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美国刑事案件97%未经审判是人治的标志

用法治精神办案，就应当严格按照法律和事实，类似的犯罪行为，应该得到近似的处罚。本文前面介绍的几个著名案件都有一个特征，案件的结局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比如陈果仁的案子，被害部分，谋杀案化为误杀案，凶手只获缓刑。而侵犯公民权部分，第一次审判获有罪判决，判刑25年；第二次审判获无罪判决，免于刑事责任。又如丹齐格大桥射击案，同一事件中犯同样罪的嫌犯，有些获判38年以上，有些获判不超过8年。一个案子两次审判的结果，或一个案子中有相同行为的被告之间的判决结果，尚会相差如此之远，毋庸比较相似案情的不同案子了。

滥用辩诉交易，是造成案情相似的案件，结果南辕北辙的重要因素。陈果仁被害案，凶手与检方作了辩诉交易后，谋杀案变成了误杀案；而不作这个交易，将以谋杀罪起诉和审判。丹齐格大桥射击案，同检方作辩诉交易的被告比不作辩诉交易的被告，刑期至少减了四分之三。玛丽莎·亚历山大案，被告拒绝了检察官提供的认罪处3年刑期的交易，结果被判了20年。

司法案件处分高度不确定性是人治的标志，这个命题大多数人都能接受。滥用辩诉交易是造成这种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这个命题大多数人也能接受。但是我如果利用以上几个案例宣称，美国实行的是人治司法，而不是法治司法，就不够有说服力，因为凡事都可以找到例子，用举例的方法证明结论，有很大的质疑空间。

然而，如果我的这个结论有统计数据支持，就站得住了。根据美国司法部的统计资料，2010年全美联邦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中，97%是通过辩诉交易结案，只有3%经由审判结案[1]。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一个国家，只有3%的刑事案交由法庭审判，而检察官在97%的刑事案中，兼职法官和陪审员，事实上拥有起诉、举证、审判事实、量刑惩罚的四位一体权力，还能说这是一个健康的司法系统吗？因此，统计数据“97%”，就证明了这个国家的司法系统滥用辩诉交易，具有明显的人治特征。如果这种现象发生在非民主体制国家，早就被国际人权组织严词谴责了。

滥用辩诉交易，腐蚀败坏了司法风气，不仅使司法市场化，充斥了讨价还价的气息，还让说假话大行其道。

美国的法律规定，辩诉交易是一种在事实无争议情况下的快速结案方式，但是被告通过辩诉交易定罪，还是通过审判定罪，将受到同样程度的刑罚。

一般来说，量刑权属于法官，除了极少数的认罪协议会写明辩诉双方同意的刑期条款（检方偶尔会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敲定重要的污点证人，丹齐格大桥射击案中，经辩诉交易后的认罪协议可能就是这种类型，所以法官很恼火，指责“这些认罪交易，将本法庭的手束缚了。”），其余都是在认罪协议中声明，由法官决定刑罚。

于是，检察官和辩方的律师明明私下讲好认罪的交换条件，即多少刑期和罚款等，法官也明白这些花样，但是在向法官递交认罪协议时，检察官、被告、法官三方要一起演一场虚伪的法庭戏。

法官问：你认罪吗？

被告答：认罪。

法官问：在你签署认罪协议过程中，有人答应过你什么条件没有？

被告答：没有。

法官问：如果你不认罪而要求审判，如果审判裁决你有罪，你是否知道，你现在认罪后将得到的刑罚，同审判后得到的刑罚一样？

被告答：知道。

法官问：有没有人强迫你签署认罪协议？

被告答：没有。

法官问：就是说，你认罪是完全自愿的？

被告答：是的。

大致上就是这几个标准化问答，一问一答，都有录音或录像记录，存档。只要其中一个回答走样，这协议就黄了，法官将当场拒绝认罪协议。当然，在上庭前，律师一定会教被告怎么回答。

讽刺的是，在被告回答前，法官还要被告手按圣经宣誓说真话，而紧接着，法官就心照不宣地接受被告说假话。“辩诉交易”这个专业名称，字面上就有进行谈判交易的意思，实践中当然涉及交换条件，可是法庭上法官还要假惺惺问被告有没有谈条件，而被告则要在圣经宣誓下说假话：“没有。”考虑到每个与检方达成认罪交易的被告，都要经受这番一问一答，而达成认罪交易的案件占总体案件的97%，这可以视为是美国法庭上的大规模造假活动。

如果被告实话实说，说出签署协议时检察官答应了什么什么，这就犯了江湖大忌。检察官勃然大怒，断然否认，并宣布撤销与被告达成的认罪协议。检察官回去后就会修改起诉书，不仅增加起诉罪名，而且这新增的控罪比原来已有的还重许多。如果经审判后罪名成立，法官判刑恐怕也会格外重，你坏了江湖规矩嘛。

如果法庭上这场戏没出差错，假定检方和被告律师达成的口头协议是3年，在法官批准认罪协议之后，还没作出判刑之前，被告律师会写封信给法官，找出一些减刑求情的理由，然后请求判被告3年。接着检察官方面表示不反对3年刑期。于是法官就宣布判3年。实际上，这个刑期时间是辩诉交易双方私下讲好的认罪交换条件。美国的法官，都是律师或检察官出身，对辩诉双方这些名堂，当然一清二楚。

偶尔也会发生，法官没有按照被告律师请求的、检方不反对的刑期判。这时，被告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检方不会留下答应过什么条件的证据（如上所述，只有极少数的认罪交易写明辩诉双方同意的刑期条款，那些是例外）。被告在认罪协议上签字后，命运就完全掌握在检察官和法官的手中，已失去任何抗争的途径。我一直很惊奇，检方事后不守信用，或法官不按辩诉双方私下达成的协议判刑，这些意外的发生率很低。可能像做生意要讲信用一样，检察官和法官把这事儿当生意做，配合默契，信守辩诉交易的潜规则，所以生意越做越大，达到了“市场占有率”的97%。而另一方面，辩诉交易总体上也有益于检察官和法官，省了他们很多事。

辩诉交易的结果，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辩诉双方的能力与实力，取决于辩方律师的能量，即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特别是同检察官方面的关系。所以，相似案情的不同案子，辩诉交易的谈判结果，天差地远不足为奇。而有能耐和有能量的律师，都是穷人没有经济能力聘请的高价律师。

辩诉交易过程中，有许多不能摆上桌面的潜规则，如果被告没有律师，则检察官根本不会同被告谈认罪交易。一方面美国的司法和法律十分难懂，如果被告没有这方面的基础知识，会出现鸡同鸭讲的局面。另一方面检察官担心直接和被告谈判后，被告不懂江湖规矩，在庭上捅出了不该公开的谈判细节，出现难堪的局面。而通过律师间接谈，即使被告在庭上捅出这些内容，不仅检察官否认，辩方律师也不会承认，这也是不成文的江湖规矩，除非律师不想吃这碗饭了。在这种司法氛围下，形成许多只有业内人士明白的潜规则，没有律师的刑事被告，寸步难行。而在实践中，公共辩护人的主要功能，其实是帮助检察官说服被告认罪。从辩诉交易结案达总案件97%的事实看，设公共辩护人制度，最大受益者可能是检方，而不是被告。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通过辩诉交易结案的比率一直在上升，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一些美国资深法官十多年前就针对越来越多的辩诉交易大声疾呼，指出没有审判的司法系统无法使人民信任法院，而处理得当的审判是法院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之一。他们认为美国法院需要稳定的审判流，因为只有通过适当的审判，才能教育民众遵守法律。

尽管所有的人，即使是法官或检察官，都认为辩诉交易盛行不是一个健康的司法现象。政府也常拨款，资助研究如何扭转之道。然而，辩诉交易结案率上升的势头，在美国势不可挡。上世纪80年代中期，辩诉交易的偏高应用，已经引起一些法学家和法官的担忧了，以1984年为例，该年全美联邦法庭辩诉交易结案的比率是84%[2]。去年我写文章查找到2008年的资料，这个结案比率达到96%。今年写文章再查资料时，发现美国司法部统计局公布了2010年的资料，这个比率更上升至97%。难怪有美国学者惊呼，美国原有的司法系统不复存在，已变为一种谁也不认识的怪物了。

评估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纵向比较更有意义。美国的人权状况，上世纪60年代比50年代有进步，70年代比60年代有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以后就固步自封了，至少我没看到过任何一份研究报告，认为美国现在的人权状况，比上世纪80年代有进步。相反，批评美国30年来贫富差距扩大，人权状况倒退的文章和评论倒是经常出现。最近一次是前几天，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史迪利兹（Joseph Stiglitz）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根据统计资料，过去30年，收入最高的1%美国人占有的财产份额成长了一倍，收入最高的0.1%美国人财产份额成长了二倍，而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停滞不前。他警告道，当局如果任由贫富矛盾激化，美国将走向二流社会，与第三世界的经济模式为伍。他还强调，美国经济已偏离自由市场的原则，贫富不均的问题终将使高收入富人付出代价[3]。

而司法方面的表现与此同步。一种有争议、世界上许多国家弃之不用的办案方法，这段时期在美国却得到发扬光大，致使97%的刑事案，检察官兼具法官和陪审员功能，并且可以任意决定案件是否起诉，以及起诉什么罪名和判多长刑期。这是人权状况倒退，美国弱势人群权利被削减的又一个标志。

美国政府不能再自封为人权的楷模；美国政府不能再把自己的司法系统吹嘘得如何进步，像个正义的化身；美国政府需要反思和反省。