经验中汲取教训，在资本主义的起步阶段，抢在资本侵袭立法部门之前立下严格法律，防止资本干政，由此来体现“中国特色”。

所谓“中国特色的某某主义”，关键词其实不是主词“某某主义”，而是修饰词“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的“中国特色”，是“发展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在“中国特色”刚提出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特色，社会贫富急剧分化后，如今官方刻意淡化这个明显与社会主义理念背道而驰的邓氏理论），可是官方羞羞答答欲盖尔彰，致使这个“中国特色”，成了模模糊糊无法摆上桌面讨论，却可以无限扩展的概念。“模糊战略”在前一段历史时期也许是必须的，但是眼下已走向了反面。中共多年来打左灯向右转已玩到了尽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含糊提法，现在左右不讨好，两头挨骂，应该考虑转换思路了。而“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可以是一个选项，因为这里的“中国特色”不再需要掩饰，故能具体定义和开放讨论，内容应当是抵制资本干政和坚守一些利国利民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

从学习美国、吸取美国教训的视角看，最重要的是阻止资本操纵立法机构。这个问题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依我看，北京人民大会堂入口处前，应树起一大石碑，上刻“资本不得干政”六个大字，警示世人资本弄政的危险。

老百姓和资本是利益有冲突的两大社会集团，政府据于其间协调双方的利益，然而政府并非超然的第三方，它是两大集团对抗中的产物。老百姓的武器是选票，资本的武器是金钱，老百姓人多，资本控制媒体，如果公平对抗的话，产生的政府可以比较公正地平衡双方的利益，达到资本主义效率和社会公正两者兼顾的良性状态。但是如果金钱渗透选举，实力平衡即遭破坏，选票的作用就大为缩水，成了民主的道具，选民投票是替资本做嫁妆，在“民主”外衣下被资本玩耍一场而已。“中国特色”的首要目标，应当是立法保卫选票武器的“含金量”和威慑力。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配不公是固有特征，但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调节，作二次分配，缩小这种不公平。可资本操纵立法机构后税收政策就不可能公平了，甚至于出现大富豪税率低于中产阶级，大公司税率低于中小公司的倒挂现象；政府即使国库没钱也不敢向他们增税，而是大肆举债，不惜做出巨债“遗产”留子孙的蠢事。“中国特色”要特别注重防止资本影响国家税收政策。

防止资本干政有很多方面，不可能在此一一列举。

防止资本干政最直接的举措，是限制资本的金钱武器。

美国在选举上化费天文数字，每次大选还刷新纪录，靠的是政治献金、竞选捐助。表面上政府省钱又搞活了选举，可那是饮鸠止渴。资本不会做赔本买卖，如果无利可图，只投入而没有回报，资本有什么理由对政治献金、竞选捐助乐此不疲，不断增加投入？美国对政治献金、竞选捐助、竞选费用等缺乏严格的限制，导致资本挑选“民意代表”、行贿受贿和卖官买官变相合法化、有偿政策游说、超高佣金的法规掮客、国家政策向大公司大富豪倾斜等等的弊端。大资本集团碰到分赃不均、瓜分市场不匀的矛盾时，代理人还可以动不动用瘫痪政府要挟。

中国应该制定世界上迄今对政治献金、竞选捐助、选举费用最为严厉的限制法规。国家要提供选举经费，对于个人和公司的可捐助额必须定得很低，不准宴席筹款（在美国，一张筹款餐券居然可以卖好几万美元），不准合照筹款，不准顶替捐助，等等。

各次选举要规定选举费使用的上限，而且这个上限要定得相当低，使得钱多了也无法用，一则不能让选举成为谁的钱多谁当选，二则可减少巨额浪费，节省地球资源。又不是搞选美或举行作秀大奖赛，竞选公职不需要华而不实的广告铺天盖地；这类广告极尽煽动煽情许愿之能事，却不好好说明候选人的施政纲领和实现途径。如果国家提供的选举经费和自筹款超过法定选举费用上限后，余额送缴国库，令候选人失去拼命筹款的动力。

谁要想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可以进行游说，但必须是无偿的，不能有金钱往来。付佣金委托说客作政策游说，不仅不能合法化，还要明文规定为刑事重罪。

总之，尽可能切断资本与选举、资本与官员的金钱纽带。这些规定听上去很出格，可是从美国的教训看，非常之重要和必不能少，没有这些措施就不能保住选票的“含金量”和威慑力，也就无从避免资本干政。中国应该在资本大举抢滩之前，先下手为强制定出这些法规，除了其中的金额限制可以随通货膨胀率调整外，还要规定修改这些法规的门槛必须高于一般的法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国教训可以为镜，防止资本干政是中国的后发优势之一。像美国资本干政的弊端明摆在那里，却无从革除了，因为国会山庄养虎成群，已难以动弹了。

在银行资本要求下，美国政府放松了对金融业的监管。可是在大型私人银行因贪婪酿出金融危机，把美国和世界拖入一场大灾难后，美国政府还得用纳税人的钱去拯救它们，因为这些银行大到不能倒。而这边厢刚刚输入救命钱，那边厢已经在用这钱发放超高额奖金了。几个月后这些没有救助就是倒闭命的银行，居然创造出发放红利的历史新高纪录。如此折腾后不过一年光景，金融业的危机又再现了。

要防止这类咄咄怪事，“中国特色”应绝对不容许有大到不能倒的私人企业。重要经济命脉（包括大银行）必须由国家控制，可以部分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由于中国尚有众多国有企业，“中国特色”还应明文保护这些国有资产不被变相瓜分，流入私人口袋；国有企业私有化应该有公平合理的市场价格，不能贱卖。

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命题下讨论怎么构建“中国特色”，是一个开放的大课题，无需躲躲闪闪了，不过全面讨论这课题非本文力所能及，以上仅仅是提供一些思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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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鲲鹏近距离观察美国》计划出版三册，文集性质，每一册可以单独阅读，每一篇亦独立成文。各篇长短不一，若借用小说的篇幅作参照，则计划以中篇为主。

作为“前言”的本文，原是一篇思想随笔，写于2011年8月，因为其内容能解释撰写编辑这套书的动机和目的，所以略加修改后代充前言。然而，除了《代前言》外，全书不从事政策研究，不作时政分析，而是将林林总总观察到的各种隐蔽的美国现象和事件，通过资料的发掘和展示，用抽丝剥茧的叙事方式表述。简言之，是“以美国为镜为戒”作为主要内容的实证研究和写实作品。

全书注重知识性，特别是在法律和司法领域方面，努力介绍大众读物中难以寻觅的知识及体验。希望在美留学、工作、移民的读者，或者虽然无计划赴美但想深入了解美国的读者，读后会感到这套书有所帮助，有保存参考的价值。在选材方面，尽可能择取具有类似于小说故事情节的真实事件为素材，以增加趣味性与可读性。一些刑事案件，写述评时仍在扑朔迷离发展，实时跟踪过程有不少悬念，最后犹如情节跌宕起伏的侦探故事了。在文风方面，忌空谈，重实证，每一篇都力求严谨，让事实和数据说话，绝无虚构，务必以能作为资料保存的严格标准落笔。

“近距离观察”的含义，看人所未看的意思，会比较侧重于阴暗面现象，因为它们往往隐藏在表象后面，近距离仔细观察才有可能发现真容。披露美国的这些现象，从积极方面说，是希望中国掌握后发优势，防患未然，避免重蹈美国的覆辙；从消极方面说，是展示中国的前景，供人们预作心理准备。伊甸园式的乐土在这地上的世界本不存在，人们应当务实地了解西方世界，以免自由派精英们鼓吹的社会在中国悄然而至时，因为与期望落差太大而徒增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